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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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走到座位来问候这个少数民族代表。
年轻的赛福鼎，在会上得到多位中共领导人的关照。
朱德到赛福鼎的住处探望，还摊开中国地图，与赛福鼎讨论新疆的自然地理与战略地位，介绍解放军进疆的任务。
周恩来多次与赛福鼎交谈，周恩来说，新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首先是反对大汉族主义。
刘少奇与赛福鼎谈到，要大量培养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少数民族地方干部。
这就触发赛福鼎的长期心愿。以前，许多少数民族干部想加入中共，但在新疆找不到党组织。这次赛福鼎抓住机会，就在政协会上向毛泽东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政协会上特别照顾少数民族的习惯。周恩来特地布置北京饭店为穆斯林代表开素席。西藏代表天宝来到北平，周恩来发现他的牙坏了，特地批了金子给他镶牙。
喜庆的会议期间，毛泽东听说，北平有些满族人哭了！
民国推翻满清统治，不少满族人隐瞒民族身份，直到新政协召开，满族人才有些盼头。可是，他们却没有在政协少数民族代表名单中找到满族代表！他们不知道以其他类别出席的齐燕铭是满族人，他们不敢提意见，他们只是悄悄地哭……
尽管曾经表扬政协代表名单堪称“天书”，毛泽东还是认为这是一个失误。毛泽东在政协会上多次提起这个教训。
政协会议专门讨论中国的民族问题。
苏联实行的是联邦制度，民族国家有脱离联邦的自由；而国民党则把少数民族看作是汉族的“宗支”，不给少数民族地方自治的权力。政协代表们讨论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少数民族人口不到全国的10％，除了几个民族居住比较集中以外，一般与汉族杂居。因此，还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为好。
共同纲领草案中原有“思想上扫除大汉族主义”的提法。宁夏回族代表杨静仁认为：就全国来讲，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固然是占统治地位的，但在个别地区，如在西北各地，同样也存在着少数民族之间的压迫，如回马（西北军阀马步芳、马鸿逵）之于青海的撒拉人、藏人。杨静仁建议修改为：“废除民族间、首先是汉族对其他民族的一切压迫。”
9月24日政协全体大会上，赛福鼎代表少数民族向毛泽东致敬。毛泽东头戴维吾尔族小帽，接过宁夏回族代表赠送的锦旗，全场热烈鼓掌。
9月25日，新疆通电起义。祖国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为政协送上一份厚礼！两位蒙古姑娘在大会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花……
讨论共同纲领草案时，宗教界代表认为，只是保证“信仰自由”还不够，应该写明保证“宗教信仰自由”，这个意见被大会采纳。宗教代表感到，作为无神论者的共产党，对宗教也是尊重的。
周恩来还与政协代表中的基督教领袖吴耀宗、邓裕志商议，鼓励他们脱离帝国主义的影响和经济关系，实行自治、自传、自养。后来，吴耀宗等基督教领袖征得广大教徒同意，公开发表《中国基督教今后努力的途径》。
政协会上还集中讨论了华侨问题。
作为一个主要联系华侨的政党，致公党特意提出关于侨务的议案。
周恩来认为，华侨问题最重要的是华侨大团结。周恩来还就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华侨技术人才回国效力、照顾国内侨眷。保护华侨利益谈了看法……
9月26日晚，毛泽东突然想起明天大会发言就要结束了，尽管已是凌晨三时，还是提笔给周恩来写信：“尚未讲话而应讲话或想讲话的人们，如林遵、邓兆祥、刘善本、章伯钧、张元济、周善培、李书城、柳亚子、张学思、杨拯民、罗隆基、李锡九、李烛尘……等人（名单应加斟酌），本日上午或下午必须逐一通知他们写好讲稿，否则明天来不及讲了，请注意及时组织此事。”
毛泽东草拟的这个名单中，林遵、邓兆祥、刘善本等是国民党海空军起义军官，张元济、柳亚子是著名文人，张学思是张学良的弟弟，杨拯民是杨虎城的儿子，章伯钧、罗隆基一向主张独立见解……
入不讲话不行，民主政治的规则包括发言权。毛泽东一向主张在党内畅所欲言，现在是政协会议，共产党应特别给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讲话的机会。
4．新中国的旗号
引起全体代表极大兴趣的是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国号的讨论。其中，争论最大的是“国旗”与“国号”。
“旗”与“号”，新中国的旗号，必须鲜明响亮。所以，争论多也是自然的。
新政协筹备会议期间，由第六小组负责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方案，组长是民进负责人、教育家马叙伦，副组长是叶剑英、沈雁冰。
第六小组报请筹委会批准，面向全国人民公开征集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并聘请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
公开征集激起广大群众的热情，截止8月20日，一个多月间，共收到：
国旗：一干九百二十件，图案二千九百九十二幅；
国徽：一百一十二件，图案九百幅；
国歌：六百三十二件，歌词、歌谱六百九十四首；
意见书：（未附图案或歌词）二十四封。
投稿者上至总司令，下到中学生，全国各省区包括未解放地区都有来槁，还有不少港澳与海外华侨来稿。
评选委员会以高度认真负责的精神审阅来稿，有些问题很快达成一致。
关于国都。
大家一致意见建都北平，将北平改名北京。这个问题没有引起争论。
关于纪年。
起初有新中国纪年、中华民国纪年、黄帝纪年三种方案，通过查询资料发现，世界各国很少采用本国纪年，绝大多数采用公元纪年。经过讨论，一致同意采用国际通用的公元纪年。
关于国徽。
投稿者都把国徽误认为国标，在国徽设计中把国旗设计为标记，请专家另行设计的几个方案也有不同意见，最后决定暂不确定。
关于国歌。
应征歌词相当多，郭沫若、马叙伦、欧阳予倩、冯至、柯仲平等著名人士都有作品。评选小组印发一些歌词、曲谱，还进行了试演奏，但是听来都不满意。专家承认，在短时；司中创作出理想的作品很难，倾向从现有歌曲中选用。
周恩来提议采用《义勇军进行曲》。大家认为，这首歌鼓舞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代表人民呼声，雄壮有力，广为传唱，同意采用。但是，也有人提出原有歌词是否适用。于是，小组委托郭沫若修改歌词上报。
关于国旗。
这是来稿最多，小组讨论也最热烈的项目。应征稿件大致分为四类：
1、镰刀锤头交叉并加五角星。有模仿苏联国旗的感觉。
2、麦穗齿轮并加五角星。图案复杂，难以做到简洁美观。
3、两色或三色横条或竖条组成旗面，左上或中央置放镰刀锤头或麦穗齿轮或五角星。好像一半仿美，一半仿苏。
4、旗面三分之二为红色，三分之一为白、蓝、黄各色，加以红色或黄色的五角星。
评选委员会与专家反复商议，倾向于第四类，从中选出几十幅，印发给更大范围讨论。
华侨老人陈嘉庚对国旗格外关注。
孙中山先生创立民国时，确定五色国旗，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到了蒋介石政府，却用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换作国旗，陈嘉庚对此十分不满。1940年，陈嘉庚去重庆，还带上自己请专家设计的国旗方案，但国民党官员毫不理睬。这次可有了机会，他向评委会详细论述自己的观点，还提交自己的设计方案。
经过反复讨论，初选三十八幅方案，印制出来供进一步研究决定。其中还有朱德的设计方案。
兹事体大。9月17日，新政协筹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将国旗、国徽、国歌工作移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
9月22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成立大会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委任五十五名委员，马叙伦为召集人。
9月23日，各组分别讨论。起初，大家倾向复字三十二号五星红旗方案，这是一个名叫陈联松的普通职员设计的。设计方案的解释是：大星代表共产党，小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可是，大家认为四个阶级的提法不妥，于是，注意力转向复字一、四、三号方案。这几个方案都是左上方一颗大五角星，中间加一条横杠代表黄河或加两条横杠代表黄河、长江。其中有幅原抗日军政大学的旗帜预选领先。可是这些方案也有人反对：一条横杠，是否意味分裂中国？张治中还就此专门找毛泽东反映。
争论越来越激烈，一时难以统一意见。周恩来专门向审查委员会秘书彭光涵了解讨论情况，还布置将五角星方案制作成一面大旗。
9月26日大会将休会一天，头天晚上八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集会议，协商国旗、国歌问题。出席会议的有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十八人，每个人对国旗、国歌都十分关注而且又具专业知识。
毛泽东说：“关于国歌，大家都赞成《义勇军进行曲》，那就定下来吧。”
马叙伦介绍：“个别人还是要求修改歌词。”
周恩来说：“法国用马赛曲作国歌，‘把敌人的血浇灌我们的田’是旧歌词，也没有改。我们要嘛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激励感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
但是，大家为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毛泽东发言了：“虽然，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全国快解放了，但是，中国还受帝国主义包围，还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的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留原有歌词为好。”
居安思危？
毛泽东的解释征服全场，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关于国旗。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总要求在国旗上体现中国特征，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都没有国家特征，苏联、美国的国旗都没有什么国家特征。国家特征也可以放在国徽中表现。”
毛泽东拿出五星红旗方案说：“许多人都说这个方案好。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取得的。这个设计符合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至于有人考虑四个阶级的提法今后是否适用的问题，那么，四颗小星也可以表示全国人民大团结，也能反映中国革命的实际。”
大家又热烈鼓掌。陈嘉庚第一个发言表示赞同毛泽东意见，梁思成也进一步解释设计思想，其他人发言也都赞同。于是，全场又热烈鼓掌表示通过。
关于国徽，大家的发言都对现有方案不满。毛泽东当即建议：“国旗定了，国徽可以慢一点决定，原小组继续设计，将来交给政府决定。”
关于国都，建都北平，改名北京，大家一致赞同。
关于纪年，大家都同意公元纪年。但有人说，民间会有其它纪年。毛泽东说：“老百姓乐意采用其它纪年，包括采用天干地支纪年，我们也不能用法律处罚。但是，政府还是要有个决定。”
黄炎培接着发言，表示赞同毛泽东意见。黄炎培还解释：“有些人说，公元纪年以耶稣诞生开始，是基督教国家的年号，据我们调查了解，其实许多非基督教国家也采用公元纪年，现在公元纪年已经成为国际习惯通用的年号。”
这时，毛泽东风趣地说：“就是耶稣也不坏！耶稣和今天某些国家借助推行基督教进行帝国主义侵略，并不一样。”
经过讨论，大家也同意采用公元纪年。
会议在各项问题上都取得一致，最后，毛泽东提议，周恩来指挥，全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国号，也是政协会上热烈争论的问题。
关于新中国的名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使用“中华民主共和国”；1948年初，又几次在党内文件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从8月1日复香港民主人士电至筹备会召开，毛泽东在新政协有关文件中又改称“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筹备会上，大家认为：“人民”与“民主”同义，“民主”又与“共和”重复。黄炎培、张志让主张“中华人民民主国”，张奚若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大家同意后者。
但是，民革陈劭先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应加括号简称中华民国。这就引起争议。
国号之争，连毛泽东也难以定论。
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主持讨论达成一致意见。26日，利用大会休会时间，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在北京饭店进行最后讨论。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六国饭店举行另外一个特殊的会议……
9月25日深夜，一些政协代表收到周恩来、林伯渠署名的请柬：“九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务请出席。”
受邀人诧异着来了，互相观看，几乎都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有什么事情会专找这些人商议？
周恩来叫人关上餐厅大门，说道：“今天请来赴席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各位看见《共同纲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个括号（简称‘中华民国’），对于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政协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意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四个字也许有点旧感情。”
黄炎培第一个发言：“老百姓教育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一年后再去掉，并无不可。”
何香凝接着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成果，是用许多先烈的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能照旧用它，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赞成，我也不再坚持己见。”
下一个发言的周致祥是前清进士，他在辛亥革命后归隐三十八年，从来不写中华民国国号，但目前拥护共产党。周致样明确地说：“我反对仍要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对群众毫无好感的名称！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司徒美堂跟着发言：“我也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我的理由是，那是中华官国，与民无涉！”
司徒美堂说一段，司徒丙鹤翻译一段，司徒美堂目光炯炯，逼视全场：“我们试问，毛泽东先生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是个庄严的东西，一改就改好，为什么要三年后再改呢？”
老人中气十足，声音响亮：“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你看看，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反对简称中华民国，坚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