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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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水平出生在海山市一个小市民家庭里，父亲是大字不识一筐的搬运工，从不知道性快感的搬运工半辈子吃苦负重，为的是能够有老婆传宗接代，这样才不枉来人世走上一遭。熬到快四十岁时，积攒起几千块钱的他求爷爷告奶奶地托人介绍从郊区讨回一个身体健康只是脖子歪了40度的女子做了老婆。平民家庭同样有他们的幸福，两人的能量释放过后不久便有了韩水平。在贫穷加苦难、缺乏知识氛围的家庭里长大的韩水平从小品咂着人生的苦难却造就了他发达的头脑，他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得出了“苦难很可怕，活得要体面，钱是好东西”人生的三点感悟。幼小的时候他便明白要改变这种尴尬处境，惟一的出路是学习学习再学习，这是自古华山的一条路，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懂事而不聪颖的他用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发愤读书一步步熬煎着走了过来，高中毕业插队一年后正遇到“教育回潮”，便登上了七十年代初和“张铁生”们一起赶考的班车。大学里上的是政治教育系，虽然整天批判孔老二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他从搬运工父亲的身上读懂了孔子思想的无比正确性。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海山日报社的他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从最基础的校对干起来，夹着尾巴做人，熬啊熬，熬啊熬，经过漫长的十几二十年终于熬到了副总编的位子上。凭他十万分的细心再加上丰厚的阅历，由他分管编辑报纸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关于这一点仇平稳也多次给予肯定。当然，俗话说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时间长了难免也会出点差错，那次报道全市农业工作会议的消息稿中，采访记者把市里调整产业结构准备种植30万亩经济林错写为“3000万亩”，然后是编辑、部主任直到在韩水平这里都顺利地放行。报纸刚送到市政府，市长秘书便打来电话转达了市长的质询，说本市拢共只有3400万亩耕地，你们报社宣传3000万亩农耕地都种植了经济林，老百姓可都吃什么？是不是以后改吃苹果了？张口结舌的韩水平红着脸无话可以解释。还有那次“国务院总经理”这样更严重的差错竟也是从他的眼皮底下溜过去的。对仇总的质疑他只能无话可说。不过办报纸特别是办党报，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便是硬道理，只要导向方面不出问题那永远不会出大的事情。负责报纸几年来，海山日报继承几十年来的办报传统，广泛宣传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的路线、方针、政策，传达各级政府的工作信息，弘扬主旋律，鼓舞全市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去。这样的报道似乎依然有些喊口号般的味道，可这样办报十分的平稳，也不会让官司惹上身，每年总还要有几篇新闻作品在大家戏谑“现代封神榜”的年度新闻奖评选中获得等次不同的省新闻奖，获奖品种也五花八门，既有消息、通讯，也有杂文、言论，有一届韩水平还获得了专门发给总编的“慧眼奖”。
一路飞跃过来的韩水平面对报社目前的可喜局面准备铆足劲儿抓住机遇，在自己关键的人生阶段实现跨度最大的飞跃。报社社长继续由黑明亮不死不活地担任着，眼看他的年龄离到站没几年时间了，此次的新任总编取代他便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事情已经很明朗，黑明亮当初被贬报社是因为参与残酷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谁叫他没有准确分析形势而站错队了呢？不然他一个县委书记也不可能屈就这样的位置。他继续这样名存实亡着。新总编的人选很有些讲究，报社毕竟是业务性很强的部门，总编的职位更是一般行政人员取代不了的，所以从外面派来总编的可能性不大，一定会在报社内部产生。按照最普遍的论资排队的用人方针，对韩水平来说最大的对手显而易见便是副总编余震，这家伙看起来五大三粗的，脑子特别好使，是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该如何搞定他，还真让韩水平颇费思量。
没有念过正规大学的副总编余震经历比较复杂，用他的话来说是好事没赶上，艰难困苦却是该赶上的一个不拉的都赶上了。他初中一毕业，就赶上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在农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艰苦劳作中，余震懵懵懂懂地初识“时事重重叠叠山，人心曲曲弯弯水”的道理。苦干两年后，他光荣参军进了西藏，在雪域高原战斗了三年，从部队复员后分配到海山当时比较著名的大型国有企业肉联厂，凭靠他健壮的体格当上了猪肉搬运工。繁重的劳动中，他对“叠叠山，弯弯水”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工作之余，别人在打牌喝酒，他却躲在角落里啃书本，寻找“颜如玉和黄金屋”。白天刚开完批判会，他连忙钻进肉堆里写报道，晚上车间里举办完赛诗会，他支起小炕桌连夜挑灯写稿子，折腾半宿写了改，改了写，天还不亮时便拿着稿子蹲在厂广播站门口等着投稿。由于基础太差，连错别字的关都没过，句子也写得前言不搭后语，自然十有八九放了“空枪”。失败中，他面对工友们善意的冷嘲热讽依然是从容对待，暗下决心要永不放弃。屡战屡败中他认为自己应该首先从文化课学习入手，尽快提高文化水平，于是他在紧张的工作之余骑着自行车先是找到当年的语文老师借书补习，而在平时则抓住一切机会蹭在厂部的红楼里，帮助人家打水、扫地、抹桌子擦板凳，赢得厂办秀才们的喜爱后利用间隙虚心请教。他的诚心终于感动了上帝，一年多后新闻稿子便陆续在广播站上不“脱靶”了，部分好人好事之类的小稿件也开始出现在《海山日报》上。像俗话说的是金子到哪里都要发光一样，是人才也大都不容易被埋没。果然，厂里发现了他这棵好苗子，马上调他进了宣传科，办板报、编厂刊，逐渐成为海山日报社的骨干通讯员，他经常参加报社举办的培训班，多次有幸和记者们一起采访，写起稿子来逐渐如鱼得水。毕竟厂里没那么多的新闻，他便把视野放得更为广阔，随身带着小本本，只要看见听见的都抓着挖着写，写的多了，见报率迅速得到提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百废待兴的国家到处需要人才，海山日报也筹划小报改大报，从基层通讯员队伍里充实编采人员，平素人缘极好、稿子也写得不错的余震如愿以偿地被选拔进了报社。成为正式记者后，他才真正知道啥是新闻，特别是听了一次报社从北京请来的资深记者的新闻课，更懂得自己写稿子的那点功夫其实是“石狮子的屁股不深深”、“老鼠尾巴上的疮没脓水”，于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他不顾妻子的反对，又继续“充电”，赶上刚刚兴起的电视大学的首班车。平素的日常生活里，他也很乐于为同事值班、出差、帮忙，连谁家修马桶、盖小房、搬煤块这类苦差事也总是不请自到，他常谦虚地说，自己本来是工人出身，干点活算个啥呀！凭靠着勤奋和刻苦，更重要的是人缘好的缘故，工作起点很低的他却一路毫无争议地从普通记者、群工部副主任、新闻部副主任、报社后勤中心主任、办公室主任直到走上了副总编辑的位子。
对空缺出来的总编位子，余震也是蠢蠢欲动的，官场是个大诱惑，面对官场这个大诱惑，一般人的欲望也会不断提升，很少有人对此无动于衷的。当年他最大的心愿是能当上正式记者，如愿以偿后他继续一步步自然而然地迈上了新的台阶，既然上去了便没有再退下去的道理。像有人说过的那样，官场是攀岩运动的运动场，费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立在了岩石面前而不动心的话，那他的心态绝对是不正常的，这里面的道理既朴素又简单，作为官场的运动员，你不往上爬的话，和自己处在一个起跑线上的其他人很快会把你甩下很远，此时呆站在岩石面前的你在这个以官本位为主来体现人生价值的社会里，一定会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嘲笑。因此，尽管谁都知道官场“攀岩”的最高峰是珠穆朗玛峰，那是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但进了官场的人还是身不由己地往上爬，哪怕前面是一个沙丘，只要爬上去同样也会有成就感的。报社虽算不上是正规的官场，但报社的潜规则和大小官场是相通的。
余震身上有工人阶级优良的品行，为人热情，乐于助人，性子很直爽，在什么场合都能仗义执言，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更不背后使坏，也正是他的这个性格在当今尔虞我诈的官场里显得更为难能可贵。所以，他的几次提拔都赢得了报社群众的最广泛拥护，顺理成章地成为最没有争议的干部。也有人对一无背景、二无金钱的他仅靠群众基础就能顺利地得到提拔感到不可思议，他自我解嘲地说，自己之所以能得到提拔，好比是爆爆米花时出现的几颗杂豆，在轰隆一声巨响后，当别的豆子都被爆成一模一样既美丽又灿烂的米花时，自己进炉子是豆子出来仍还是豆子，属于官场上比较少见另类的那种。有人戏谑地说，官场的潜规则是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在险恶的官场里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的，没有平白无故提拔人的道理，连一棵香烟都没有送过更甭说是送钱的余总的确是属于另类的、很有运气的那种少数派，这和买东西是一个道理，商场里不是经常搞什么买一送一活动，余震的副总编也全当是别人买的时候顺便搭送的。
仇平稳去世后，市委宣传部领导大概考虑到黑明亮仍然在位，便没有明确余震和韩水平两人谁来主持日常工作，还是按照原来的分工，如果真要确定主持的话，按照排名次序的官场规则也应该是余震主持，因为当初在组织部的任命文件上，标题就是“关于余震等同志的任命通知”，韩水平却在“等”里面，一个“等”字叫他上不了标题，“等”在了余震的后面。现在组织部没有明确他们的排名，可能是因为对报社班子的形势不明朗，所以含糊点是最聪明之举，假如现在真要确认谁主持工作的话，必然要按照文件的排列顺序轮到了余震，可一旦确认了主持工作者，意味着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主持人最后要“扳正”。
综合多种因素，韩水平面对余震这样一个竞争对手显然没有多少稳操胜券的底气，鉴于这个原因，心细如麻的韩水平在余震面前显得更加的谦和与谨慎，几年来报社的习惯是，除了第一版送呈仇总外其余都是韩水平一直在终审，可现在他却交待编报部把所有的报纸大样在送给自己的同时也都送呈余震，为什么这样做？他也说不清楚，就算是暗藏杀机但在表面上也要抬举对方吧！尽管这样的抬举叫余震丝毫松懈不了，但就是为了要这样的效果。
对于每天送来的大样，余震是照看不误，总编栏里空缺的签字位置永远和他无关，他看后也不提出意见，依然将大样悉数退回。这天快要下班时，大样像往常一样准时送到办公室，此时他已收拾好桌上的东西准备离开，因为在外地工作的几个同学回家探亲，大家便倡导搞个小型的同学聚会。所谓的同学聚会无非先是大吃大喝一通，大家回忆着过去的岁月，然后在心情放松中男女同学肆无忌惮地调侃，保不住还会出现“死灰复燃”的事情。心里惦记着赴宴，余震一边穿外套一边例行公事地扫过大样，头版上一个醒目的大标题叫他心里一震：深山里飞来了“金凤凰”——记“三万工程”先进个人、石寨县优秀扶贫女干部崔袖展。报纸正中加上边框的是本报评论员的一篇文章：高尚的情怀，脱贫的希望。左下角倒头条位置是一张大照片，几个妇女坐在院落里精心地搓玉米粒，中间那个笑吟吟的女人很受看，她的美丽是咄咄逼人的，直看得余震忘了半个袖子还掉在肩膀外面。
这就是引起仇平稳强烈写作冲动而为了采访而付出生命代价的那个新闻人物？仇总到农村采访前曾动情地和余震谈过这个典型，看他当时的样子真是不拿新闻大奖不罢休的。而从仇总的执着中余震领悟出什么是新闻事业和真正的新闻人。仇总去世后，报社沸沸扬扬地流传着两万元的故事。仇总衣兜里的笔记本被水洇了从而无法辨认究竟上面记录了什么内容，但他的行李袋里那两捆崭新的万元现金，叫人们费解。下乡采访咋可能会带这么多巨款？这钱要不是仇总的，那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钱和采访的这个典型幕后有关联吗？当然，没有谁知道答案。当时，按照处理这类事情的惯例，两万元和其它遗物一起交给了仇总的夫人，余震看到处于万分悲痛中的仇夫人猛地见到巨款时，她的眉头不经意中抽动了一下，显然她也和大家一样对这两万块有些吃惊。后事料理完毕后，仇夫人专程到报社来，在对大家表示感谢的同时像是无意中提起到两万块钱的事情，她轻描淡写地解释说，钱是自己在银行取出后叫仇平稳给省城工作的儿子汇去买房的，这个老仇为了采访先进连儿子的事情都耽误了。说到这里，在轻轻的抽泣声中她还拿出一张取款单给大家晃动了一下。
后来余震和平时关系不错的左韵谈起了他们采访的事情，经过那一场惨烈的车祸刚出医院不久的左韵脸色十分苍白，简直看不到一点儿血色，底气也不像过去那样足了，她虚弱地说这个先进典型恐怕有些问题，从村里老百姓的反应来看不符合常规。应该说崔袖展为当地老百姓做出了那样大的贡献，老百姓会把她当作恩人的，至少也会说些好话，可实际情况是大家不怎么买她的账，干群关系相处得好像不那么融洽。他们为了采访到第一手情况，想的是到谁家采访就吃谁家的饭，可人家一听他们的采访意图，连连嘲笑说市里来了些吹牛皮的“匠人”，冷嘲热讽地拒绝采访，更甭说吃饭的事情了。而围绕着崔袖展，县乡村三级干部却热情得叫人起腻，村支书得知他们的到来后，放下县里做着的生意连夜赶来，车里拉回了好烟好酒和副食、蔬菜，热情地安排他们吃住。第二天天刚放亮，乡上的书记陪大家吃了早餐，紧接着县委书记苗长川和崔袖展本人也赶来了，接下来的采访都是按照他们的安排进行的，被采访的群众都像做报告一样夸夸其谈，大体内容和崔袖展自己说的差不多。大家想走家串户自由去采访，干部们却不吭不哈地跟随在左右，看到这阵势，被采访的老百姓要不只会说崔袖展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