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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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李济深更频频派人与国民党地方军政要员联络。据说，李济深还要与李宗仁联合倒蒋……
人们担心：如果别的势力能实现李济深的反蒋宿愿，那么，他是否坚持与共产党合作呢？
李任公乃韬晦之人，平时不与他人轻言心事，就是老友相处，也正襟危坐。近来，李公馆宾客盈门，但是，谁也把不准李济深的脉搏。
民革中央候补委员张克明发现，近来，任公经常掏出随身佩带的玉佩，在大腿上一下一下地摩擦……
那是李济深犹豫不决时的习惯动作！
李公馆的政治动向，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港英警方政治部主任黄翠微频频到府拜访。公开理由是，关注任公的安全。
主持中共香港统战工作的潘汉年，更把李济深作为重中之重。
李济深是潘汉年的老相识。1933年福建事变时，潘汉年作为中共代表，曾多次与李济深会谈。抗日战争期间，李济深在广西桂林主政，坚决主张抗日，与共产党合作愉快。后来，周恩来曾策划组织华南民主联军，由李济深担任司令。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反蒋力量加强联系，秘密筹组党内革命组织，共同开展斗争。但是，如何在派系丛生的国民党内部推举一位众望所归的人物主持大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946年3月，为了欢迎桂林行营主任李济深抵达重庆，在重庆广东酒家举办了一次盛大宴会。宴会的举办人居然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与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两位重量级人物。冯玉祥在欢迎词中还说：“希望他来领导我们大家，努力以救国家！”李济深在中国政坛的地位，当即凸现。
时人不知，这次宴会的举办，源于中共周恩来的授意。
得到各方支持的李济深，在国民党内部广泛活动，联合各个反蒋派、民主派，逐步形成民革这个大党派。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李济深在国内外的影响力，电示潘汉年多做争取工作，不使其落入美帝圈套里去。
潘汉年得知美国政界派来说客，立即布置马万棋先行“拦截”。
蔡增基从美国来到香港，首先约见故友之子马万棋。三十多岁的马万棋是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虽然身为富商，却颇为赞赏共产党的主张，愿意为新政协出力。
蔡增基也是一位爱国人士，同意充当说客的前提，是于中国前途有利。经过马万棋的恳谈，老人恍然大悟，原来，美国的愿望不过是在中国扶植亲美势力。
面对八方来客，李任公自有主张。
老成持重的李济深在与蔡增基的交谈中指出：由于在中国内战中扶助蒋介石反动腐朽政权，美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形成的正义形象已经丧失殆尽。现在的中国，无论政界还是知识界，反蒋反美已经成为主流。
已经不积极充当说客的蔡增基赧然告退。
老谋深算的李济深更有办法检验宋子文。他没有简单拒绝对方的合作要求，而是提出一个反条件：释放广东政治犯。
来客顿时狼狈。政治犯都是由保密局控制的，一切听从蒋总统处理。天潢贵胄的宋子文，也做不得实际事情。
这样，广东说客也铩羽而归。
李济深何许人也！
针对谣言，何香凝慨然发言：“这是法西斯挑拨离间的伎俩！任公和贤初（蔡廷锴）决不会与他们合作，毁弃自己的光荣历史！”
“李、蔡不会毁弃光荣历史！”一时间传遍香港。
可是，蔡廷锴都北上了，李济深却还滞留香港……
对于李济深这样的沉稳人物，说客与谣言都难以发生效用。
识时务者为俊杰，决定任公战略选择的，是客观形势而不是主观意愿。
李济深判断：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反动实力目前尚不大弱。中共与蒋介石的战略决战，还要打两三年。
尽管高估了反动实力，但也应该承认，李济深的时间表与毛泽东近似。战争还要打两三年，是当时军事家的一致看法。
夺取全国政权还有两三年，与其蹲在哈尔滨看共产党打仗，还不如留在香港积极活动。别人主张积极参与新政协筹备，李济深却把工作重点放在军事策反上。李济深总是认为：民革的特长在军事，瓦解国民党军队，才是民革为新政协做出的实际贡献。
而从事策反活动，香港显然比哈尔滨方便。李济深安居香港，向中国各地秘密委派民革军事特派员……
美国拉、中共促、老蒋整、党内抬，香港罗便臣道92号的李公馆，一时间门庭若市。
昔日被报章贬斥为“蜗居香港的过气政客”，如今一身系得天下政局。
方此之时，欲请任公离开众星拱月之香港，奔向冰天雪地之哈尔滨，岂可得乎？
第五章 恩仇似海（1948。11。31—12。31）
反蒋宿将李济深与共产党何尝无怨？“四一五广州事变”险些抓到邓
颖超。
1．胡愈之修改毛泽东的时间表
2．李济深身不由己
3．周恩来心细如发
4．圣诞夜，到处都有大动作
松花江的冰凌化了又冻，1948年美丽的夏秋已经过去，新政协的两大要角，民革的李济深、民盟的张澜都还没有到达哈尔滨。
许多书籍都记载了李济深、张澜积极奔向解放区的历程，但是，很少有人回答：“五一口号”之后的半年多时间，他们在做什么？
谁能弄清李济深和张澜当时的心理，待机？观望？犹豫？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种费心也许多余，后来，李济深和张澜毕竟都到了解放区。
那么又有个问题：他们最终决定出行的心理动机是什么？
多少年来，人们习惯于从大处总结历史，往往忽视个人动机。然而，文学却必须探求人心。得人心者方得天下，得天下者先得人心。正所谓英雄造时势。
想象奠基于事实。琢磨人物心理又必须投入历史考证；考证的结果，却发现战争进程对个人行为的巨大影响。没有解放军大决战的胜利，哪有天下豪杰纷纷投奔解放区？正所谓时势造英雄。
历史的时间表规定着人物的出场时刻，人物的具体行为又构成了历史的图景。
这就使我们更加重视毛泽东设计的时间表。
1．胡愈之修改毛泽东的时间表
成大事者，必有预见之能。抗战初起，毛泽东预言要打持久战，抗战果然打了八年。
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情况的通报》中宣布：“五年左右（从1946年7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1948年5月1日，毛泽东致李济深、沈钧儒信，为政协会议拟定的开幕时间是：当年秋季。
这样，1948年召开政协会议，1951年解放全国大陆，毛泽东提出政治、军事两个时间表。
历史进程，却把两个时间表都修改了。
公元1949，战争提前两年胜利，政协推迟一年召开。
没人因此贬低毛泽东的预期水平。因为提前胜利的战争是他指挥的。
没人因此断定开会比打仗还难。因为这战争规模太大。
不过，修改时间表总说明了些什么。这起码可以证明，召开新政协，绝非易事。
时间表的首次修改见于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提出时间表与修改时间表都在1948年：3月份时预计还有三年，九月会议也估计“五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到了11月，就预计还有一年，两个月中竟产生偌大的变化！
人们一般以为，这是毛泽东根据大决战进程加速而做出的修改。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影响毛泽东判断的还有一个文人，他就是胡愈之。
胡愈之是中国民主阵营的干将。
亲身经历1927年血腥的“四一二事变”的周恩来曾说，有两件事他终生不能忘记：一是郑振锋等公开发表的“抗议信”，二是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屠刀之下，还是有奋不顾身的中国知识分子为共产党申冤！两件事中的第一件“抗议信”，就是胡愈之起草的。
胡愈之从五四运动起就投身进步文化运动，曾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创办《世界知识》、《妇女生活》等刊物，筹划创立生活书店，出版《鲁迅全集》，策划组织中国救国会。抗日战争中，胡愈之到新加坡为陈嘉庚办《南侨日报》，开创中国学者研讨国际问题之风气。除此，他又组建并领导了民盟新加坡支部。
为了响应“五一口号”，胡愈之、沈兹九夫妇从新加坡到达香港，又于夏季秘密乘船到达解放区惟一的港口大连。大连的共产党组织负责人李一氓也是文化人，与胡愈之相遇，相谈甚深。胡愈之说：夺取全国胜利，用不了毛泽东说的两年。李一氓没有想到这个文人还能估计军事形势。胡愈之还说：除了军事形势之外，还有一个人心向背问题。国民党不仅军事崩溃，而且经济崩溃，人心崩溃，现在，国统区的人民希望解放军胜利都等不及了！
振聋发聩！身处解放区的李一氓被海外归来的胡愈之说服了。李一氓立即报告旅大区党委，决定专门护送胡愈之去西柏坡，将这个见解报告毛主席、党中央。
不久，胡愈之到达河北平山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驻地李家庄。11月，新华社的社论就将夺取全国胜利的时间表改变了。
李一氓判断：“显然毛泽东同志吸收了胡愈之的意见，又根据自己掌握的双方的态势，作了更为准确的分析，把胜利时间缩短了一年。”
后来，胡愈之长期主持民盟的组织工作、新闻工作，直到担任民盟代主席，为统一战线工作贡献甚巨。但是，李一氓认为，1948年对于革命进程的判断，是胡愈之平生最大的贡献。
居住在偏僻的西柏坡，毛泽东十分乐意接待远方来的文人。历史学家吴晗从昆明辗转上海来到西柏坡，随身携带自己的文稿《朱元璋传》。毛泽东一面指挥打仗一面看书，与吴晗畅谈两次，还对全书提出修改意见。历史学家感叹，中国历代开国者多是少文之辈，毛泽东一代文化素养最高！
文人，在判断政治大势方面，并不一定比军事家差。
就在新华社社论发布毛泽东的新时间表的前一天，南京，“总统”国策顾问陈布雷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
据说，不久前，蒋介石拿着新华社的文章质问陈布雷：“你看看人家的文章多有力！”
陈布雷嘟囔：“毛泽东的文章是自己写的……”
这位国民党的“文胆”给蒋介石起草过无数讲稿，他已经敏锐地感到国民党前途的渺茫，而国民党总裁的颟旰，更使他绝望。
国民党大势已去，就连控制最严的空军，也有几个飞行员驾驶轰炸机升空，在南京上空投下炸弹。尽管没有炸中总统府，却震撼整个首都，震撼了陈布雷的心灵……
蒋介石隐匿了陈布雷的死因。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蒋介石试图推迟历史的时间表。
基于新的时间表，新政协的筹备召开也必须加快。
11月3日，周恩来致电高岗、李富春：“依据目前形势，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径由新政协会议产生。”
11月5日，周恩来致电香港分局，要求潘汉年、钱之光在12月之内将几十名各方面代表人物送到解放区。
名单之中，首名人物就是李济深。
2．李济深身不由己
华南进入梅雨季节，香港整日阴霾四布，李公馆笼罩在迷茫之中。
一位熟客登门拜访。来人叫卢广声，是民社党革新派人物。
民社党原本也是创建民盟的三党三派之一，属于中间力量。后来，被蒋介石拉拢参加国民大会，自此，自外于民主阵营。但是，民社党内部却分化出一个革新派，拒绝参加国大，而且流落香港，与民主党派为伍。
民社党革新派的卢广声，是李公馆的登堂入室人物。两人促膝交谈，不免提到何时出行解放区，卢广声诚恳地说：“任公，喊口号，你已经落后了，行动，何必赶前？”
李济深心中一动！
5月5日，香港十二人联名通电拥护中共“五一口号”之后，各党派又很快分别发表通电，其中，惟有民革通电发表最晚。这与李济深的安排有关。他布置梅龚彬、张克明起草通电时，不但要写出拥护态度，还要以孙中山的思想为据，写明民革的政治主张。这样，就形成一篇长文。党内一些人物视此为出席新政协之政治纲领，就提出繁复的审稿程序。这样，发表时间就明显落后。以致有人猜疑：民革是否还有中间倾向？
李济深不愿被怀疑为没有出席新政协的诚意，他掏出王佩，缓缓而言：“毛润之亲笔写信邀我去解放区……”
“共产党的解放区在哪儿？冰天雪地的哈尔滨！你的身体行吗？”
卢广声耸人听闻，“解放区危险啊！老蒋有飞机……”
“蒋介石的军事才能不行。”李济深自信地说，“不出三年，必然败在毛泽东手下。”
“那还有三年嘛！”卢广声试探着，“国共之争胜负未定，我们第三方面不如……”
“坐山观虎斗？”李济深摇头，“我们不能投机……”自从1948年创建民革以来，李济深已经下定决心，坚决反蒋不动摇。
“我们投机？”卢广声雄辩地说，“共产党才最讲策略，他们搞民主不过是权宜之计。当年，您老在福建成立革命政府，共产党答应同您合作，可蒋介石大军来临，坐山观虎斗的却是他们！”
这就触及了李济深与共产党的历史恩怨。福建事变，李济深领导的第十九路军在国民党内没有取得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把希望寄托在同共产党的合作上。尽管李济深与潘汉年的谈判取得进展，但是，在蒋介石大军进攻之时，红军却撤出部队，使敌军得以通过苏区，迅速包围瓦解第十九路军……
虽然思念及此，但李济深还是沉吟道：“现在，共产党也开明了……”
李济深是个厚道人，他没有把福建事变的失败归因于共产党的不支持。在那个时候，大家之间恩怨太多，谁能真正信任谁？李济深回顾多年教训，深知推动联合扩大力量的重要。李济深欣赏中共的“五一口号”，“党派协商，联合政府”，这表明共产党不搞一党专政的民主诚意。要不是周恩来的支持，自己是不可能出面领导民革的。
李济深在大腿上一下一下摩擦着玉石。“周恩来和第三方面的许多人都是朋友……”
“天下人都可以结交周恩来，惟独你李济深不行！”卢广声的厉声使李济深浑身一凛。“一九二七年，老蒋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杀共产党，全国谁响应最早？”卢广声质问，“你！你发动‘四一五’事变，只差三天！蒋介石在上海抓周恩来，你在广州抓他的夫人邓颖超！”
“我们没有抓到邓、邓……”李济深紧张了。
“没有抓到邓颖超算你福气。”卢广声严厉地说，“可是你杀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