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负重罪:官场真实的"罪恶"-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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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放到东航后，他爸即使天天挨斗但脾气倒还温和，可他妈妈就不，自从教不成书去扫厕所后，她就老是找凡几子的毛病，还专门放了一把云门山藤条打凡几子，而等到凡几子躲起来了，他妈又满云梯街的哭着找他，凡几子他爸再满云梯街找凡几子他妈回家。
我爸很魁梧，却是臭知识分子，经常要挨批斗的。妈妈身体不好，他也不能照顾家里。心情烦躁起来，打起人来下手也狠。
总之，万钢、我还有崔鸿凡就这么在棍棒下成长。那个时候，大人们的心情象投影一样，印在我们的小脑袋瓜里，挥之不去，你必须得眼巴巴地看着大人们的脸上和心情来决定自己今天是否可以有点愉快！不过，虽然我们承担着仇恨和暴力的压迫，但仇恨和暴力的种子，却在不知不觉中在我们心里扎了根。
我曾经用一本破旧的小作业本，在封面上狠狠地写上“仇恨簿”三个字。每当我挨了一顿父亲的揍，并且在父亲的老拳挥动之下，显得可怜兮兮地承认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之后，我便会偷偷地从床底下摸出“仇恨簿”，咬牙切齿地写下“某年某月某日”，紧接着写上我父亲的大名，接着再写这个大坏蛋今天用棍子狠狠地揍了我一顿，我一定要报仇之类云云。写完之后，心头便一阵快意和充实，觉得挨了打之后的空荡感全让这些字句带走了，还经常默念着“要报仇要伸冤”，恰如贾宝玉的意淫一样。
那个年代啊，缺衣少吃的人们对国家和个人的命运是多么的无奈！这种从心灵深处延伸出来的情绪扭曲了生活的本来面目，使得原本简单的人生变得复杂起来。
父亲的严厉本来也不会遮满我们整个的天空，只要有母亲在。母亲因为患了结核病，苍白柔弱，却能使我不致在严厉的父权下窒息。
可是，十岁那年，我就失去了她……
一天黄昏，我挎着书包就要去上晚自习。那一阵我很有些用功，因为按上面的新精神，我们是第一批不讲推荐上中学，而要硬考的小学毕业生。那天的晚饭，我妈照例把我爸给她特别煮的“病号饭”──蛋炒饭，悄悄地分给我们两个孩子。也许是蛋炒饭比吃伤了胃的红苕好吃多了的缘故，那天我特别听话，我妈看上去也红光满面。我跨出家门时听见我妈叮嘱我：
“毛儿啊，你要好生学唷！”
“嗯哪！”我答得脆生生的，一点也没想到这是今生今世最后一次听母亲说话。
晚自习上到一半，一个比我稍大的男孩跑来叫我。
这个男孩就是马德宾。他平常最好用麻绳将捉住的鸟、青蛙什么的，绑起来吊在柱子上，然后模仿电影中反派人物抽打革命者的样子，拷打小鸟或青蛙；或者学外国电影中纳粹德国军官抽耳光的样子，用手的手掌和手背连续抽小鸟或青蛙的耳光——我们都把这种耳光叫做“德国”。如果有人狠狠地说“给你两德国”，就是给你两耳光的意思。我觉得马德宾心眼这么邪，主要是受他老爸，也就是南沱镇革命委员会主任马世普的直接影响，我、钢哥还有凡几子是最不喜欢马德宾的，可他偏偏喜欢来找我们玩一种叫“打烟盒子”的游戏，我们没有他的烟盒子多（主要是他爸爸和他哥哥抽烟多，还都是“上海牌”、“大中华”什么的），他就得意，还到处给女孩子送漂亮的烟盒子，连李阿小都在我们三个面前无比羡慕地说：“马德宾的烟盒子真好看啊！”
因此，马德宾在我们眼里就跟他那当官的父亲一样“恶毒”，我们干脆就当面叫他“德狗儿”。我们真的恨死他了，凡几子设想过很多次方法要教训他，都被钢哥说算了。因为德狗儿还有个大哥马德军，是东航的公安特派员（就是相当于现在的警察吧），牛高马大的，打起人来不论什么物件捡着哪样都开打，尤其是打人“德国”耳光，下手又狠又重（我们背后因此叫他“德国兵”），实话说，我们对德国兵的狠劲又害怕又羡慕。我们曾亲眼看他打一个外来人员（德国兵说是他抓的“扒老鸡”——即扒手），先是“咵咵”两下清脆利索的“德国”耳光，那人便一脸血肉模糊，紧接着“德国兵”就抡起一把木椅子砸下去……
所以，打德狗儿不难，难的是打了德狗儿，他哥“德国兵”找上门来我们可吃不消。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德国兵”带给我们的恐怖可以说是最现实的时代恐怖。钢哥老是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因此，一般来说，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胆量去找马德宾的茬子，但仅仅是没有足够的胆量而已，实事求是讲，即使是在德狗儿他爸没有欠下我妈命案之前，我们也一直都不曾放弃教训德狗儿的打算。
当那个晚上德狗儿走上来对我说：“嘿，毛儿，快点回去，你妈死了！”时，我脑门一热，认为他居然敢编造我妈死了的谎言，立即便觉得受到极大的侮辱，顾不得对他哥哥德国兵的恐惧，一拳将他揍翻在地，然后骑上去给了他两“德国”。
“你妈真的都躺在门板上了！”他并没有象往常那样站起身来和我对打，而是急促地叫。
随着德狗儿一起跑过来的李阿小也跟我大叫道：“毛嘉文，你不讲道理，马德宾没有骗你，你妈妈真的死了！”
于是，我头也不回地跑出了教室门。弄得李阿小的妈妈，我们善良的班主任老师一下子愣没搞明白，这位一向在她面前还算是挺规矩的男孩子为何居然在众目睽暌之下，打倒人后马上就跑了？
当我冲进我家那二层的吊脚楼木房子时，我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就被我妈的宁静和安祥惊呆了。
我妈脸色惨白地直直地“睡”在门板上。
接着我看见，白发如雪的黎婆婆拉着姐姐两眼呆滞地坐在门板边上望着我的妈妈。
黎婆婆静静地坐着，嘴里象念经似地带着哭腔对姐姐
说：“娟儿哪，喊嘛，喊你妈嘛，看她醒不醒嘛！”
这带着哭腔的苍老的声音，象巫婆祷告一样慢悠悠地回荡在死寂的房间里。
黎婆婆念叨着：来，毛儿，你也过来，喊嘛；看喊不喊得醒你妈嘛！
我木在那里。
没有一个人喊。
只有我的父亲忙碌着，他在擦去我妈嘴角旁的斑斑血迹。那血啊，色很怪，粉红粉红，象花一样。
可是听到黎婆婆那念经似的声音后，我爸慢慢停了下来，直直地盯着我妈那紧闭的眼； 入神了一般地死盯着，象一座没有生命的石雕。
突然，我看见从我爸眼眶里冒出一颗硕大的泪珠来，正好滴在我妈的脸上，然后静静地沿那惨白的脸向下滑去……
“喊嘛，看醒不醒嘛！”
“妈妈！妈……妈！”姐姐那童稚的声音，最终干硬地喊了出来，象发布命令似的。
最后一声，姐姐带了哭腔喊时，我爸一把将她揽过去； 轻轻地说：“别喊了，你妈已经不会醒过来了！”
这声音非常稳，非常静，就象医生宣布病人不行了时的口气一模一样。
然而，只比我大两岁的姐姐这时突然放开声音哭起来：“妈妈……妈妈呀……”
京京啊，我当时脑袋木楚楚的，心里却像有什么东西在绞着，我只觉得整个世界都和妈妈的身体一样渐渐冰凉下来——是的，是我的整个世界！
那一年我正好十岁，我后来才明白，从我妈死的那一天起，我就比同龄人多了一笔财富──苦难。
苦难，就是现在我之所以成为我的全部源泉。
后来才知道，我妈是在咯血时，从床上脸朝下栽倒在地，淤血堵住气管，活活地憋死的。那时，我爸却因为主张打几条大马力的船让东航工人日子好过点，被安上了“右倾翻案风”和“煽动唯生产力论”的罪名，在东航挨批斗。
主持批斗的就是德狗儿他爸马士普。
那天晚上，我妈吐起血来，就打发我姐姐找我爸。姐姐跑到批斗会场就喊：“爸；快点回去吧，妈吐血了。”
爸爸一下子发了急：“你个呆宝啊，你妈吐血时得把你妈背扶起，不然她要栽倒！”他跳下批斗台就要跑。
马士普喝道：“站住！毛西江（我父亲的名字），你敢对抗群众？”
东航的几个工人民兵和“德国兵”立即拥上来抱住我爸。我爸一边拼命挣扎，一边大叫：“你们这些狗杂种，快把我放开，你们这些杀人犯！”
马士普吼道：“毛西江对抗和辱骂革命群众就是反革命！”
会场上立即就有人喊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毛西江！”
“德国兵”几个人就死死地揪住我爸。
我爸虽然力大，却也抗不过几个壮汉，他急得满头大汗，却不能前挪一步。又过去了不少时间。
突然，东航老地下党黎大爷从会场中冲上台来手指马士普吼道：“你连起码的同情心都没有，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毛西江的女人要是死了，你是要负责任的！”
这一句话声震屋宇，拉住我爸的手放松了，爸爸趁机跑了。
然而，上天只给了我爸将我妈从血污的地上抱起来的权力。
从此以后，我的生活中没有了温暖和柔情，我的仇恨薄上却添了一个新的名字：马士普。因为对钢哥、凡几子父母的欺凌，他成了我和他们的共同的仇人。我们的友谊，一开始，就是用共同的仇恨滋养着的。我们三个开始结成了生死兄弟。
杨万钢从康胖娃的农家乐望出去，雾蒙蒙的。耳边听着沙金斯那沙哑的《此情可待》，他心中想着他的两个兄弟，他感到现在不管是要说服崔鸿凡放弃兼并东航，还是要说服毛嘉文支持兼并东航都同样的难！
“毛儿，凡几子，这杯酒是我敬两位兄弟的，”崔鸿凡就准备端起杯子干，“凡几子，你把杯子放下，你不要陪喝，我这样做，是我当哥的有话说。”
“你们知道，我只认义气二字，自从被政法大学开除后，我就不过问政治，我虽然手下有一帮子兄弟，但我也从不准他们惹是生非。阿龙跟了我一两年了，他都知道我最喜欢呆在家里陪老婆孩子。我是真的不想再有什么事出来了！我想收山了。你们两个是我今生今世唯一能够生死相依的血旺兄弟，我不希望为东航这事坏了我们兄弟几十年打拼下来的好日子！所以，首先绝对不能伤了和气。”
“其次，凡几子，我们是东航子弟，东航是我们的家，我觉得对东航要讲义气，不能丢下东航千多口人不管，你想想，黎婆婆还有黎城他们都是要靠东航吃饭的啊！”
说到黎婆婆，三人都想起了黎大爷和黎婆婆在他们小时候对他们的好来。尤其是毛嘉文妈妈死后，黎婆婆就把毛嘉文接到家里跟自己的孙子黎城一起住；每次凡几子被他妈妈追打，都是黎婆婆给藏起来；至于饭量很大的钢哥，可没少吃黎婆婆悄悄给准备的包子！老人的慈祥令人常感念不已。
“凡几子，你在高中后就随崔叔回到省城去了，或许对东航的感情不一定有我们深，你要理解，我们，尤其是毛儿对东航的感情，东航真的不能出事。出事了的话，也不仅是毛儿的乌纱帽的问题，是我们对不对得自己的良心的问题。”
杨万刚这番话让毛嘉文颇感欣慰，他知道，钢哥不会再做凡几子的说客了。
凡几子的脸却更阴沉了。
“钢哥，咱们自己人，说白了，现在东航出不出事，也只能听天由命了。我不来兼并，换了别人来，也还是同样的做法。现在全国都在搞国有企业脱困，象东航这样的亏损企业与其继续亏损烂掉，还不如死掉，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我们来兼并东航，是来帮助东航安乐死的。与其死在别人手里，让别人占这个便宜，为什么不死在我手里。我知道毛儿想救东航，可那根本就是死路一条。放在我手里，等我渡过这个难关后，我再来帮助那些工人，再就业啊什么的，也行啊！”这话当然是说给毛嘉文听的。
毛嘉文心里一笑。这小兄弟真是狡猾啊！抓住了自己两个心理：一是自己希望能重振东航，成就一番大事业；二是能救东航工人于水火之中。凡几子就对症下了药。只是他这药瞒得了别人，瞒不了他毛嘉文。
于是笑道：“即使你有心帮工人，到时你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即使相信你的诚意，也不能相信你的能力。至于东航能否救活，现在说显然还为时过早。我一直就在准备一套救东航的方案。”
“你居然又另外准备了一套方案，你是什么意思啊？”
“凡几子，东航不是应该死掉，而是应该更好地生存，我的另一套方案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是的，现在东航每年都在亏损，但这个亏损的原因并不是东航上千职工造成的，而是我们的体制造成的。我们要对东航进行改革，不是简单地卖掉，死掉，而是进行深层次的结构调整……”
这个改革方案，是经委一个副主任周海和东航公司的副总经理徐正义合作研究的一个优化东航资产、推行内部增资扩股、进行结构调整的方案。
同属于东江市政界“少壮派”的周海和徐正义认为，东航的改革必须充分利用国有企业改革和三峡库区工矿搬迁政策，这些政策就像解渴的冰棍一样，是东航走出困境的希望，要及时吃掉这些政策，不要等到握在手中的冰糕化了只剩冰糕棍，这冰糕棍还不能乱甩，乱甩了还要被罚款！决策者应该利用这些政策对东航进行水运结构调整，利用资产变现的资金进行资产重组，然后搞职工量化新增资产扩股，同时吸收社会法人参股扩股，积累资金后再进行三大战略转移即陆上转移，下江转移，行业转移，组建游轮公司和滚装船队，以此消化整个东航下岗和富余人员。
毛嘉文是很赞同周海和徐正义这个东航改革方案的。这个方案不仅产权改革彻底，而且可行性极强。他当时便叫办公室秘书陈灼通知了张学丰和东航老总曾明发，让他们认真研究这个方案。
“好了好了，收起你那些经济学的深奥玩艺，” 崔鸿凡不耐烦地打断嘉文，“既然你都拿出这一手了，我看你是绝对不会同意我兼并东航了。可是，不管你同不同意，毛嘉文，我都要兼并东航！钢哥，你不要怪我，你知道我也是没有办法了！”
崔鸿凡拉开了斗牛的架势。
杨万钢和毛嘉文都明白这是崔鸿凡在下最后通牒了。
“嘉文不同意，你怎么兼并？”杨万钢问。
“那就只有得罪他毛嘉文了！” 崔鸿凡答，却并不看毛嘉文。
“崔鸿凡，我毛嘉文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也是你和钢哥鼎力相助，所以不存在得不得罪我的问题，不过我再一次申明不是我毛嘉文不同意，而是你的兼并根本上就是要毁掉东航！我负不起这个责任！这样下去是要犯罪的，你明白吗你！”
“犯罪？你就不要拿什么罪名往自己头上扣了嘛，我们难道还不知道什么叫罪名不成？”
“凡几子，你说东航就说东航，又来什么罪不罪的！”杨万钢对三人谈话中绕来绕去地提“罪”这个字眼一下子很冒火。
提起“罪名”这个字眼，杨万钢是十分敏感的！
“钢哥，你也不要生气，我知道凡几子说的罪名是指什么。但你们应该相信我，我不仅仅是从大局的角度在考虑，同时也是真的为我们自己在考虑。如果你崔鸿凡一意孤行要兼并东航，那就是对东航上千职工在犯罪！”
“耶，你这个罪名未免扣得太大了吧？” 崔鸿凡啧啧叫道。
“毛儿，凡几子，你们今天是怎么了，非得罪名罪名的提不可吗？”谈话中再次提起“罪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