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的最后岁月-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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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却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
这个专案组的名称很混乱。 1966 年12 月刚成立时叫“王光美专案小
组”。对外叫“中央办公厅丙组”1967 年3 月康生在那份“备忘录”中又把
它叫作“丙组专案办公室”。1967 年5 月中旬，谢富治向“丙组”人员宣布，
丙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对外叫“五○四组”，组织上归中央
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领导。在专案组的文件中，也是几种名称混用，有
时单独用“王光美专案组”或“刘少奇专案组”，有时用“刘少奇、王光美
专案组”或“刘、王组”。
这个专案组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定案后继续存在，大约到
1973 年6 月后才结束。这期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虽然专案审查刘少奇
从1967 年3 月已正式开始，5 月以后进展加速，但一直到1968 年4 月中旬
以前，关于刘少奇案情的各种请示报告仍用“王光美专案组”的名义， 1968
年4 月下旬起才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名义。这可能也是江青、康
生、谢富治等人心虚的一种表现。
专案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变动更大。1966 年12 月刚成立时领导成员
中有肖华，肖华不久遭到诬陷迫害，当然也就不可能再参与其事。 1967 年
9 月11 日，谢富治亲笔写了一个便条，里面说：“王光美专案成员于下：江
青、谢富治、戚本禹、汪东兴、叶群组成王光美专案小组。”这里所说的“王
光美专案小组”实际上已经是“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究竟多少人参加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的工作？现在已经难以准确统
计。专案组的机构几经改组、扩充，人员也就一再调整、增加。 1966 年12
月刚组建“王光美专案小组”时，只有几名相对固定的工作人员，以后陆续
增加到数十人。工作人员中经常有人调进调出，有些人只参与了某一项工作
或一段时间的工作。有一个时间，在专案组正式机构之外还建立了若干个“外
围组”，担负一些次要工作。至于从一些省、市、地方部队和红卫兵组织中
抽调人员配合工作或参与一部分工作的，那就更多了。例如集中关押该案嫌
疑犯的北京第二监狱，一次就从军队借调了100 多名干部做审讯工作。为查
所谓“1929 年刘少奇在沈阳被捕叛变”的证据，光沈阳一地就组织了400 人
的“彻查队伍”查阅敌伪档案，结果一无所获。
专案工作人员中有些人因不被信任而调离，有的甚至被关押坐牢。 1967
年11 月，谢富治下令将公安部抽来的人全部撤出，另从军队调入一批干部取
而代之。曾担任专案负责人的肖孟，被江青点名批评，于1967 年11 月被逮
捕入狱。
尽管专案人员有很大变动，但这项工作一直处在江青、康生的操纵之下，
前台的直接负责人则主要是谢富治。1968 年2 月22 日，谢富治在专案组的
一份报告上批道：“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
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6 月27 日下午，
谢富治又专门向专案组人员谈了这一问题，当时专案组一个工作人员的笔记
本上就记录着谢宫治的指示：“今后，应当原原本本地向江青同志报告，并
要把犯人的原件供词送上”“要有组织观念，脑子里要有个江青同志，重大
事要请示江青同志，有利于把案子搞好，有利于把叛徒抓完，有利于把文化
大革命搞好。”据戚本禹回忆，中央常委分工由康生负责刘少奇一案，对此
他还提供了一个细节，说：“主席把这样重要的工作委之于康生，康生很高
兴。那时陈伯达与康生闹矛盾，把康的夫人从中央文革办公室挤走了，康的
情绪一度不大好。主席委托他这项重要任务以后，他的情绪又好起来。”
整个专案工作过程受江青、康生、谢富治这三个人操纵和直接指挥的痕
迹是非常明显的。要事都要向他们直接汇报，专案材料和工作报告都要首先
经过他们之手才能上报或作进一步处理。他们还不断地发出各种各样的指
示，然后要专案组照办、落实。稍不如他们的意，就要批评、整顿，一直到
按他们的旨意行事、达到他们的要求为止。
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
一案进行了复查。结果证明，在江青、康生、谢富治主持下搞出来的《关于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完全是凭伪证拼凑成的，所有
指控都不能成立。
伪证为什么能够制造出来？原因很复杂。主要是林彪、江青一伙有意诬
陷，而“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路线，则为他们的非法活动提供了条件。1966
年底，“打倒刘少奇”的舆论和行动从北京蔓延到全国。 12 月，北京地区
一些老红卫兵，因为为刘少奇呜不平，被中央文革下令抓了起来。中央政治
局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也因为有过一些保护刘少奇、邓小平的言论，
被打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于1967 年1 月被突然打倒。在“打倒一切、
全面内战”的局势之下，社会秩序一片混乱，法制破坏殆尽，使江青之流得
以为所欲为，大售其奸。
伪证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现在看来，直接的手段主要是弄虚作假、逼供
信。间接的手段大体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先定性，后罗织罪名。 1966 年
12 月下旬，在尚未对刘少奇作任何审查的情况下，江青一伙就宣称刘少奇是
打倒对象，鼓动造反派采取“倒刘”行动。12 月31 日江青对刘少奇女儿说：
“刘少奇的问题早就定了，现在不解决，是因为怕全国人民转不过弯来。”
到了1967 年，设立了刘少奇专案，但还没有进行调查取证，可江青、康生等
人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提到刘少奇时总要毫无根据地冠以“反革命”、“大
叛徒”等帽子。 1967 年3 月30 日发表的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一文，以权威的口吻宣称：“你（指刘少奇）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
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8 月4 日康生对专
案人员说：“刘、邓、彭、罗、陆、杨等是老干部、老革命吗？他们是一贯
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叛徒、老反革命。”谢富治曾对专案组工作人员说：“对
刘、邓、陶要作拼死的斗争，坚决打倒。办案就是伟大的革命，就是你死我
活的斗争。”
在一段时间里，专案组费尽心机仍未找到能说明刘少奇有所谓“自首叛
变”的证据。江青对此大为恼火， 1968 年3 月13 日她在八个专案组会议
上说：“我觉得你们现在主要是思想不解放，右倾保守。要解放一下思想么！”
她武断他说：“刘少奇是个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小将整理的材料，比
你们整理的好。你们现在的材料有进展，但有好多东西没有超过红卫兵的材
料。”
二是对办案人员威逼利诱。江青、康生等人对抽调来参加专案工作的人
员用又打又拉的手法不断施加压力，严密控制。康生曾假惺惺地对办案人员
说：“你们的前途很伟大，不要骄傲；你们是中央信任的干部。一个同志为
党中央所信任、所依靠，比什么级别都重要。”“你们填干部履历表，填上
哪年哪月在中央搞专案，比提级还光荣。”江青也多次吹“搞专案的同志是
无名英雄”，“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平时，他们一再强调专案对象都是敌
人，对这些人要狠。1967 年10 月23 日谢富治在中央专案小组办公室会议上
说：“所有列入专案的，都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要
同这些人作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斗争，绝不能施仁政，不能妥协。”康生说：
“现在打的是尖锐的隐蔽的国共战争，没有坚强的阶级立场，专案是搞不好
的。”当办案人员稍有不慎，或有不同意见，轻者被他们斥为“右倾”，重
者逮捕入狱，有的受到处分或送回原单位挨批。“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的领导班子换了三次，有二人被关进监狱。1968 年3 月江青批评“刘少奇专
案组”说：“有个案子我很不满意。王世英说他半身不遂，还能全家去照相，
摔了一跤也没有死。你们右倾，不要嫌我说话尖锐，王世英是怎么回事？我
看肖孟对他就是有包庇。”6 月27 日谢富治也批评专案组说：“你们老犯错
误，老不转变，怎么行呢？是否仍按肖孟的胆大包天办事？”肖孟曾是专案
组的负责人之一，后来被关进秦城监狱5年， 1979年12月他在回忆中说：
“他们不断给专案组施加压力，反右倾。在调查、看材料中如实反映某些憎
况时，就以客观主义、扩散专案材料等罪名，停止专案人员工作，查封档案
材料，有的被赶出专案组，甚至被关起来。搞专案的人思想负担很重，精神
压力很大。在我被关进秦城监狱后，甚至有这种想法，宁肯坐牢，也比按那
些人的旨意昧着良心办事为好，倒感觉自慰一些。”
三是剥夺被审查人申辩、申诉的权利。无论是刘少奇、王光美本人，还
是那些牵连进来的审查对象，都没有机会也不准许为自己辩护、申诉。专案
组在存在的3 年时间里，从未同刘少奇、王光美接触过，一次也没有听取过
他们的申述。据肖盂说：“专案组曾向江青、康生、谢富治等提出这个问题，
但他们拒不同意专案组和刘少奇见面和接触。这一方面说明对专案组的人不
信任，另外，怕露出破绽，甚至怕专案组受影响而不能按着他们的指令办事。”
对其他荤到牵连的人和“嫌疑人员”，一旦被列为审查对象、就只能交
代问题，不能申辩和上诉。这些人只要一为自己辩解，便被斥为“不老实”、
“翻案”，受到更加严厉的批斗。审讯时对
183 为自己辩护的供词，不写入审讯记录，不准写书面材料，写出了也
被扣压，不让办案人员上报和转送。有时办案人员反映一点这方面的情况，
就被指责为“右倾”、“为某某人翻案”。
肆意关人捕人，然后加以刑讯逼供，是江青等人操纵“刘少奇专案组”
炮制伪证的直接手段。
一开始，江青等人曾寄希望于能找到物证。因此他们一方面动员全国各
地揭发，一方面不惜劳民伤财组织大批人马从故纸堆中查找。在毫无所得的
情况下，只好不择手段从犯人嘴里掏口供。
为获取口供，专案组先后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了一批人。其中有很多是
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也有普通的居民、炊事员、保姆。据
不完全统计，被专案组直接关押的有64 人。至于因专案需要或稍有嫌疑而由
有关部门、单位收审的，那就更多了。
在专案组关押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江青、康生、谢富治直接批示的。
1981 年1 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判决书
中说：“1967 年，江青为了制造诬陷刘少奇的伪证，决定逮捕关押河北省副
省长杨一辰（原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干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柞（原
辅仁大学教授、王光美之师）、天津市居民王广恩（原奉天纱厂协理）和刘
少奇的炊事员郝苗等11 人。”实际上这11 人仅是江青一人单独批示的，还
不包括她和别人共同批的在内。
江青一伙抓人是很随意的，且手段卑鄙。这里举两个例子。
1967 年9 月1 日，中国人民大学的红卫兵组织“人大三红”给江青报送
一份揭发材料。其中说：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主任苏士文同王光美1946 年到
军调部工作有关，王光美曾介绍苏士文去张家口参观。江青不作任何调查，
即在这份材料上批道：“可考虑拘留苏士文。红卫兵抄过他家。寄给我的东
西，我转给富治同志了。”她似乎有些心虚，又在旁边加批：“要群众揪送
也可。又及。”江青在这句加批的话下面画了一道粗线和4 个圆圈，以示重
要。谢富治心领神会，指示说：“完全同意江青同志意见，由群众揪送公安
机关审讯。”这样，苏士文就被以群众揪送公安局的名义关了起来。
“人大三红”的这份材料上还有这样一句话：“据×××一家交代，转
让给王光美的保姆祁妈只在王光美家干了几个月就走了。”江青对这句平平
常常的话竟如获至宝，在旁边批道：“一定要找到祁妈！请东兴同志注意。”
这个叫祁妈的人当然也很快被“找到”并关了起来。可是，祁妈只是一个普
普通通的保姆，她的名字叫孙淑珍。在她莫名其妙地被关了两年之后，专案
组1969 年10 月在《重点审查对象表》中写道：“孙淑珍，北京市崇文区南
里街道托儿所保育员。关押地点：陶然亭监狱，关押原因：给杨承祚、袁绍
英和王光美当过保姆，有参与美特王、杨、袁特务活动嫌疑，经查实，本人
历史未发现政治问题，与王、杨、袁系雇佣关系。处理意见：释放原单位。”
江青之流为迫害刘少奇随意关人捕人，由此可见一斑。
专案组关押人用了逮捕、拘留、监护、隔离审查、办学习班等不同名义，
但目的都是一个，就是要从这些人身上逼出能将刘少奇定罪的口供。他们将
人抓来之后，采取勒令交代、长期隔离、日夜审讯、轮番批斗、软硬兼施等
手段，编造假情况，拼凑假证据。 1968 年9 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整理上报的三本所谓“罪证材料”，主要就是这种逼供信的产物。
专案的本意是指需要专门处理的重要事件或案件。在“文化大革命，’
中，它被作为审查、打倒干部的一种常用的方式。难以计数的干部被列为专
案审查对象，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林
185 彪、江青集团更是把专案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一个工具，通过设立
和操纵专案机构，罗织罪名，将一大批功勋卓著的老一辈革命家和高级干部
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刘少奇专案组”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 1978
年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这方面的沉痛教训，指出：“会议认为，
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
必须永远废止。”
伪证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李耐因
诬陷刘少奇同志是“叛徒”、“特务”、“反革命”的伪证，是怎样制
造出来的？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的审
讯，揭露出真相——这是江青一伙采取法西斯手段逼供诱供、编造出来的。
特别法庭出示了13 年前被告人江青批准的审讯计划报告，播放了在江青
指挥下“突击审讯”张重一教授的录音，宣读了证人的证词。
张重一， 1967 年时67 岁，解放前曾任辅仁大学代理秘书长，解放后
任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他既不认识刘少奇，也不熟悉王光美。但
他认识杨承柞教授和杨的夫人袁绍英，杨、袁认识王光美，就这样，张就成
了“证明”刘少奇、王光美是“特务”的“关键人物”，被拘禁起来。
当时，张重一已是肝癌未期。医生鉴定：张的眼睛明显出现黄疽，大量
便血，脸部已出现“恶意像”，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对待这样一个生命垂
危，而且同刘少奇、王光美毫无关系的老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