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赋税史-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百五十石；用来交田租，按什一税率计算，为十五石；吃，平均每人每月一石半，则全家为九十石。剩余四十五石，每石折钱三十，计一千三百五十。社闾祠祭用钱三百，做衣每人用钱三百，五人一千五百，到此为止，已经亏四百五十钱。这还没有扬生病的医药费，死丧的埋葬费，亲友来往的礼物开支，以及国家的临时性征发。李悝算的账反映了战国时期农民在什一税率的情况下，已是入不敷出，至于秦代农民的负担，比战国农民负担更重。董仲舒说秦之“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闹得民怨沸腾，二世而亡。汉代统治者接受秦亡的教训，减轻田赋，十五税一，后又减为三十税一，这对地主经济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但汉代人头税很重，口赋、算赋、户赋、力役更赋，加起来是个不小的数字，对农民来说，负担不轻。后期，因国家对农民榨取无度，加以灾荒连年，农民无以为主，导致反抗四起。
第二节 战国时期赋税制度的改革
一、变革的原因
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作出更大的、根本性的改变：（1）要求在更大范围内，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允许土地自由转让和买卖；（2）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要求突破原有的耕作方法和管理方法；各国间商业交换，也要求消除各国道路关卡的限制，要求度量衡的统一，货币的统一；（3）各国为了保存自己，必须壮大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为此，要求改革和整顿财政制度，增加财政收入，改变旧的征收办法。这时，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理财家在各诸侯国王的支持下，在各国相继变法。
二、战国时期的赋税制度改革
（一）魏国的改革
魏是周威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正式建立的封建国家。为了地主阶级的利益，魏文侯即位后，在他统治的四十多年里，先后任用李悝、翟璜、吴起、乐羊、西门豹、卜子复和段木干等一批封建政治家、思想家进行社会改革。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魏文侯四十一年（公元前406年）李悝所进行的改革。李悝对财经的改革，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废除世卿世禄制，这是消除奴隶制的残余，为封建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第二，“尽地力之教”，考虑到魏国地少人多，要发展农业生产，就要充分利用现有土地，如杂种五谷，抢收抢种，在住宅周围种桑，田边的地角种瓜果等。他认为，通过勤劳种田，能使一亩地增产三斗粮食；那么，百里见方的地区就可增产粮食一百八十万石。这是一个十分好的措施；第三，行“平籴法”，由国家控制市场，防止粮价受价格波动的影响。魏国变法的结果，使它成为战国初年头等富强的国家。
（二）楚国的改革
在楚国，旧贵族势力较大，在改革过程中，地主阶级同奴隶主贵族势力的斗争十分激烈。楚卓王十九年（前383年），楚王下令求贤执行变法。楚国的改革家当推吴起。吴起是一位有名的军事家。他在任魏国的西河守期间，即重视开垦土地，增加生产，以充实府库。公元前390年左右，由魏入楚，任为宛守，后升为令尹（相当于相），主持变法。当时的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由于贵族掌握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大权，对新兴地主阶级十分不利，为此，吴起提出“损有余，补不足”，并强令把贵族迁到边远地方去，以“实广虚之地”。“损有余”是革除一些世袭封君的特权，精简国有机构，把无能的、无用的和不急需的官裁减掉，“补不足”是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扶植地主阶级。至于迁徙贵族，既收回了他们原有的封地，又有利于土地的开发，这对财政有好处。
（三）秦国的变法
秦国在变法前，各方面都很落后，旧贵族势力很大，国内矛盾尖锐，社会不稳定，对外还受到各国的排挤。迫于自存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秦国的改革，最早为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实行的“初租禾”，即不分公田私田，一律征收土地税，承认私田存在的事实。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商鞅建议孝公顺应社会情势，进行改革，富国强兵，成就霸王之业。孝公接受了商鞅的建议，任他为左庶长，推行变法。商鞅变法，前后共两次。第一次在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第二次在孝公十二年（前350年）。变法的内容中有关财政经济的改革主要有六点：（1）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和买卖。这是一次划时代的改革，它既为地主经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又因承认土地私有而一律征税，使国家财政得到好处；（2）不分贵贱，按军功赏给房屋和土地。把大量土地赐给新兴地主，加强地主阶级的社会地位；（3）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禁止游手好闲，弃农经商。凡因从事末业或不好好参加生产而贫困的人，罚作奴隶；（4）鼓励分居立户，禁止父子兄弟同家共业。一户有两个成年男子以上不分家的，加倍课赋；耕织收入多的，免其徭役。这对保证封建国家的财源和兵源，巩固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都有重要意义；（5）把山林川泽收归国家所有，按土地多少征收赋税，按人口帛人头税，按人口征兵，建立封建地主武装；（6）为了便于经济交流和便于国家征税划一了度量衡。
各国的社会改革，特别是商鞅变法，社会意义是十分重大的。这些改革打击了贵族势力，使封建制得到发展和巩固；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商鞅变法为秦朝最后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秦汉时期的田租、口赋和徭役
一、田 赋
（一）田制
经过地主阶级同奴隶主贵族的长期的斗争，至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秦政权宣布使“黔首自实田”，就是令地主和有田农民自动陈报所占有土地数额，按定制缴纳赋税。从这时开始，春秋后期开始出现的封建土地私有制，最后得以通行全国，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就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秦汉时期的农业生产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秦汉时期的土地占有方式，基本上分为两类：少部分是属于封建王朝的公田（或官田），大部分是属于私人（包括王侯、贵戚、达官显宦、富商、地主和平民等）占有的土地。为了促进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秦始皇宣布“上农除末”、“尊奖兼并”的政策，为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从此，地主可以大量兼并土地，“富者田连阡陌”的现象出现了。秦始皇所要达到的“男乐其畴（田亩），女修其业（丝织）”、“黔首安宁”的目的，实际上是要农民附着于土地上，努力劳动，听任封建王朝的摆布和地主阶级的剥削。
（二）田赋
1征收原则和税率
秦汉称田赋为田租，是国家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的土地税，属收益税性质。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为了巩固新创建的封建大帝国，整齐划一了全国从政治到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一系列制度，包括田制和赋税制度，由内史总管全国的田租收入，掌管粟米之征。秦始皇制定的“上农除末”“尊奖兼并”的政策，为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由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地主兼并土地受到法律保护，“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开始出现。无地少地的农民，“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除了承受地主豪强的沉重的地租剥削和提供无偿劳役外，还要按规定向国家交纳人头税，服繁重的徭役。秦代的田赋负担相当沉重，征收量达到三分之二，田租田赋，盐铁之利，相比之下二十倍于古。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生活极端贫困，造成社会生产的严重破坏。
汉初，刘邦面对经济凋敝，人民逃亡，府库空虚的残破景象，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确定了一条还兵于农、恢复生产、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方针具体到田赋，其征收原则是：“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田租一律用实物交纳，且实行轻税政策：汉初，定为“什五税一”，即税率为百分之六点七。在一般情况下，不能改动。到惠帝、高后之时，农民生活有所改善，但仍然困难，国库无所积蓄。贾谊指出“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晁错认为，在国家统一又无天灾人祸的情况下，仍无蓄积，关键在于’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他建议，薄赋敛，使民尽务农桑；“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广蓄积，实仓廪，备水旱。汉文帝刘恒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亲耕籍田，劝农课桑；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诏免“民十二年租税之半”，即三十而税一，成为定制。东汉初，因战争的影响，支出浩繁，田赋改行十一税率，即根据同一块土地连续几年的平均收获量，征收十分之一的税。当北方的主要地区得到统一，征收面积扩大；屯田收入有了增加以后，建武六年（公元前30年），又诏行西汉旧制，三十税一；直至东汉献帝初，循而未改。两汉的轻税政策，有力地保护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促进了封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东汉末年，由于封建割据势力的兴起，簿籍散失，人口流亡，临时按户征调随之而起，秦汉田租田赋制度因此而遭破坏。
2田赋的征课范围和征课方法
田赋的征课范围，为土地的出产物，包括粟米和刍稿，均以实物交纳。
田赋的征课方法：田赋的征课依据是土地册籍。核实土地数量的方法，秦代是“黔首自实田”，汉代是“令民得以律占租”，都是指农民自己申报。报告的内容包括耕地面积，大小人丁，土地产量等；经乡一级主管官吏（三老、啬夫0审查核实，统一评定产量后，再根据实有田亩数，评定的亩产量和国家规定的税率，求出应纳税额，登记入册，按户汇编，上报到县，经批准后，由乡佐组织征收。后来，因国家无事，社会稳定，在土地税收变化不多的情况下，为简化征收手续，就根据连续几年的征收情况，规定一个固定的税额，据以征收。东汉章帝建初时（公元76～83年），又根据山阴太守秦彭的奏议，号令把全国的土地，按照土地的肥瘠分为上、中、下三等，每一等根据连续几年的生产情况，确定一个平均收获量，对上、中、下三等不同的土地课以同一税率，这样，税率虽然一样，但每亩土地缴纳的税额不一样，这种分等定税的方法，对后也影响很大。
在汉代，田赋的征收，除了粟米之外，还有刍稿。刍稿是农作物的秸杆，用以充当饲料、燃料和建筑材料之用。有人认为刍稿是一种附加税。其实，从秦到汉，刍稿都是同粟米同时征收的，都应属于田赋收入的范围。如秦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209年）用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稿”。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公元56年）令“勿出今年田租刍稿。东汉和帝初元十四年（公元162年）因灾减免，两者都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刍稿属于田赋无疑。
对于少数民族的田赋，征课标准和方法又有所不同。据载秦惠王时，对巴中（今四川省东北部）的巴族，“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 （ｊｉā）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 （ｈｏū）”，汉代也据此征收，没有改变。又如对板 蛮夷（古代巴人的一支，居住在今四川东部）有“顷田不租，十妻不算”的照顾；即一户免收一顷田的田赋。免交十个妇女的算赋。可见，对边区少数族在田赋上是有照顾的。
3田赋附加
汉代的田赋附加，开征的时间见诸史料是东汉桓帝、灵帝时期。醒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因对羌族用兵等原因，耗费很大，开征田赋附加，用货币缴纳，每亩加征铜钱十文。这是田赋附加的开始。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因南宫遭火灾，烧毁殿堂多处，又广阳门外屋宇毁坏，需要修建，以此为名，向天下田亩征收附加税，亩收铸币十钱。这两次附加，都属于临时性质的征收。
二、口赋、算赋
汉代的口赋、算赋，对人征收，属于人头税性质。按人头征税，最先开始于秦代。据史载：秦代曾使税吏挨家挨户按人头数收税，用一种竹制的箕收敛，充作军费，至于是否有男女老少之别，收多收少之差，史无记载。
发展到汉代，人头税已经制度化，有算赋、口赋之分。
（一）口赋
汉代的口赋又叫口钱，征收对象是七岁至十四岁的少年儿童。汉代规定，凡适龄的少年儿童，不论男女，每人每年要交纳口赋钱二十，充作皇室收入。汉武帝时，随着军费开支的增加，为了弥补国家财政的不足，加重口赋的征收，纳税年龄提前到三岁即要负担口赋，征课额也增为二十三钱，增加的三钱作为车马兵器之用，即作为军费开支。由于口赋的加重，人民难以负担，致使有些民户生子辄杀，制造了很多惨剧。但这种严重的社会现象，却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一直维持到汉元帝元年（公元前48年），由于贡禹的建议，才又恢复到七岁起征。但口钱数额并未减少，每人每年仍征二十三钱。
对少数民族地区，也要征收口赋。如东汉时，对武陵蛮夷地区的儿童，每口收 布二丈。（二）算赋
算赋，是对成年人征收的人头赋。算赋的开征始于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当时规定：凡年龄在十五岁以上至五十六岁的成年男女，每人每年需要向国家交纳算赋一百二十钱，叫一算。作国家购置车马兵器之用。
算赋的税额，时有升降。汉初规定：一百二十钱为一算。文帝时，由于经济得到恢复，人口也有了增加，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在减轻田租的同时，也将算赋由一算一百二十钱改为一算四十钱，即调低了三分之二。武帝时，由于对外用兵，国家财政不足，算赋又重新改为一百二十钱为一算。以后，又数作变动，宣帝甘露二十年（公元前52年），以九十钱为一算；汉成帝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以八十钱为一算。
汉代的算赋，具有强烈的政策性，即是说，它征多征少，具体征收对象的确定都体现了国家的政策要求。首先，对少数民族有特殊规定：如对武陵蛮夷（指居于今湘西、鄂西地区的少数民族），每年大人输布一匹。对板 蛮人，除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等七姓不输租赋外，余户岁入 钱每口四十。其次，为限制商贾谋取暴利，在赋税上对商人加重征敛，每人每年两算，即纳二百四十钱；第三，为保障农业生产有足够的劳力，鼓励人口增殖，对家有奴婢课重税，每人每年两算，占有奴婢越多，纳税越多。为了鼓励生育，对晚婚者课重税，凡女子十五岁不结婚，到三十岁，分成五等，每升一等，加征一算，到三十岁加到五算，即一年要交六百钱。这种累进课税法，在税制上说来，也是一种进步。
三、户 赋
户赋是在封君食邑区域对民户征收的一种税。
汉朝，封了不少异姓和同姓王，并封给这些王侯一定的封国或封地。汉景帝后，列侯封君不领经费，以封地食邑内的租税供充俸禄。封君的收入包括在封地内征收的田租、户赋和市税领经费，以封地食邑内的租税供充俸禄。封君的收入包括在封地内征收的田租、户赋和市税
户赋按户计征，每户二百钱。因户赋由郡县征收后，直接输给封君列侯，所以也属于王室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