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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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总司令前来观看美国人表演美式枪械，在院子里碰见我：“哈，小伙子跑到这里来当外交家啦！”
中央办公厅从西北菜社、边区菜社调来最好的厨师，为观察组烹调一日三餐。一开始，美军官兵都吃西餐，早餐每人两只油煎鸡蛋和油炸土豆片。他们喜欢吃开水烫洋葱和白水煮红罗卜。运输机从重庆运来五花八门的罐头、面包、黄油、饼干和饮料洋酒。厨房只用美国的酸黄瓜罐头做些酸黄瓜汤。餐厅的长条桌子上摆满了面包片、午餐肉、黄油片、牛奶和果酱。1940年我在胜利食堂学厨，知道一些西餐菜肴的做法，通过翻译，让飞机运来沙拉油和洋调料，做了土豆沙拉和几种西餐小菜。
包瑞德非常喜欢烧饼，一连吃了三天九顿，吃得我们几个管理员犯嘀咕。我说，劝一劝他，过个三五天再吃，以后还有带馅的烧饼。我让大灶厨师炒熟了核桃芝麻，擀成盐馅，给包瑞德烤了几只烧饼。包瑞德吃得高兴，把烧饼掰开让身旁的军官品尝，结果“惹祸”了，美国人都闹着要吃烧饼。好家伙，一次要烤几百只烧饼呀！
翻译带我去见包瑞德，说带馅烧饼就是他的主意。他满脸笑容，挑起大拇指：“OK，OK。”让我等一下，一起合个影。包瑞德转了一圈回来，用手比划：“照相机坏了，以后找机会照相。”
美军每人一套餐具，就是延安烧制的灰白色大磁盘，放在双层木架上，有每个人的姓名牌牌。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觉得美国人饭菜太单调了，决定给盟军朋友改善伙食。我们找美国人要了一只汽油桶，锯掉油桶的盖子，放火烧掉桶里的油泥，在油桶外圈用青砖垒砌了一道夹层，建了个大烤炉，烤起了羊肉和整鸡。我们宰杀活鸡，先用细盐腌透，再用香料汤浸泡，烘烤之前还要涂抹猪油，出炉的“延安鸡”皮脆肉嫩，香气儿冲鼻子。大厨把猪肉剁碎，加入调料，放入烤炉，烤成外脆里嫩，味道鲜美的碎肉饼。“延安鸡”和烤肉饼餐餐都被吃得一干二净，极受美军官兵的欢迎。延安厨师烤制的面包新鲜可口，从此，飞机再也不往延安运送面包了。后来，观察组的美国人也能用筷子吃饭，喜欢吃包子，饺子。那时，我们无偿供给美军观察组饮食。
观察组中方人员“近水楼台先得月”，时常吃些午餐肉罐头、黄油果酱，开了洋荤。杀猪宰牛剩下“下水”，厨师们大显身手，爆腰花、酱猪肝、脆皮大肠、水晶肚……伙食水平超过中共中央的小灶。我吃牛排猪排，觉得不如胜利食堂沙师傅烹饪的地道。
美军也有一个管理员，名字记不清了，大约叫什么“沃德”，他三十来岁，负责通知每天吃饭的美军人数。我忘不了“沃德”第一次送来午餐肉罐头。他左右胳膊各夹着十二磅重的罐头，走进我们吃饭的房间，然后用手比划着，让我们打开。他看没有人动手，就从口袋里掏出起子，当场撬开罐头，用餐刀划切，分给每一个中国人，说了声“OK”，满意地离去。“沃德”经常拎一只铁皮桶，里面装着各色罐头食品，送到中国人的大灶。
美国的番茄黄豆罐头酸甜可口，很多年以后，我还常常油煸番茄酱、加盐加糖加白醋，模仿美国番茄黄豆的口味，很受孩子们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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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的首批“外交官”（2）
“四八”空难后，我发现观察组里的中国人都有一只银白色金属茶缸，原来他们取了飞机残骸的铝皮，请新市场的白铁匠打制的。我对赵管理员说：“你帮我做一个茶缸，需要多少手工钱，我给多少。”
赵管理员：“要什么钱呀，多给白铁匠两块铝皮就行啦！”大约一月余，赵管理员送来一只大茶缸：“这个盖子最费事了，光它就做了两天。”铝茶缸雪白锃亮，泛着蛋青色的光泽，跌落地面上，蹦蹦跳跳富有弹性。这只铝杯，在我南下武汉时，被“战友”掩藏，收走了。
1945年1月21日，观察组惠特尔西上尉赴山西考察八路军，在太行山被日本鬼子杀死了。朱德总司令亲临观察组慰问，亲自题写了一块匾，将我们使用的餐厅命名为“惠特尔西纪念堂”。此时，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官方，以及八路军（共军）与美军的友谊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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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技工训练我驾驶吉普车
美国吉普车是二战中的宠物。1942年刚刚投入批量生产的吉普车，只两年多的时间，盟军部队普遍装备了吉普车。吉普车结构简单，坚固耐用，采用四轮驱动，马力比同样大小的汽车大了一倍，因此行驶速度高，牵引性能优良，爬坡能力强。美军吉普车在延安，同样发挥出神奇般的作用。美军观察组抵延安不久，运输机降落在延安机场，四辆崭新的草绿色的吉普车从飞机肚子里钻出来。观察组无专职司机，有时包瑞德上校也要驾驶吉普车去机场。
美军观察组的基建完工后，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具体工作，就天天泡在发电机房，帮助美军技工擦机器，摇飞轮手柄，给吉普车加注黄油，很快与美军技工成了好朋友。技工能说半了咯叽的中国话，他指着柴油发电机向我介绍：“狗头，发电机”。我一直不知道“狗头”是发电机的品牌，或是绰号。“狗头”启动困难，有时要请警卫班的战士来帮忙，大家轮番摇动飞轮手柄，个个气喘吁吁的，柴油机才不紧不慢地冒出黑烟，转动起来。
有一天，我和技工围着“狗头”发电机忙碌，包瑞德上校从外面走进来，拍拍技师的后背，说了句英语。技师站起身，平摊沾满油污的双手，意思是他太忙了，不能去开车。上校不时用手掌轻轻拍打自己的光亮的脑袋，低着头听技师讲话。技工指一指我，又说了一通英语。后来包瑞德抬起头望着我，嘴里不停地说OK，OK！
第二天，翻译把我和气象台的小徐还有警卫班的两名战士召集到一块。翻译说，现在美国人有四辆吉普车，没有专职司机，他们的那个技工要搞发电机，又要搞电灯线路，还要搞保养汽车，忙不过来。他们请求我们替他们开汽车。从此，我在美军技工的训练下，开始学习汽车驾驶技术。
在观察组的院子里，技工坐在吉普车上逐一讲解吉普车的操作机件和操作要领，翻译在一旁给我们翻译。经过几天的“理论学习”，我们去东关机场开始操练吉普车。为了安全，技工拆卸下汽车的挡风玻璃。我第一个坐上吉普车，拧开电门，左脚踩开离合器，右脚踩“油门”，缓松离合器，吉普车呜呜地叫唤，车身颤抖起来。技工在副驾驶的座位上大声喊着，翻译在身后提醒我操作要领，吉普车慢慢地动起来。技工高兴地竖起大拇指。我把变速杆挂到高速挡，同时狠狠踩住油门，吉普车飞速狂奔。只听耳边风声呼呼作响，转眼间，掠过桥儿沟，接近飞机场跑道的尽头。我想该转回去，松开油门，向左转动方向盘。没料到方向盘转动的太急了，车速又快。吉普车右侧两个轮子离开地面，忽地一下，来了个九十度的侧翻，横躺在飞机跑道上。我和技工，翻译被甩出车外，我们连滚带爬地站起身，互相望着满身满脸黄土的狼狈相，都哈哈大笑起来。
翻译和技工一问一答说了几句英语，然后对我说：“他说不怪你，没跟你讲要慢慢地打方向盘。我问他，你坐在一边也不帮小李一下。他说，刚才那个场面他也懵了”。大家跑过来，七手八脚地把吉普车翻身摆正。技工又仔细讲了转动方向盘的要领，让每个人都上车练了几圈。我们天天驾车去飞机场，只几天的工夫，大家都能熟练的驾驭吉普车了。技工让我们从延河滩捡了许多石块，他用皮尺量了距离，摆好各种路障，让我们从石头阵中穿行。技师常常在前面开车兜圈子，“中国学生”追上“美国老师”很难，但是我们还是竭尽全力去追赶。
很快，我们四个人都可以单独驾车，代替美国人去机场接飞机。不久，运输机又运来两部中吉普。不出车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在技工的指导下，围着吉普车压黄油，换轮胎，给电瓶充电，用齿轮泵加注汽油。当整备好汽车后，技工常常拿出照相机给我们拍照。他送我的十几张照片，可惜在东北的围场县遭遇土匪，全部销毁了。我们四个人也有合影照片，也不知道另外三个伙计还活着？他们手中的照片还在不在？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美军观察组撤离延安，留下的吉普车，后来被毛主席、周恩来转战陕北时用上了。
也不知道我的那位“美国教练”现在怎样了，要能够和他一起翻阅延安的旧照片，该多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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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尼西林、好莱坞电影和赫尔利将军（1）
盘尼西林、好莱坞电影和赫尔利将军分别代表着美国的科技、文化和政治，在六十年前，随着美军观察组的到来，美国的科技、文化和政治在延安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美军观察组的少校军医离开延安后，马海德医生负责美军观察组的医疗工作，他每周至少来一二次，给中美双方的人员看病。大餐厅就是马海德医生的临时疹室。一次，在我们管理员办公室，他小心翼翼地把手中五个小玻璃瓶放入医疗箱，兴奋地说，这回可解决大问题了。我问是什么宝贝，他说，是美军给的盘尼西林。
一个星期天，我闲逛到近邻的中组部，碰见王盛荣：“正好，正好！小李，你在美军观察组工作啊！你找找他们美国人，给我要一种药，好不好？”
我说：“那还不好办。”
王盛荣说：“小李，你等一下，我找一个人，写个条子。”匆匆离去复匆匆归来。
美军技师看了我带去的英文字条，点点头，转身就走。片刻，拿回十片白色的药饼饼。他用中国话问我：“少不？少不？”
“不少，不少，谢谢你了。”
美军技师拍一拍我的手，拍一拍我的肚子，又拍一拍自己的胸脯，表示再需要药片尽管找他。
王盛荣得了药片，高兴地手舞足蹈：“小李，你可帮了大忙了！”延安时代，几乎人人营养不良，体质虚弱，普通的腹泻、痢疾就能要了人命。几粒消炎药可以挽救一条生命，十分珍贵。
我几次遇见王茜和江青在观察组的柳树林子里跟美国人跳舞，王茜的英文极好，江青可以借助她与美国人交谈，顺便讨要一些西药。有时毛岸英也来凑热闹。
美军观察组成为延安人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中宣部的董纯才、柯柏年隔三差五来观察组搜集英文报刊杂志。我见他们吃力地怀抱大叠的书报，要用吉普车送他们回家，只有董纯才让我送过一回。
观察组的餐厅亦兼电影放映厅。银幕上放映的好莱坞故事片，豪华的别墅飞奔的汽车令人耳目一新；半裸的美女和男人女人的亲吻令人瞠目结舌……这些光怪陆离的画面和延安的艰苦环境有着天壤之别。我们低声嘟囔着，这都是些啥玩意儿！低级趣味！纷纷离开餐厅，丢下困惑的美国人自己看。后来，美国人似乎醒悟其中缘由，改为放映战争新闻纪录片，阿留申群岛之战、关岛登陆战、北非战场、诺曼底登陆战等等。成群的飞机、军舰、坦克、大炮在银幕上打得天昏地暗。我们又有了看电影的兴趣。观看“珍珠港事件”纪录片的时候，美国人用中国话说：“这就是日本人轰炸的后果！”。
翻译叮嘱我们，看电影时，愿看就看，不愿看就走，但是观影时不要笑，不要哭，也不要鼓掌。可是观察组附近几个学校的学员不知道这个规矩，他们看到银幕上一群群士兵，在猛烈的炮火下纷纷阵亡时，分不清敌友，只要看到死人就很高兴，兴奋地鼓掌欢笑。后来，有一位美军军官常常站在观察组的大门口，拦住外单位人问：你来干啥？对方回答：看电影呗！那位军官摇头说，今天没有电影。这些影迷们只好走了。
美军翻译有时也给我们做电影同声翻译，这是什么地方，进行什么战役。我记得，有一个记录影片连续演了三夜，美军太平洋部队进攻日军的一个总司令部，十几栋花岗岩堆垒的二层小楼异常坚固，日军拼命抵抗，美军伤亡惨重。
1944年10月的一天，很久没有来的鬼子轰炸机专门来轰炸美军观察组。清凉山上响起防空警报，大家都躲进窑洞。炸弹在观察组周围猛烈爆炸，声波和气浪震动窑洞的门窗。窑洞顶坡的黄土唰唰地流落下来。
日军轰炸机投弹的准确性比起1938年11月第一次空袭延安时差了许多。观察组院子里的气象观测楼，仓库，餐厅和吉普车都未中弹。只是这次投掷的炸弹很特别，弹坑很浅，弹片扩散的范围却很广，延河滩上种植的高梁，那浓密的高梁叶被弹片削得干干净净，只剩下笔直的一根根光杆儿。落入延河的炸弹爆起的弹坑增加了吉普车涉渡延河的困难，我们只好派出一名警卫战士下河探路，在水中弹坑附近插上标杆，作为路标。
日军轰炸美军观察组不久，美国特使赫尔利来延安访问。
赫尔利乘坐的大型运输机在机场停稳，机翼上四台发动机还在旋转，刮起滚滚黄尘，待黄风停息，机场跑道已被吹出四道长长的半米深的凹坑。我坐在吉普车上，望着从天而降的钢铁巨鸟，心中惊叹不已。吉普车旁周恩来副主席和包瑞德上校亲切交谈，等候迎接飞机上的美国客人。历史的瞬间就这样在身边掠过，人们却那样的无动于衷。
1945年8月，赫尔利第二次飞抵延安，来迎接毛主席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毛主席登上飞机之际，赫尔利又一次莫名其妙地嗷嗷地嚎叫，搞的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使在场的人们感到他把毛主席弄上飞机，实现了什么阴谋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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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尼西林、好莱坞电影和赫尔利将军（2）
毛主席去重庆四十多天，延安军民煎熬了四十多天。党政军各个单位天天组织讨论，议题就是：“毛主席在重庆，如果被蒋介石扣押，被蒋介石暗杀了，我们怎么办？”
赫尔利亲手结束了中共与美国的“蜜月”关系，为中美两国二十多年的对抗埋下了种子，在这一点上赫尔利也是历史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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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之前，获取卡宾枪情报
临近1944年圣诞节，观察组买来一头黄牛，准备屠宰了，做圣诞节大餐。黄牛很聪明，知道末日临头了，不停地低声哀鸣，眼睛里流出大颗大颗的泪水，真让我伤心。
我和翻译开一辆吉普车，两位美军朋友开一辆吉普车带两只卡宾枪，去南四十里铺的山沟里砍圣诞树。这天大雪纷飞，我们四个人穿着美式军用皮靴，笨拙地在没漆深的雪地上跋涉。进了沟口，转过一道山梁，看见满沟的森林，美国人高兴地大声喊叫，向上奔去，脚下一滑，两人都摔了一个“前趴”。翻译顺手拿过卡宾枪，让我背上。在森林边缘，一群山鸡受到惊动，呼啦啦地像飞起来。另一名美军急忙举枪射击，一枪一枪打了十几发子弹，也没击中一只山鸡。我从背上取下卡宾枪，也不瞄准，向天空飞成一个疙瘩的山鸡放了一枪，只见五颜六色的羽毛伴随片片雪花飘舞。嘿！还真蒙上了！我们一声欢呼，连滚带爬地捕住在雪地上挣扎的山鸡。
砍圣诞树时，这两位“老外”格外挑剔，一个说，这棵树大了，另一个又嫌树型不好看。左挑右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