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吐大荒-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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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亲的查家来要人怎么办？蒋梅笙夫妇无奈之下，商量出了个“瞒天过海”的招数，对外说女儿突然“病亡”。怕人家看出破绽，他们从苏州买回一具棺材，大办丧事。可是，活着是查家人，死了是查家鬼，查家会不会把这个定亲的媳妇安葬在查家墓地呢？他们又商量一番，吹吹打打送进一家寺庙寄厝。抬着空棺材会被人发现，戴清波问一个老友怎么办，老友安排人手，偷偷把石头装进棺材，抬起来沉甸甸的。
以假乱真，瞒天过海，总算把这件事糊弄过去。查先生家不再追究，又给查先生提了亲，蒋碧微母亲戴清波还亲自前往贺喜。直到蒋碧微的姐夫从复旦大学毕业，也到东京留学，找到蒋碧微与徐悲鸿，蒋碧微父母的心才放下。
“死”过一回的蒋碧微，陪同徐悲鸿来到东京。他们在中国留学生聚集的地方，租了间小屋，像一对真正的夫妻，开始属于他们的共同日子。
徐悲鸿在日本这一段，以前中国学者涉及甚少。日本学者松谷省三先生填补了这一空白。他是神户女子学院教授，研究徐悲鸿二十多年，曾多次自费到徐悲鸿故地考察，写出日文版《徐悲鸿传》等研究专著，和友人自发成立了日本徐悲鸿研究会。
松谷省三论证说：“当时一九一七年五月，徐悲鸿到了日本，是和他当时的夫人一起来的。根据回忆录会发现，当时他似乎是想去欧洲的。而且现在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因为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时期，或者说是刚结束的时候，无法去欧洲而来了日本。”
徐悲鸿揣着康有为亲笔书写的信函，拜访了中村不折等日本绘画界前辈。中村不折早年研习中国山水画，于一九○一年赴法国留学，是最早倡导西画技法的日本画家。康有为流亡日本时，与中村不折友情甚深，曾把康有为的著作《六朝书法论》翻译成日文。
在东京有一个中村不折书道馆，这是中村不折先生个人纪念馆。留着短髭、身着西装的中村不折铜像，仍然用他的睿智目光凝视芸芸众生。在寓所接待徐悲鸿时，这位日本绘画大师从二十三岁的中国青年的身上，似乎看到了昔日意气风发、拼命学画的自己，他毫无保留地回答徐悲鸿的提问，谈得最多的，还是在巴黎留学时的收获。
当时徐悲鸿虽然学了点日语的问候词，但议论书画远远不够，他们找到一个最佳途径，中村不折懂得法语，而徐悲鸿也学了法文，可以用法语交谈。好在他们还有笔墨。中村不折第一次看到一个中国青年的画作和书法，感到很吃惊。而徐悲鸿也是第一次遇到一个西方留学归国的画家，急迫地想知道留学生活的细节。
就这样，徐悲鸿带着求知的渴望在东京寻找着。
对照当时东京的老地图，松谷省三研究了现存资料，发现当时中国留学生大都聚居在东京神田附近，徐悲鸿也不例外。神田的书店街是一条东京老街，艺术品店铺与画廊鳞次栉比，步行不远就是上野的国立博物馆。徐悲鸿流连忘返，他看到一批日本画家的创新画风，还看到日本印刷的法国文艺复兴时的名画。当时日本从欧洲进口印刷机械，已经研制出油墨材料，抢在了发明印刷术的中国的前头。
徐悲鸿从中村不折的切身感悟里，也从日本绘画的现实中，发现日本画风嬗变的源头仍在欧洲，使他对巴黎的向往更加迫切。
在东京的生活，对于徐悲鸿与蒋碧微这对新人而言，是初次的磨合。他们走到一起非常不容易，彼此是珍惜的，然而，甜蜜之余也有些苦恼。他们手头的钱，就是仓圣明智大学给的两千元大洋；这在当时绝不是个小数目了。但徐悲鸿看到他觉得喜欢的画集或画片，爱不释手，就会掏钱购买，不会想到日子怎么过。而蒋碧微从小生在大户人家，当一个主妇也没准备，不敢加以干涉，只能暗暗地着急。
徐悲鸿在日本的行踪，在蒋碧微的回忆录中有客观的描述。她说：“日本的印刷术优美精良，他们所出版的艺术书籍相当丰富，还有许多仿印的原画，都是徐先生视为珍宝，爱同拱璧的。于是他经常到各书店去浏览观赏，碰到合意的便毫不考虑地买它下来。有时候他也要我陪他同去，当时我太年轻，对于艺术简直一窍不通，根本就不发生兴趣，往往是坐在一旁等他，一等就是半天，那种滋味实在不太好受。”
在蒋碧微翘首以待的目光中，可以看到一个如饥似渴，痴迷在艺术海洋中的徐悲鸿。蒋碧微对逛书店没兴趣，并不影响徐悲鸿对书店的挚爱。
平心而论，蒋碧微的担心也有她的道理。
半年之后，徐悲鸿带着一大堆书画，与蒋碧微黯然离开日本。至于回国的原因，蒋碧微这样说：“我们在东京住了半年，旅费和生活费用花得不多，倒是徐先生大量地买书买画所费不赀，因此我们带来的两千块钱很快就要用完了。东京居家大不易，再拖下去就得挨饿，于是我们只好在当年十一月间，又从东京黯然地回到了上海。”
蒋碧微在日本写信给父母，请求他们原谅。对于女儿的出格举动，蒋家父母并没责难，只是写信表达关切。他们真的回到上海，不敢回家，先是找了一家旅馆住下，但戴清波很快找到女儿，要她领着徐悲鸿回家。而蒋梅笙对徐悲鸿素来看重，曾经说过，要是我们再有一个女儿就好了。徐悲鸿作为女婿上门，蒋家父母也就接纳了。他们在民厚里租了一间就近的房子，让蒋碧微徐悲鸿住，招呼他们到家里吃饭。
因为徐悲鸿的大胆示爱，也因为蒋碧微的勇敢回应，从而奏响了他们爱情之曲的第一个音符。两个年轻人携手踏上的人生道路漫长而曲折，他们似乎毫不畏惧，充满着战胜艰难险阻的自信。一旦沉浸在幸福之中，人们往往忽视两个人的不同之处，譬如不同的出身、不同的性格与不同的爱好，以为这些种种的不同，不过是一种性格的补差，并不知道，或者不愿相信，彼此差异也会带来不幸，甚至可能隐藏着杀伤力。
四 京城砺志
在日本未能尽兴的徐悲鸿回到上海，不久就来到北京。此时，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出现了另外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中国知识界举足轻重的巨人。此时身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本着他“兼收并蓄”的办学方针，在为自己的学校招兵买马。当蔡元培从康有为那儿听说了徐悲鸿之后，毫不犹豫地聘请他出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
蒋碧微随徐悲鸿一同北上，她在回忆录中对这一段有记载：“蔡先生也是热心而爱才的人，北大没有艺术系，他便专为徐先生设立了一个画法研究会，聘请徐先生担任导师。北大同学中凡是对艺术有兴趣的，都可以参加研究。”
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王震对徐悲鸿研究多年，他得天独厚的条件，是他所在的单位图书馆保存着浩如烟海的旧报刊。他的考证结果与蒋碧微说法大不相同：“一九一八年北大画法研究会成立，徐悲鸿先生经蔡元培提议任导师，有人说，北大画法研究会是蔡元培特意为徐悲鸿先生专门设立的，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我去访问蔡元培之女蔡盎。她同意接受采访后，已经翻阅大部头的《蔡元培文集》，把几篇与北大画法研究会有关的文章找出来。蔡元培在北大画法研究会成立时的讲话，其中列举与徐悲鸿同时受聘的导师名单：校内教员有李毅士、钱稻孙、贝季美、冯汉叔，校外名家有陈师曾、贺履之、汤定之、徐悲鸿。
蔡元培在一九一七年一月到北京大学上任，倡导“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组织许多艺术性的团体。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画法研究会成立，蔡元培亲自任会长。六月二十三日，北大画法研究会举行休业式，宣布暑假期间暂时休业。担任会长的蔡元培作了演讲，他说，“本会在暑假中闭会，原非得已。假期中研究画法，最为适宜。现在本校在西山租赁房屋，以为同学避暑之所。西山风景清旷，山水峻秀，研究画法，更有特别兴趣。然赴西山图画部报名，仅有六人。今导师徐悲鸿先生亦决定赴西山避暑，在彼从事研究画法。诸会员盍此机会，同赴西山，又有导师就近指授，互相砥砺，受益匪浅。”
显然，二十三岁的年轻导师徐悲鸿愿带学生到西山写生，使得蔡元培非常欣慰。北大租赁的房屋在西山碧云寺，虽然画法研究会导师只去了徐悲鸿，但北大其他教授和学生去了不少。与徐悲鸿同行的蒋碧微说：“每当月明星稀，大家三三两两，坐在碧云塔下，石台阶上，听钟声梵唱，谈生平抱负，海阔天空，无所不至。”
值得一提的是，徐悲鸿结识了六十六岁的著名诗人陈散原。
赫赫有名的陈散原，清末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他曾辅佐父亲开办新政、提倡新学、支持变法。百日维新失败，以诗文抒发积郁心头的愤激之气，在京城久负盛名。徐悲鸿与陈散原一见如故，虽然维新变法时的“陈公子”已是陈老夫子，但他国学知识渊博，诗、书、画俱佳，使徐悲鸿想起去世的父亲，备感亲切。
陈散原也很欣赏徐悲鸿，认定徐悲鸿是可造之才，让他与自己儿子交朋友。这个名扬京城的“学者之家”向徐悲鸿敞开大门。陈散原后代非同小可。长子陈师曾是著名画家，号称北京画坛首领，次子陈寅恪是著名历史学家。
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聘请的导师中，就有比徐悲鸿年长十九岁的陈师曾。他曾赴日留学，任江西省教育厅长，后至北京任教育部编纂，倡导成立中国画研究会。他的山水画既重视传统技法，又能推出新意，他画出《北京风俗画》三十四篇，描述了劳苦大众的贫寒生活。陈师曾与徐悲鸿谈诗论画，极为投缘，痛感中国绘画自明清以来，临摹代替创作，陈陈相袭，了无生气，不革新就没有出路。早年留学日本的陈师曾，鼓励徐悲鸿说，你比我年轻，要到法国去！我们一起来改革中国绘画！
可惜一九二三年陈师曾英年早逝，年仅四十七岁，梁启超叹为“中国文化界的地震”。后来徐悲鸿留法回国，专程看望陈散原老人，画了一幅题为《诗人陈散原像》的油画，画出了一位国学大师的气度，也铭刻着他对陈师曾的怀念。
可以说，蔡元培把徐悲鸿请进北大，实际上给予徐悲鸿的最大影响，是把他从“绘画中国”引导到“现实中国”里来，使他不再只是一个书斋画家，不仅对于绘画技法，也对于自身民族历史命运产生了深深的忧患。
徐悲鸿在北京大学找到符合自己气质理想的氛围。此时是“五四”运动前夕，知识界精英云集北大。陈独秀由上海而至北京，以《新青年》等著名刊物传播变革中国的理念。北大校园思潮奔腾，仿佛是中国新文化的思想中心。
当徐悲鸿在北京新文化思潮中脱胎换骨时，京剧改革也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帷幕。是墨守陈规，还是锐意革新，梅兰芳选择了后者。
徐悲鸿从上海到北京前，康有为给他大弟子罗瘿公写了信，罗瘿公是著名编剧与诗人，在京城有名士的人缘。他曾包下戏院头几排座位，请朋友看戏，徐悲鸿也在被邀之列，因此他头一次亲眼目睹了梅兰芳的京戏。
梅兰芳比徐悲鸿只大一岁，但名气却有天壤之别。不过，梅兰芳喜欢画点梅兰竹菊，对含而不露的徐悲鸿大为钦佩，与他谈画论艺。当梅兰芳推出新戏《天女散花》，徐悲鸿对其中大胆创新的艺术理念大为赞赏。当罗瘿公出面，请徐悲鸿给梅兰芳画像时，徐悲鸿一口应承，并且许诺，他将尝试用一种新的画法。
在徐悲鸿《天女散花图》中，一片云海中升腾而出的天女，俏丽的脸部是西洋写真画法，眉眼神态呼之欲出，给人一种诗意想像。但是天女的服饰与花纹，则用了国画的勾勒手法，似乎随舞飘动。徐悲鸿题款：花落纷纷下，人凡宁不迷，庄严菩萨相，妙丽藐神姿。戊午暮春为畹华写其风流曼妙、天女散花之影。江南徐悲鸿
梅畹华，是梅兰芳原名，当时人称畹华大师。在《天女散花》这出创新戏目中，梅兰芳敢走前人未走之路，第一次突破程式的束缚，在京剧中糅进了绸舞。伴随激越的琴弦与鼓点，大红长绸在台面上伸展翻卷，观众无不报以热烈的掌声。
碎步小走的女性形象，竟然也能大起大落、狂放不羁！
徐悲鸿将绸舞的飘逸瞬间在宣纸上定格。
在《天女散花图》上题字的，不光是徐悲鸿，还有罗瘿公。罗瘿公久居京城，阅画无数，而徐悲鸿这幅画让他感到不曾有过的畅快，便提笔题诗一首：后人欲识梅郎面，无术灵方更驻颜，不有徐生传妙笔，焉知天女在人间。
罗瘿公牵线搭桥的一段佳话，蒋碧微曾不屑地写成“为戏子捧场”。而把梅兰芳这样的京剧艺术家看作“戏子”，似乎仍是下九流的角色，不是陈腐之极，就是知识欠缺。何况蒋碧微如此形容梅兰芳，已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京剧在国际上被视为中华国粹，在台湾也备受推崇，梅兰芳早已是举世公认的京剧表演大师。
但是很不幸，无知者不只在海峡对岸。“文革”动乱，也有人把梅兰芳骂成“戏子”，这幅画被人从梅家老宅墙壁拆下劫走。所幸“文革”结束，这幅画竟在某个仓库角落被发现，幸运地躲过灭顶之灾，而今陈列在梅兰芳纪念馆。
徐悲鸿也喜欢唱京剧，有时画画，画得高兴了，他会哼几句。有一回在北平家中聚会，徐悲鸿一时兴起，唱了一段京剧老生西皮二簧，味道醇正，中气十足，在座的朋友大惊。徐悲鸿说，画画要很熟练，就好像唱戏，熟能生巧，巧能成精。徐悲鸿的话简单，有的人觉得没什么意思，但喜爱京剧的人，就会有无限感慨，知道徐悲鸿用京剧来比喻画画，“我画画，跟梅兰芳唱戏一样，熟练才能精彩。”
绘画与京剧一样，不变革就没有出路。
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保存着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的一本刊物《绘学》。翻开刊物的目录，第一页就是徐悲鸿的画作《搏狮图》，一个裸体男子赤手空拳，与一只张大嘴的狮子搏斗。徐悲鸿用画笔印证自己的思想轨迹。
近朱者赤。人们惊讶地发现，徐悲鸿不仅是个凭画笔吃饭的画匠，居然也怀揣着一大堆改变中国文化的革命思想。在北大画法研究会，徐悲鸿慷慨激昂：“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颓废原因是“守旧”。他发表《中国画改良论》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
这番高昂的改革呼声，虽然振聋发聩，但也不免让人担着心。与其说，这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导师的美术主张，不如说这更像一个美术青年的留学宣言。因为此时，徐悲鸿正向北洋政府申请官派出国名额。
徐悲鸿能否去法国，决定其命运的，是一个叫傅增湘的人。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傅增湘的名字不可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