中国赋税史-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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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制范围之内，政府统统课税，等于剥夺了经营者的生计，这样，平衡负担不过是一句空话，反而给人们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弄不好，还有被罚的危险。加以王莽任用的官员多系官商结合的豪族，如洛阳薛子仲、张长叔、临淄姓韦等，都是“乘传求利，交错天下”的大商人，他们勾结官府，朋比为奸，多方苛剥百姓。财政收入完不成，府库充实不了，又重罚于民，导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加速了新莽王朝的败亡。
第五节 秦汉的工商杂税
秦汉时期，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于税收，其中田赋收入又占很大比重。但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造成了汉代经济的繁荣，为国家财政提供了丰厚的财源。国家赋税收入品类项目，由汉初的田租、口赋、更赋、关市税、山泽税等几大项，扩大到武帝时期人头税、财产税（收益税）、消费税、专卖收入等很多类，税源之多，税目之广，财政的充实，是秦代以前各代所不能比的。根据史籍记载，秦、汉时期的工商税有缗钱税、车船税、贳税、贳贷税（上属收益税性质），关市税、牲畜税、盐税、铁税、酒税（上属消费税性质）以及山泽税和其他杂税等内容。
一、缗钱税、车船税
缗钱税和车船税，是汉武帝时期开征的一种新税。当时武帝对外用兵，军费开支很大，国家财政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而商人积货逐利，不佐公家之急，汉王朝乃根据“重本抑末”政策，在工商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对商人的缗钱和车船临时征税。这种税的特点，一是为了满足国家某一暂时的需要，属于临时性征收；二是专对搬运商货的车船及商人手中的现钱（缗钱）课阁，虽有税率规定，但带有捐的性质；三是征收的对象是商人（后来发展到所有车船主），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一部分。
（一）缗钱税：对商人手中积存的缗钱及货物所征的税。缗为丝绳，用以贯钱，一千钱一贯，缗钱税就是按贯征税。
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冬，“初算缗钱”。凡商人、手工业作坊主、高利贷者、放债取利者及囤积居奇、谋取盈利的人，都是征收的对象。
缗钱税的征收方法，首先由财产所有者根据自己的财物积存数额据实上报，官府经过查验，按率征税。对交易额（折钱）或贷款额，税率按缗钱计算，每二千钱一算（一百二十钱），税率为6％；手工业生产者和金属冶炼者，其用来买卖或储积待卖的物品，都要折算成钱，每四千钱一算，税率为3％；凡隐匿物品不估价陈报，或陈报数与实有数不相符的，除没收其缗钱财物外，还要罚犯税令者到边境服一年徭役。
（二）车船税：对车、船所有者征收的税。此税始于西汉武帝年间，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冬，“初算商车”。征收的对象为商人和除官吏、三老、北边骑士以外的其他车、船所有者。凡商贾的轺车（由一匹马驾驶的轻便车）每辆二算；其他人有轺车者，每车一算；如属官吏、三老、北边骑士，其占有的车不征税。五丈以上的船征一算。
汉武帝的缗钱令，首先针对当时的商人和手工业主，对他们所有的钱、物征税，其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又扩大了征收范围，凡豪家及中产之家的财产，包括缗钱商货、车、船、田宅、牲畜、及至奴婢等，均在征税范围，需要一一评定，汇总征税。这种做法，必须遭到豪富巨商的抵制；或以多报少，或匿而不报，不愿分财以应国家之需。其实，汉武帝早已估计到这个问题，颁布税法时，即有罚则规定。所以，当豪富巨商争相匿财时，汉武帝于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颁布告缗令，并任命杨可主持告缗工作，鼓励大家揭发检举偷、漏税之人；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还出赏格，对告缗者赏给查出财的之半。其结果，“杨可靠缗遍天下”，中层以上之前大抵皆被告，国家因此而得到大批财物。抄没来的财物上亿，罚没的奴婢千多万，没收充作公田的土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房宅亦相应没收。不过，算缗、告缗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因为商贾中产以上大多数都被告受罚，以至于破产，造成商民讲究吃喝的多了，从事蓄积的少了；同时，从事车船运输贸易者也少了，导致商品供应紧张，物价上涨。总之，它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从长远看，势必影响国家收入的增长。
二、贳贷税
指对出贷金钱或粮食所得利息所课的税，相当后代的利息税。
在汉代，商人势力很大，他们凭借冶铁煮盐，或巧取豪夺，积累了大量金钱，然后把这些钱出借，以获取很高的利息。为典型的高利贷者。
汉代的高利贷利息很高。高利贷者有时乘天灾税苛之际，收取加倍的利息，借一百还二百。由于利息率高，剥削残酷，所以，不少受高利贷剥削的人，陷入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的困境。
汉代的工商业兼高利贷者，通过苛刻的债息，获得了大量的财富，不少列侯封君，有时也不得不向他们借债。由于借债者多，利息很高，很多高利贷者转瞬之间成了亿万富翁，如《史记》上记载的无盐氏、宁成等都属于这种人。
汉代统治者对高利贷也作过一些限制，目的是维护自己的统治。据记载，旁光侯刘殷、陵乡侯刘新，都因“取息过律（率）”受到法律制裁。至于官储规定放债利息的最高限额是多少，史无记载。
除了限制放债利率外，官府还对高利贷的利息收入课税，这就是贳贷税。贳贷税的税率，在缗钱令以前，不得而知。但在缗钱令发布后，则要对其本金课以百分之六的税（二千钱一算），据此推算，缗线令前的税率不会超过百分之六。
由于高利贷能致巨富，在汉代，一些王公贵族也参与放债取息活动，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权，不向公家纳税。汉王朝对偷、漏税款的行为大力打击，偷、漏税款的即使是王侯之家，也要论罪。元鼎六年，旁光侯就因放高利贷不交税，利息又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受到法律制裁，只是后来遇赦才免除刑罚。
三、牲畜税
这是对牲畜所课的税。汉初，对牲畜并不征税。汉武帝时，因对外用兵，师旅之费不可胜计，国家财政开支不足，所以，在实行盐铁酒专卖，铸造货币的同时，也对牲畜征税。
牲畜税征课的对象，《西域传》上说包括六畜，即马、牛、羊、鸡、犬、豕。对马的征课，主要是因为武帝多次同匈奴作战，战马损失很大，有时一次战役要死伤十余万匹，为了补充战马的不足，曾鼓励或强制官、民养马，大量繁殖牲畜，后为发展到对官、民马匹的强制征收。
牲畜税的税率，汉成帝时为百分之二。即不分牛、马、羊，一律按头数折价，每千钱交税二十。至于猪、鸡、狗是否征税，史书上没有记载，翟方进传上也只列举了马、牛、羊三种，据此推测，汉代可能只对马、牛、羊征税。
四、关市税
关市税包括关税和市租三部分。
（一）关税
在汉代，关税属于通过税性质。包括内地关税和国境关税两种。内地关税是指对通过主要关卡的货物的征收；国境关税则是指同匈奴等民族通商贸易所征的税。
秦汉以前，设关的主要目的是检查行旅货物，以纠察违法行为。但是关卡之多，为各国商旅所不便。秦统一全国，为商业交往开通了道路。汉初，为了促进经济的恢复，“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以沟通各地财货，活跃城乡经济。文帝时，把关也撤掉了。景帝四年春，因吴、楚、赵、胶西、济南、淄川等七国联合发动叛乱，又复置诸关，但没有说明收税之责。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才有明文记载，在武关设官收税，不过税率不高，所收的钱，也不列入国家财政，仅供“关吏卒食”，所以财政意义不大。发展到东汉，关税日显重要，征收也较繁苛。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歪上台时下了一个诏文，指出关津加重征税，于商民不便，今后要减轻关津之税，恢复十一税率。可见，东汉末年，关税税率已超过百分之十。至于同匈奴设关贸易，主要是为维护民族关系，是否课税，如何课税，税率高低，有无优免，等等，史籍没有记载。
（二）市租
市租是对市肆商品营业额所征的税，具有营业税性质。
汉代，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走向繁荣。当时重要的城市，除长安是全国的政治政治中心（东汉为洛阳）之外，还有成都、宛、寿春、临淄、邯郸、江陵、吴、合肥等大商业城市；至于中小商业城市，更是遍于全国。西汉有郡国一百零三个，县邑千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东汉郡国、县、邑、侯国计一千二百八十五，这些地方都有市肆或集市，所以，对市肆征税，便成了汉代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
市税很早就有征收。汉初，在临淄即征市税，据说“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这里面可能有夸大之处，不过，也说明当时市税收入是不少的。
市税的纳税人，包括市肆上的有市籍者和流动商贩。由城市中主管市政和部政的市吏或市啬夫定期收纳，或到集市上随时收纳。对那些不遵法纳市租的商人依法律制裁。
汉代的市税收入，属于地方收入，专用于侯国封君的私奉养，归王室收入，不直接列入国家财政范围。
五、山海园林池泽税 是对山、海、江河、湖泊、草原、池塘、园圃、池 等的出产所征收的税。属于皇室财政收入或是封君列侯的私收入。它包括三部分：
（一）山泽税
山泽的出产，一般包括金、银、铜、铁、锡等矿产，珍禽异兽等特产，以及食盐、竹木等类。因为山林土地属于皇帝所有。因此，山林土地的出产物，也应归属于皇室收入。当人民进山采取山林出产后，国家按规定征收山泽税，用以解决封君的奉养之需。
在汉代财政收入中，山泽收入占有一定地位。据记载：吴地有豫章郡铜山，吴王濞则利用汉初放松对山海之禁的机会，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获利很大，因而国用富饶初放松对山海之禁的机会，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获利很大，因而国用富饶
（二）得自江河湖海的收入
得自江河湖海的收入，一般包括鱼、贝、菱、莲、藕、芦苇、花草、果木、菜蔬等产品的收入。此项收入，亦属皇室和封君收入。在西汉，少府置果丞、海丞各一人，主持收税工作。只是到了东汉，才把山泽税改属大农。
对江海池陂的征税，遇上凶荒年成，也有减、免照顾。如元帝即位初，关东大水，百姓饥荒，疫病流行，元帝乃下诏：“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税。”即允许人民在皇室管辖下的江海池陂里捕捞以救灾，对其收入不征税。
六、其它收入
汉代，除了向人民征收财产税、消费税，并通过专卖取得收入外，还让地方贡献和纳酎金。贡献，是指各诸侯王、郡国把他们本地生产的特产，定期或不定期地贡纳给帝王。贡献数量，由各诸侯、封君自定。但除了重灾之年经特许免贡外，每年都要贡献。
酎金，指皇帝在每年八月祭祀宗庙时，各诸侯在参加助祭时所献的金钱。从原则上说，酎金不具有税的性质。史载汉武帝制定《酎金律》，规定以正月旦作酒，八月始成，叫酎酒。此时，皇帝亲率群臣祠祭宗庙。诸侯必须献金助祭，交纳数额，诸侯、列侯各以其辖区的人口数计算，每千人献金四两，人口不足千口的也交四两。在参加助祭时，将金交少府。至于九真、交 、日南则用长九寸以上的犀角及 瑁甲一，郁林用三尺以上象牙及翡翠各二十，代替金四两之数。汉代黄金一两为六百二十五钱（黄金一斤值万钱），四两为二千五百钱。当然，这笔钱真正的负担者不是诸侯，而是人民。按规定，千口人分担四两，则每人为二个半钱，就这点来说，负担不算重。如果同别的负担在一起，那么人民的负担就重了。
汉代，对违反《酎金律》规定的，要给予程度不同的处罚，包括经济制裁和刑罚。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因诸侯所献酎金成色不好，重量也不足，结果，汉武帝命令“王削县，侯免国”，被夺爵者达一百零六人。
第六节 秦汉的赋税管理
一、财税管理机构
秦代，负责中央财政的官员是治粟内史，负责山海池泽之税以供给皇室的是少府。在地方，郡有守，县有令，负责各该管辖区的民政、财政之事。乡置三老、啬夫，掌教化、诉讼和收赋税。
汉初，负责全国财政的主管官仍叫治粟内史。景帝时改为大农令，武帝太初时改为大司农。王莽时改为羲和（后改为纳言），东汉时仍称大司农。一切财政税收事项，都由大司农汇总。年终造册报皇帝。大司农之下，又分设若干职事官，分管收入、储存、调度等工作。汉代在地方设太守总管一切，下有专管财政的丞，县有县令（长），管一县之事。县下设乡，乡有啬夫，他要了解全乡民户的贫富、丁壮的多少，土地的肥瘠和占有状况，然后按户等差、劳力强弱，评定各户应负担的赋役。史载“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至于乡佐，属乡的员吏，其职责则是具体办理赋税征收事务。
汉代还规定：凡郡县出盐多者设盐官，主盐税；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税物；有水池及鱼利多的地方置水官，主收渔税。所在诸县，均设置官吏办理有关事项。可见，盐官、铁官、工官、水官皆置于郡县，主要职责是负责对盐铁、手工、水产等项进行管理和征税。设官置署的原则是随事置吏，即根据需要设置机构。
汉代少府，其职责同秦代相同，在税政方面，主要是掌管对山林、园囿、江湖，以及大海等出产物的征税，这些收入专供皇室及封君生活之用。
二、税制、税法
秦汉时期的税制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它为封建社会国家税收制度奠定了基础，秦汉的税收制度不仅包括了征收对象、征收原则、税目、税率，还包括有一套优待、减免和赏罚措施。这在前面已介绍过了，这里不再赘述。
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自秦到汉，都订有一套法律制度，并且逐渐在完善，以适应新的发展的需要，维护新的封建生产关系。
秦国的成文法典，创始于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他以李悝的《法经》为基础，改法为律，称秦律。《秦律》包括的内容很丰富，从挖掘出的地下资料看其中关系到财政税收的，即有《田律》、《厩苑律》、《金布律》、《关市律》、《仓律》、《工律》、《徭律》等等。秦代《田律》规定：当农业遭受风、雨、虫等灾害时，要立即报告中央，近县派人送，距离远的由驿站送，必须在八月底以前送达，以便中央采取措施。又如为了保护自然资源，规定春二月不准砍伐木材；不到夏季不准烧草作肥；不到七月不准捉取幼兽、鸟卵和不准毒杀鱼鳌，等。《关市律》中规定：收纳市税《或市场管理费》时，必须当众把钱放入陶质钱罐中，令市者见其入；违反这一法令的要罚款。在《郊律》中规定：会计要定期清点财务，如果账目不清，物资有短缺，法律规定要罚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