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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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
我们应该区别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同个性和气质，沙特尔的知识分子也是一样。沙特尔的伯纳德首先是个教授，他致力于通过扎实的语法教学，把基本的文化与思想方法传授给学生。伯纳德·西威斯特利和康歇的威廉则首先是科学家——这方面他们是“沙特尔精神”最独特的倾向的杰出代表。通过他们，12世纪抛弃了束缚住如此众多的人的咬文嚼字的幽灵。阿贝拉尔写信给爱洛依丝说：“我对理论学说的关心，更胜过对雄辩口才的关心；我专心致志于描述的清晰，而不是滔滔不绝的词藻堆砌，注重词字面上的意义，而不是修辞的华丽。”这一原则也是翻译家们所运用的，漂亮的异教学说对他们来说是讨厌的。切斯特的罗伯特写信给彼得·维尼拉比利说：“我对您构筑您奇妙的大厦所需要的那些材料，既不作 很大的削减也不作变动，除非这有利于理解……我也没有试图为这种可憎与可鄙的材料镀上一层黄金。”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在另一方面，更接近我们习惯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者，他表述自己的思想清楚，是个可爱的有教养的人。他虽然是个沙特尔人，他也是个文学家。他竭力试图保持二者的良好平衡：“就像不受理性启示的雄辩术是轻率与盲目的，语言笨拙的科学也是同样地虚弱和独臂的。人会沦落为畜牲，要是不让他们使用学会的雄辩术。”
吉尔伯特·德·拉波雷是位思想家，也许是 12世纪最彻底的形而上学家。他也成了固守传统的人士和圣伯纳德的牺牲品，但他的不幸遭遇并没有妨碍他振奋无数的学生（里尔的阿兰，亚眠的尼古拉都被认为是拉波雷一派学者），和在他的普瓦捷主教管区激发民众和教士的热情。
影响
沙特尔主要培养了一批先锋战士。在巴黎，在阿贝拉尔掀起的潮流之后，信奉传统宗教学说的温和派人士开始吸收消化一切能从革新派那里获得的不会引起丑闻的东西。这方面首先是主教彼埃尔·朗巴德的著作及彼得·康默斯托的著作，后者喜欢读书的劲头是出名的。朗巴德主教的著作是《教父名言录》，康默斯托的是《教会史》——一部关于《圣经》所包含的哲理与史实的系统阐述。这两本书以后都成了 13世纪大学教学的基本教科书。正是通过它们，少数勇士的发现得到了小心谨慎的多数人的运用。
脑力劳动者和城市建设
这一知识分子类型只有在城市范围内才能得到发展。他们的对手和敌人清楚地了解这一点，他们都异口同声咒骂城市和新的知识。12世纪末的圣日内维耶伏修道院院长，图尔奈的斯特凡，为神学中“辩论”（disputatio）课程的侵扰而震惊：“人们在糟蹋神圣的学说的同时，公开争论神性之谜和基督下凡……三位一体被割裂开来，并在十字街头撕成碎片。有多少理论，就有多少谬误；有多少听课班，就有多少丑闻；有多少公共广场，就有多少对上帝的亵渎。”他还把巴黎的教师们称为摇唇鼓舌者（venditores
verborum ）。
他以此同丢兹的鲁佩尔院长相呼应。后者在12世纪初听说城市学校的人在耍笑他，就毅然决然离开自己的修道院，搬到城市里，居住在敌人中间。在城市里他已目睹每个街角的讨论，并预见到灾祸将蔓延。图尔奈的斯特凡提醒大家，所有建设城市的人都是无信仰的，他们不在尘世这个临时处所搭个帐篷过夜，却在那里安家落户，还替别人建造房屋。他通读了圣经，并从中获得一部反城市的宏伟史诗。在凯因建立的第一个城市，由约书亚的神圣号角摧毁的耶里柯之后，他历数伊诺赫、巴比伦、亚述、尼尼微和巴别塔。他说上帝不爱城市和城市市民。而当今充满了教师与学生的无用争论的喧嚣城邦，无非是所多玛和戈莫拉的再世。
12世纪的城市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实际上就像手工工匠，就像同其他城市市民平等的专业人员。他们的专业是“自由艺术”。然而，什么叫“艺术”？它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技艺。艺术（Ars）是技艺（TEXVN）。它是教授们的专长，就像盖房子的木匠及铁匠的专长。据圣维克多的雨果的说法，在随后来到的下一个世纪里，圣托马斯的全部结论都是由此得出的。“艺术”是指一种用于制造物质或智力工具的理性的和完美的精神活动；它是一种行动的精神技艺。“艺术是完美的理性技能。”（Ars
est recta ratio factibilium）因此知识分于是一个手工劳动者；“在全部科学中，‘人文学科’被称为艺术，因为它们不仅以知识为条件，而且也以生产制造为前提，它们直接来源于理智，如交谈（语法学），演绎推理（辩证法），演说（修辞学），计算（算术），计量（几何），旋律（音乐），天体运转的测量（天文学）。”
当陷入不幸的阿贝拉尔发觉自己没有能力种地，也羞于去行乞时，他重新操起教授的行业（ scolarum
regimen）：“我回到了我熟识的专业；因为我缺乏用手工劳作的能力，只剩下一条出路，那就是运用我的三寸不烂之舌。”
研究和教学
作为专业人员，知识分子意识到从事自己职业的必要性。他们认识到科学与教学之间的必然联系。他们不再认为科学需要像珍宝一样看管起来，相反，相信应该让科学得到广泛流传。学校就是车间，思想从中就像商品一样生产出来。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除了手工工匠与商人，重又出现怀着同样的生产热望的教授们。阿贝拉尔对爱洛依丝说，那些把科学占为己有，并阻碍自己和别人去使用它的人，是些庸人市侩。“那就仍让我们回到以撒那里，并同他一起挖掘清水喷涌的井泉吧，即使庸人们反对，即使市侩们阻挠，我们仍要继续同他一起挖掘永不枯竭的井泉，为的是也有人对我们说：‘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旧约·箴言》 5，15）；而且让我们照这样挖掘，好让井泉在我们公共广场上，由于水源充足而高高喷涌，以便圣经的科学不仅仅局限于我们，让我们也教会别人从中啜饮。这是知识分子的慷慨大度。他知道，他是第一批从中获益的人。达尔马提亚人赫尔曼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应该能写成这本书，因为我必须在公共学校里击溃我的对手们阴险的攻击。”
工具
在宇宙这个大工场里，知识分子必须在自己的岗位上，以他们特有的能力，参加正在兴起中的创造性工作。知识分子拥有的工具，不仅有他的思想，而且有他的工具——图书。这些书使我们同中世纪盛期的口头转述相隔有多么遥远呵！巴里的吉劳德说明道：“今天不会阅读的教士，就像不会打仗的贵族。他们面对一本儿童读物，就像面对一份剧院说明书一样不知所措，因为他们不明白书是教士的工具。铁匠还懂得网是捕鱼的工具，渔夫也知道铁砧和铁锤是铁匠的工具，虽然他们各自不会别人的技艺，不懂得别人工具的使用方法和技术，却还能叫出这些工具的名称……”
这些精神的手工劳动者，随着 12世纪城市的繁荣而出现，而今将在大规模的社团运动中组织起来，这些社团运动在城镇基层运动中发展到顶峰。教师和学生的团体，将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大学。它们是13世纪的产物。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
雅克·勒戈夫著 张弘译
第二章 13世纪：知识分子的成熟及其问题
13世纪概况
13世纪是大学的世纪，因为这是一个社团组织的世纪。在每一个城市里，只要某一职业有大量的人，这些人就会组织起来，以便保护他们的利益，以及引入有利于自己的垄断机制。这是城市发展的机构化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城镇地区赢得的政治自由和在商业领域中获得的地位，都反映在社团组织里。自由在这里是一个双重含义的概念：独立还是特权？这一含义的双重性同样表现在大学社团里。凡是它加强的东西，联合的组织随即使它们僵化。作为对一种进步的追随与认可，它们突然显现出来，随即陷入衰败之中。这种情况也适用于13世纪的大学，它们没有超出一般的常规。人口的增长已达到高峰，但随后的发展比较缓慢，信奉基督教的居民很快不再增加。大规模的垦荒浪潮，为养活过剩的人口获得了必要的土地，它曾一度遍及各地，随后又停顿下来。建筑的热情，替那些为新精神所鼓舞的基督教徒，建成了一个新的教堂网络，但伟大的天主教时代随着这个世纪而告终了。大学的繁荣依据同样的图式发生了变化：波伦亚、巴黎、牛津再也没有那么多的教师和学生；而大学的“方法”——经院哲学，除了阿尔贝都·马格努斯、哈勒的亚历山大、罗杰尔·培根、圣波纳梵图拉和圣托马斯·阿奎那，不再给自己建造更加灿烂夺目的丰碑。
知识分子在城市国家里赢得了自己的地位，但在自己面临的各种可能性前面，仍表现出无力为未来作出抉择。
在一系列危机中，人们可能把它们当作成长的危机，而实际上它们是成熟的标志，知识分子把许多革新的机会轻易错过，而是去适应社会结构和知识风尚，并在其中逐渐停顿下来。
大学社团组织的起源，正如其他职业的社团组织那样，常常很难弄清楚。它们靠积累的成果通过每次都提供了可能的偶然事件，慢慢地组织成功。这些成果经常在事后才以规章制度的方式固定下来。我们并不全然知道，我们所举的例子是否确实是最早的事例。这是不足为奇的。各大学在它们出现的城市里，由于它们成员的数量与质量，是一种令其他势力感到不安的力量的表现。它们在有时与教会势力，有时与世俗势力开展的斗争中，获得了自主权。
反对教会势力
首先是反对教会势力的斗争。大学成员是教士，地方上的主教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部属。教学从属于教会。学校的领导人，即大主教，早就把这方面的事务委托给一个下属，
13世纪一般称为“校董”（scholasticus），而今逐渐更多地叫“总监”。他是不情愿放弃他的权威的。但在这一权威不再有绝对威力的地区，在修道院占有强大的教育地位的地区，教会势力再次成为大学社团组织的反对者。文化毕竟是信仰的问题，主教坚持要对文化进行控制。
1213年在巴黎，大学总监事实上失去了颁发执照即授课准许证的特权。这一权力转移到大学教师手中。1219年，在托钵修会的教士进入大学之际，大学总监试图反对这一权力上的更换。结果他失去了他最后一点权力。从1301年起，他甚至不再是学校行政上的领导。在1229到1231年的大罢课期间，主教被剥夺了对大学的管辖权。
在牛津，居住在120英里外的林肯大主教，越过他的大学总监，主掌学校行政，而奥瑟尼修道院院长和圣弗里茨瓦德修道院副院长只是担任名誉职位。但不久这位总监被大学所接受，他由大学选举，成为大学的而不是主教的中间人。
波伦亚的情况复杂一些。教会长期以来对被当作世俗事务看待的法律教学不闻不问。直到 1219年，波伦亚的副主教才接任大学主席一职；看来他行使的就是大学总监的职权，有时候也就被称为总监。但事实上他的权威在大学围墙之外，他满足于主持学位授予仪式，和对教职员们遭到的侮辱表示宽宥。
反对世俗势力
另一方面是反对世俗势力的斗争，首先是反对王室的斗争。统治者曾试图取得对社团组织的控制，它们将为他们的王国带来财富和声名，同时它们也是对大小官吏进行教育的场所。他们希望像对自己领地上的居民那样，对自己王国里的城市大学成员行使自己的权威，通过13世纪王权的进一步集中，他们的臣民已更切身地感受到了这种权威。
在巴黎，大学的自主权是在1229年学生与国王的警察发生流血冲突以后才终于获得的。在这场争斗中，许多学生被国王的卫队杀死，巴黎大学大部分人员参加罢课，并撤往奥尔良。有两年之久的时间，巴黎几乎没有再开任何课程。直到1231年“圣者”路易九世和卡斯蒂林的比安卡郑重承认大学的独立，恢复与扩大“奥古斯都”腓力二世1200年就给予大学的特权。
在牛津，大学于1214年在被革出教门的“无地王”约翰短期退位的情况下，获得了它最早的自由。1232年，1238年和1240年，在大学和国王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冲突以对一部分大学支持西蒙·德·蒙特福而感到惊恐的亨利三世的退让而告终。
但还是同样发生了与地方政权相对抗的斗争。地方上的市民们不喜欢看到大学人士摆脱他们的管辖，他们为某些大学生扰乱治安、拦路抢劫和入室偷盗而感到不安，极不情愿地容忍教师和大学生通过下列办法来限制他们的经济力量，要求他们交纳租税，尽可能多地征收粮食税，在进行贸易时照章办事。
1229年在巴黎，国王的警察因学生们和市民发生冲突，使用了暴力。在牛津，在1209年愤怒的市民由于一件妇女谋杀案蛮横地绞死两名大学生之后，大学于1214年才迈出了取得独立的第一步。最后在波伦亚，大学与市民们的冲突越演越烈，以致到了1278年，地方当局所管辖的实际上仅限于城市。波伦亚大学1158年由“红胡子”腓特烈一世赐予教师和大学生以特权后，就由远方的皇帝执掌着最高统治权。地方当局强制教授们在一个城市终身居留，让他们之中一些人当上公职人员，并且干预他们职称的授予。地区副主教的任命限制了对大学事务的这种干涉。一系列的冲突，触发了罢课和引起了大学师生迁往维琴察、阿雷佐、帕多瓦和锡耶纳等地，这迫使地方当局作出了让步。最后的斗争发生在1321年。从此大学不再受地方当局的干涉。
大学是如何在这些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呢？首先靠它们的团结和坚定；同时它们威胁要采用并真的采用了罢课和分离出去的危险武器。世俗势力和教会势力从大学成员的存在中得到许多好处，他们是一批不容忽视的经济上的主顾，并为培训顾问与官员们提供无与伦比的教育场所，还是造成赫赫声望的基础，因此罢课和分离出去的强硬方法不会不奏效。
教廷的支持与利用
此外还有一点；大学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同盟者；罗马教廷。
在巴黎，教皇塞勒斯丁三世于1194年赐予大学社团第一批特权，但主要是英诺森三世和格雷高里九世才保证它的自主权。1215年教皇的使节、枢机主教库尔松的罗伯特授予大学第一部正式法规。1231年，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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