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真理的足迹-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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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图。直至1578年终于完成了这部名驰中外的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
它凝结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李时珍终生的辛勤劳动。全书共52卷，分
为16部62类，共载药物1892种，其中新增加374种，附方11096个，并附
图1160幅，规模比过去任何一部“本草”书都大。对每味药物均有集散、叙
述、产地、形态、气味、主治、发明以及附方，并有正误、栽培方法和生产
过程。这部巨著曾博得鲁迅先生的高度评价：“本草纲目实在是极其宝贵的”，
“含有丰富的宝藏”，“大部分药品的功用，却由历史的经验，才能够知道
这程度。”世界上把 《本草纲目》看做是伟大的医药学宝库和自然科学的百
科全书。
李时珍早在青年时代就专心钻研医药。当他医术闻名之后，被推荐到明
朝最高医府——太医院作为补缺。李时珍不愿与院内的方士、巫医同流合污，
并坚决反对他们“服丹成仙”的邪论。他向太医院提出要重修“本草”的建
议，遭到太医们的攻击，说他“擅动古人经典，狂妄已极”，并讽刺他为卑
贱者的“草泽之医”。李时珍在愤怒之下，即辞职南归了。
他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首先打破了历代御医、官医为封建帝
王、王宫大臣服务而把药分为上、中、下三品的旧框框，创立了为人民群众
容易接受的分类系统，采用“析族、区类、振纲、分目”的分类方法。在药
用植物方面，把植物分为草部、谷部、菜部、果部和木部五部，30类。如把
草部又分山草、芳草、湿草、毒草、蔓草、水草、石草、苔草、杂草九类。
这种形态、特性、生态和应用相结合的分类方法，是世界上分类学的创举。
是从人为走向自然分类法的尝试，比欧洲公认的植物分类学家林耐的《自然
系统》还早175年，而且内容还丰富得多。在药用动物方面，将动物分为虫、
鳞、介、禽、兽和人六部，基本符合动物的进化顺序。在全书的分类安排上，
先水、火、土、金石，其次是植物，最后是动物，这充分表现出由无机到有
机、有低级到高级的进化思想。
他对使用有毒药物主张辩证论治，既要看到有毒的一面，也要看到如利
用恰当可以治病的一面：他一方面批判方土服水银以求民生的迷信说法，“岂
知血肉之躯，水谷为赖，曷能堪此金石重附之物久在肠胃乎？求生而丧生，
可谓愚也矣”。“方士之言不足信”。但另一方面又强调其药效说：“其治
病之功不可掩也”，“此乃应变之兵，在用者能得其荣，而执其枢机焉”。
意思是说，此药在病变时可作应急之用，关键在于用药者要了解性能善于掌
握运用它。他有一定人定胜天的思想，他说：“是升降在物亦在人也”。既
指出药物性能有它本身的物质基础，又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加以改
变，关键在于认识药物性能和它的发展规律，不然就不可能对它们进行改造，
这就是他所说的：“此非窥天地之奥而达造化之权者不能至此”。意思是说，
若不能了解自然规律，想达到其对掌握运用，是做不到的。
李时珍具有自发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朴素的辩证法观点，这是他在科学上
能做出卓越贡献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初步认识到很多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
他说：“物理万殊若此，学者其可不致知乎”，“物之理性万殊，从之用舍
宜慎”。又说：“故天地之造化无穷，人物之变化亦无穷，肤学之士，岂可
恃一隅之见，而概指古今六合无穷变化之事务为迂怪哉？”意思是说，自然
界变化无穷，社会事物变化也是无穷的，学识浅薄的人，哪能以个人孤立静
止的看法，就认为宇宙古今的无穷变化是不可思议的怪事呢？这些分析是对
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形而上学观点的有力批判。
《本草纲目》写成之后，李时珍到处活动都找不到刻印的地方，迫切需
要这部书的人便只有用手传抄了，12年以后，南京一个出版商看到有利可
图，才刻印这部书。1593年，《本草纲目》还未全部刻印完毕，李时珍便与
世长辞了。他逝世之前，还希望明朝廷帮助刊印，使这部书能流传更广，造
福于人民。但当 《本草纲目》第一版（金陵版）刻印完以后，李时珍的儿子
李建元将书献给明皇朝时，明神宗朱翊钧只批了“书留览，礼部知道”七个
字，便被搁置起来。清代陈念祖在《医学三字经》中，诋毁它是“杂收诸说，
反神农本草经之旨”，并大肆叫嚣要把《本草纲目》烧毁，“方可与言医道”。
《本草纲目》的“金陵版”本是历史上极珍贵的文物和科学资料，但在国民
党统治时期，“金陵版”在国内几乎绝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
草纲目》才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本草纲目》早在明末及清初就传到日本和欧洲，视为自然科学的宝库。
1659年，波兰传教士布弥格首先把该书的植物部分译成拉丁文，称为《中国
植物志》，对欧洲植物学的研究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不久这部巨著就有日
文、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俄文等十余种文字的译本，流传世界各地。
在《本草纲目》中也有些缺点和错误：奴番木瓜（马钱子）有毒，而李
时珍说它“苦寒无毒”；还有“烂灰为蝇”、“腐草为萤”等错误论断。有
的地方还有些迷信色彩。这些，都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不可苛求于
前人。
瘟疫新理论
明末（17世纪中叶）集瘟疫学说大成的吴又可，他突破《内经》、《伤
寒论》等书关于瘟疫流行、治疗的理论，根据自己的医疗实践经验，写出了
有不同见解的《温疫论》（这里的“温”字和现在的“瘟”字意义相同），
这本书我国杰出的流行病学专著，给流行病防治理论和建立中医瘟病学说，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吴又可名有性，明朝末年江苏震泽（今江苏省吴江县）人。当时，由于
大规模农民起义，震撼了封建朝廷的反动统治，以及“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
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促进了文化科学的发展。崇
须十四年（公元1461年），瘟疫流行。山东、浙江、南北直隶（今河北、江
苏两省）流行更为严重。当时医家按经典方法治疗，多不见效，死亡颇多。
吴又可沉痛而深刻地批判医界泥古不化的害人思想说：“守古法不合今病，
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遵守古代的医法，不切合今
天的病情，把今天的疾病去同古代医书对号，根本得不出明确的论断，所以，
这样开方给药就不见效）“病愈急，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于是
他自己便总结同瘟疫作斗争的经验，“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
及其传变之体，平日所用历验之方”，经二年时间，写成《瘟疫论》二卷。
这是他勇于创新的胜利成果。
在吴又可之前，一般医家都认为瘟疫（热性传染）是六气（风、寒、暑、
湿、燥、火）不和引起来的。如《内经》《生气通天论》篇中说：“冬伤于
寒，春必病温。”吴又可却根据崇颂十四年大疫流行中自己的医疗经验，突
破千余年来的传统观念，创立新说：“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
及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 （瘟疫这种病发生的原因，不是风不是寒，不
是暑不是湿，而是感染天地间另一种“异气”发生的）。他把这种引起瘟疫
的异气叫做杂气。并且肯定它是一种物质，如他说：“气者物之变也”，“气
即是物”。但是，这种物质是人们的感觉器官所不能直接察觉到的。而且不
受时间地域的限制，人们感染后，就因气不同而得不同的疾病。如他说：“此
气无象可见，况无声无臭，何能得睹得闻。……其着无时，其看无方，众人
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更重要的是他对杂气特性的论述。第一，
他认为杂气多种多样，而且有特异性。他说：“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
杂气为病，一气自成一病。……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
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第二，他认为杂气有特适性。他
说：“盖当其特适，有某气专入某脏腑经络，专发为某病。”这也是对病原
各有特殊致病部位和作用的正确认识，已为现代医学事实所证实。如伤寒菌
寄居在肠道，引起肠伤寒；流感病毒寄居在呼吸道，引起流行性感冒等。第
三，他认为杂气侵入的门户是口鼻。他说：“时疫之邪，自口鼻而入。”第
四，他认为人感染杂气后，发病与否，同杂气之强弱及人体抵抗力之大小有
关。他说：“本气（抗病力）充实，邪不能入。……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
感之浅者，邪不胜正，未能顿发。”第五，他认为杂气有传染性。他说：“邪
之着人，有自天受之 （从自然界感染）。有传染受之（人间传染）……其年
疫气盛行，所患者重，最能传染。”吴又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有如上各
种正确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从19世纪中叶起到20世纪上半叶，由于细菌、病毒大量发现，欧美医
学才有关于流行过程的完整概念。而在300多年前，祖国医学界吴又可就提
出了较完整的流行过程（相当于祖国医学中的“疫”）的概念。他说：“疫
者，以其延门阖户，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 （所以叫做疫，就因
为它挨门逐户地传播，像古代派劳役一样，劳动人民，人人有份）此概念的
含义有二：一是一户之内或户与户之间杂气传播而成疫；二是如同封建社会
里服劳役，劳动人民人人有份，无免疫力者都可得病。
现代流行病学按流行强度将流行过程分为“散发”与“流行”。而早在
300多年前，吴氏就按杂气盛衰将疫分为两类：（1）疫（相当于流行）——
“大约病遍于一方，延门阖户，众人相同，此时行疫气”；（2）微疫（相当
于散发）——“其年疫气衰少，闾里所患者不过几人”。
现代流行病学将传染病分为烈性或甲类传染病和一般或乙类传染病。吴
氏在当时就按疫对人体之危害性将它分为二类：（1）常疫——相当于现代乙
类传染病之流行；（2）厉疫——相当于现代甲类传染病之流行。如他说：“至
于瓜瓤温、疙瘩温，缓者朝发夕死，急者顷刻而亡。此又诸疫之最重者，幸
而百十年来间有之，不可以常疫并论也。”
在流行病治疗方面，吴氏特别强调病因疗法。他说：“因邪而发热，但
能治其邪，不治其热而热自已。夫邪之于热，犹形影相依，形亡而影未有独
存者。” （由于感染邪气而发热，只要治理邪气，虽不治热，热也会自然下
降。邪气和发热的关系，就好像形体和影子互相依存的关系，形体没有了，
影子就不能独自存在了）他还进一步设想，致病杂气可用特效药制服它。他
说：“此受物之气以为病，还以物之气制之。……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须
一药之到，而病自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感受物质化生
的邪气而生病，还要用物质化生的正气去治疗。知道用化生正气的物质可以
制服邪气的道理，那么，一种病只用一种合适的药物，就可以治好，用不着
君臣佐使地配置、加减药物那样烦劳了）他这一大胆设想，已为现代医学中
很多实例所证明。如锑剂治日本血吸虫病，磺胺、抗生素治各种炎症等。
总之，吴又可在17世纪上半叶所著之《瘟疫论》中能大胆革新，提出上
述一系列科学认识，确是很宝贵的。这和他善于总结医疗经验，敢于突破传
统思想束缚的创新精神是分不开的。
王清任的解剖实践
王清任（1768～1831）字勋臣，河北省玉田县人，是清代的医生。他生
活的时代，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西洋科学文化不断输入，我国的科学
文化因之起了一定的变化，不少科学家一面继承我国的传统科学，一面吸收
外来的科学成果，而有新的成就。在医学方面也是这样，特别是西医以解剖
生理为基础，对于中医也是有影响的。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本来早就创造了解剖学，例如《内经》、《难经》等
早期医学著作中，就有很多关于人体解剖的论述。此后历代医书中，也都有
零星的记载。但因为传统礼教把人体解剖视为大逆不道，《孝经》一开头便
指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连一根毛发都不许
动，当然更不允许进行人体解剖了。所以，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我国解剖
学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富有创新精神的王清任，勇敢地冲破了当时传统观念的束缚，坚持同传
统势力作斗争。他认为在祖国医学上自古以来虽然有许多光辉成就，但根本
就不存在什么完美无缺、至高无上的“圣经”。他指出古医书对脏腑的记载，
存在很多矛盾，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例如，古人论肾，说肾有两个，
中间动气地方是命门，但又说左肾是肾，右肾是命门。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左右肾本来就是相同的东西，在这里却两立其名，这究竟有什么根据呢？诸
如此类的问题很多。王清任认为，所以存在这些矛盾和错误，就是由于缺少
解剖实践的缘故。他反对不做实际调查研究，不明人体内脏的真实情况，就
随便著书立说。他说：“著书不明脏腑，岂不痴人说梦。”在这种朴素唯物
主义思想指导下，为了认清人体的内脏，王清任渴望能进行人体解剖的观察。
在当时封建礼教严重束缚的形势下，想搞到一具人的尸体在室内进行解剖研
究是极为困难的。但他并未因此而灰心，总想找到实际考察人体内脏的机会，
立志把做为医学基础的解剖学推向前进。1797年，王清任正在河北滦县稻田
镇行医。那里正流行着小儿传染病，死亡率很高，穷苦人家多用草席裹着小
孩尸体，很浅地埋于义家内。尸体多半被野狗刨了出来，因此在义冢上露于
土外边的破腹露脏的尸体很多。一直渴望能亲自观察人体内脏的王清任，借
此机会，便下定决心冒着风险到义冢去解剖观察尸体。尸体大都被狗抓得残
缺不全，要想观察到一个完整的尸体很不容易。为了尽可能观察的全面，他
将残缺不全的尸体对照着观察。这样，他不辞辛苦地坚持观察了十天，终于
看全了30多个尸体的内脏。此后，他又在奉天（今沈阳）和北京三次去刑场
观察尸体。为了对照了解人体的构造，他还考察了许多家畜的内脏。
王清任的解剖实践是我国解部学史上第一次大胆的创新，这种实践本身
就是对孔孟之道的有力冲击。通过解剖实践，他纠正了古人对人体构造的许
多错误认识。根据解剖观察及行医经验，他写成一部具有创新精神的解剖学
专著——《医林改错》，对我国解剖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王清任在他的《医林改错》中，强调了人的“灵机记性”不在心而在脑。
对传统的谬论——谈道德，言理性，大讲灵机在心——严加驳斥。指出他们
“其言仿佛似真，其实脏腑未见。以无凭之谈，作欺人之事，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