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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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人习惯上称有韵文为文，无韵文为笔，经颜延之等人的提倡，文笔都要用事和对偶，这在古体文笔（魏晋以前）向今体文笔（唐朝的律诗律赋四六）转化过程中是一个关节，介于古体和今体（律体）之间的俳（对偶）体在这时期形成了。
到了梁朝，由于沈约一派的文人提倡声律，用事对偶以外再加上声律这个重要因素，因此诗和其他文笔形体上都由俳体逐渐向律体变化。自玄言诗以至对偶诗，大都是缺乏性情或者是不敢露出真性情的诗，梁陈诗人却敢于说出真性情，虽然这种真性情多是污秽的，但终究是有了内容。代表这种形体和这种内容相结合的诗叫做宫体诗。梁武帝的太子萧纲（梁简文帝）和著名文人徐摛（音痴chī）、庾肩吾以及徐摛子徐陵、庾肩吾子庾信创制一种轻丽的文体，因为是皇太子提倡的，所以文士们都模效着做，宫体诗代颜延之一派的对偶诗而盛行于梁陈两朝。
宫体诗正是统治阶级生活极端腐朽的表现，它所描写的对象，主要是色情。《内人昼眠》、《娈童》（梁元帝诗）也用来作诗题，污秽可厌。不过，梁陈诗特别是陈诗，对诗体的发展来说，确有它的成就。梁陈诗应用声律、对偶、用事三个因素，已经相当成熟地达到配合匀称、平仄和谐的境界，五言律诗虽然还没有定型，但一篇八句，已成一般趋势，如范云的《巫山高》，张正见的《关山月》，庾信的《舟中夜月》等诗，宛然唐律了。其余五绝如柳恽《和梁武帝景阳楼诗》、梁简文帝《梁尘诗》、陈沙门慧标《送陈宝应起兵诗》；七绝如萧子云《玉笥山诗》，虞世南《袁宝儿诗》；五言排律如庾丹《秋闺有望诗》；七言排律如沈君攸《薄暮动弦歌诗》，都已无异于唐诗。七律的完成较晚，但如庾信的《促柱弦歌》，陈子良的《我家吴会》，虽音节未尽谐合，体制已属七言律。梁陈文人从古体诗中寻求新体，偶得这些篇制，数量不多，却都为唐朝各种近体诗奠定基础。
文人所作古体五言诗在东晋南朝，经过玄言诗、对偶诗、原始律诗三个阶段，结束了汉魏以来的古体诗。
这时期五言诗的盛行远超过建安、太康，但就严格的意义来说，古体诗人中堪称卓越的作者却只有陶潜一人。非文人所作，出于民间流传的歌诗，也是构成东晋南朝诗的重要部分。这类民间歌诗情深而净洁，语短（多是四句或三句诗）而采多，富有南方清丽宛转的风格，如《子夜歌》、《华山畿》、《读曲歌》、《杨叛儿》等篇，使人屡读不厌，与《国风》、汉乐府同为乐而不淫的正声。
赋——东晋南朝赋也和诗相似，经过玄言赋、俳赋、原始律赋三个阶段。东晋盛行玄言赋，孙绰《游天台山赋》，可作这一类赋的代表作品。郭璞《江赋》，源出汉魏大赋，气魄雄伟，取材宏博，两汉魏晋最重大赋，非大学问家不敢作，郭璞博学有高才，完成了最后的一篇大赋，此后，作大赋的历朝虽有其人，却再没有名篇。陶潜作《闲情赋》，《自序》说是取意于东汉张衡的《定情赋》。《定情赋》已亡佚，从残存句看来，《闲情赋》是《定情赋》的充分发挥。萧统《陶渊明集序》认为“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其实，《闲情赋》情致深厚缠绵，实是情赋的杰作，说它缺少风谏的意义，无助于风教，未必是确评。陶潜《归去来辞》，也是属于赋类的名篇。赋的作用在于体物写志，东晋赋家，郭璞是体物的巨匠，陶潜是写志的绝手，在玄言赋盛行的时期，郭璞、陶潜独能违反流俗，卓然自立，可谓豪杰之士。
宋齐俳赋兴起，《文选》所录宋鲍照《芜城赋》、《尢鹤赋》，谢惠连《雪赋》，谢庄《月赋》，梁江淹《恨赋》、《别赋》等，都是俳赋中的名篇。宋范晔《自序》，说自己深通声律，看古今文人，都不懂声律，偶有懂得一些的，也并不是真能从根本上懂得。年轻人里只有谢庄可能懂得。因为谢庄通声律，所作《赤鹦鹉赋》（文已残缺），被认为律赋的滥觞。梁陈文人专力作诗，在创制新体上，成就也较多。赋体巨大，调谐音节更不易，因之梁陈赋虽向律赋演变，但还少见成形的律赋。
骈文和散文——骈文起于东汉，至魏晋时达到最高峰。魏晋骈文，句法整（不是对偶）而兼有疏散，色采淡而兼有华采（偶用故事），气韵静而兼有流荡，声调平而兼有抑扬（不拘声律），大自论说，小至柬札，都具有独特的风格，境界之高，难可追攀。东晋骈文仍能保持西晋余风，王羲之尤为出色。王羲之比较恬淡，有政治识见，所作文辞，质直尽言，以达意为主，不事采饰，《晋书·王羲之传》所录《与会稽王（司马道子）笺》、《与殷浩书》、《与谢安书》、《与谢万书》以及《兰亭诗序》、《父墓前自誓文》等篇，都是体兼骈散，就风格方面看，应是骈文的上品。
以宋颜延之为代表的一派骈文，偏重辞采，非对偶不成句，非用事不成言，形体是很美观的，但冗长堆砌，意少语多（所谓“瘠义肥辞”），也是这一派的通病。以齐梁任昉、沈约等人为代表，所谓永明体（齐武帝年号）的一派骈文，修辞更加精工，渐开四六的门径。以梁陈徐陵、庾信为代表，所谓徐庾体的一派骈文，已形成为原始的四六体，对魏晋骈文说来，徐庾体是新变成的文体，对唐四六说来，徐庾体却仍保持较多的古意。南朝骈文演变至徐庾，特别是庾信所作，可称绝美。骈文自东汉以来，虽然文体屡变，但总的趋向是求美观，庾信骈文正是这个趋向达到最高峰的表现。
骈文不宜于叙事，所以，骈文尽管盛行，并不能排摈散文在史书上的地位，以为东晋南朝时散文已经绝迹，是不合事实的。不过，东晋南朝人撰史书，凡论赞都用骈文，惟梁陈时姚察、姚思廉父子作《梁书》、《陈书》，论赞独用散文，超出一般史家的窠臼。姚察以前，陶潜作《孟府君传》、《五柳先生传》，也是境界很高的散文。唐朝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在反对四六文的意义上来说，是进步性的文体革新，陶潜、姚察则是这个革新运动的先驱。
总结性的文学著述——南朝产生了几部重要的总结性的文学著述。这些著述主要产生在梁朝，因为梁是文学上新旧交替的重要关头。宋鲍照说：“工言古者先考绩于今”。就是先得了解当今的事情，然后才能谈已往的事情。梁朝已经有了新体文学的萌芽，作者据以观察古体文学，从比较中得知它们的优劣所在，从而作出有见解的论述。几部重要著述都出现于梁朝，显然是有原因的。
《世说新语》，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今本《世说新语》自《德行》至《仇隙》凡三十六目，事起东 汉末年，止于东晋，主要内容是记录清谈家的言行。清谈至东晋末告结束，宋时正好作总结。刘义庆爱好文学，招聚文士多人，《世说新语》当是众文士所编辑。清谈家的特征是言语玄远耐思索，行动有风趣不同于常人，《世说新语》用生动精练的文辞，刻画这些特征，隽永无比。刘孝标作注，引书多至四百余种，或引申正文，或纠正错误，注文配合正文，更增加全书的美妙。后世模仿《世说新语》而作的书很不少，可是都显得不能相比，因为《世说新语》是魏晋清谈的产物，后世没有魏晋式的清谈，也就不可能产生同样隽永的作品。
《文选》，梁昭明太子萧统撰。萧统是博通众学的大文学家。他招集著名学士，商榷古今，聚书将近三万卷，研读不倦。《梁书》说当时“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足见萧统不仅自己有足够的学力，而且也凭借众人的学力，合众力来选录古今文章，宜乎《文选》三十卷成为选择最精的文学总集。《文选》取文标准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就是说，入选的文章必须情义与辞采内外并茂，偏于一面的概不录取。在这个标准下，《文选》自然是正统派的文集，以立意为宗，不甚讲求采色的文章就很难入选了。《文选》取文，上起周代，下迄梁朝。七八百年间各种重要文体和它们的变化，大致具备，固然好的文章未必全得入选，但入选的文章却都经过严格的衡量，可以说，萧统以前，文章的英华，基本上总结在《文选》一书里。唐李善《上文选注》里说“后进英髦，咸资准的”。唐士人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文选》对盾以后文学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诗品》，梁钟嵘撰。《诗品》是汉魏以来五言古诗的总结，作者自两汉古诗至梁沈约等凡一百二十人，分列为上中下三品。《诗品》评诗的标准是“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与《文选》“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相同。在《中品序》里主张诗由“直寻”（出于自然），反对颜延之派的专用故事，在《下品序》里主张声调流利，反对沈约派的专讲声律。钟嵘生在颜延之、沈约两派盛行的时候，指名反对两派的弊病，可称诚实之士。他讥笑趋时学诗的人说，那些富贵子弟，怕不会作诗，天天用故事，夜夜调声律，自己看来觉得很警策，让大家一看，原来还是个平钝。他把各种庸音杂体，一概削弃，认为“无涉于文流”，只有真诗人才得列入三品。对入品的诗人，各加直率的褒贬语，无所忌讳。当时庸俗诗人的宗师如颜延之、鲍照、谢脁、任昉、沈约，都列在中品，并指出学这些人的诗的流弊。钟嵘敢于这样做，因为他相信自己的褒贬公正无私，被评论的各诗派也承认他的褒贬确实是公正无私。
《文心雕龙》，梁刘勰在齐朝末年撰。刘勰是精通儒学和佛学的杰出学者，也是骈文作者中希有的能手。他撰《文心雕龙》五十篇，剖析文理，体大思精，全书用骈文来表达致密繁富的论点，宛转自如，意无不达，似乎比散文还要流畅，骈文高妙至此，可谓登峰造极。
刘勰撰《文心雕龙》，立论完全站在儒学古文学派的立场上。《序志篇》说，本来想注儒经，但马融郑玄已经注得很精当，自己即使有些独到的见解，也难得自成一家；因为文章是经典的枝条，追溯本源，莫非经典，所以改注经为论文。这里说明刘勰对文学的看法，就是文学的形式可以而且必须有新变（《通变篇》），文学的内容却不可离开圣人的大道（《原道篇》、《征圣篇》、《宗经篇》）。《文心雕龙》确是本着这个宗旨写成的，褒贬是非，确是依据经典作标准的。这是合理的主张，因为在当时，除了儒学，只有玄学和佛学，显然玄学佛学不可以作褒贬是非的标准。刘勰自二十三四岁起，即寓居在僧寺钻研佛学，最后出家为僧，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但在《文心雕龙》（三十三四岁时写）里，严格保持儒学的立场，拒绝佛教思想混进来，就是文字上也避免用佛书中语（全书只有《论说篇》偶用“般若”“圆通”二词，是佛书中语），可以看出刘勰著书态度的严肃。
儒学古文学派的特点是哲学上倾向于唯物主义，不同于玄学和佛学。尽管刘勰精通佛学，但在论文时，却明确表示唯物主义的观点。《神思篇》《物色篇》都说，先有外面的事物，沿着人的耳目，感动人的内心，内心动了，经过分析（“善于适要”），得其“要害”，造成文章来适应外面的事物，达到“瞻言而见貌（事物），即字而知时”的目的。刘勰依据这样的认识，所以不承认有抽象的文学天才，而主张仔细观察事物的“要害”，学习作文的法则（“术”），并且要保养体力，使精神常处于饱满状态。《养气篇》说人的精神，依附于身体，养神首先在养身，感到劳倦，必须休息。《文心雕龙》的根本宗旨，在于讲明作文的法则，使读者觉得处处切实，可以由学习而掌握文术，即使讲到微妙处（“言所不追”处），也并无神秘不可捉摸的感觉。
《文心雕龙》五十篇（其中《隐秀篇》残缺），总起来是科条分明，逻辑周密的一篇大论文。刘勰以前，文人讨论文学的著述，如曹丕《典论论文》，曹植《与杨德祖书》，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都只是各有所见，偏而不全。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讨论文学，《文心雕龙》实是唯一的一部大著作。
《文心雕龙》是文学方法论，是文学批评书，是西周以来文学的大总结。此书与萧统《文选》相辅而行，可以引导后人顺利地了解齐梁以前文学的全貌。
《玉台新咏》，陈徐陵在梁朝末年撰。梁皇太子萧纲提倡作艳诗（宫体诗），令徐陵搜集汉魏以来涉及妇女的诗篇，成《玉台新咏》十卷。《玉台新咏》流传很广，这是因为专咏妇女，也是编诗集的一种新格局。许多诗篇赖《玉台新咏》得以保存，成为大观，从这里可以了解封建社会妇女的生活状况和士人对妇女的各种态度。如西晋傅玄所作《苦相篇》，叙述男女间的不平等，妇女在父家夫家身受的苦痛，这种同情妇女的诗在这本书中是罕见的。主要由宫体诗人轻侮妇女的诗篇集合而成的《玉台新咏》，由于有了《苦相篇》一类的诗，虽然不多，这部诗集也就值得流传了。
二 史学
东晋南朝士人在学术上所走的路不外儒、玄、文、史四学（宋文帝立四学，宋明帝立总明观仍是四学）。史学既是士人事业的一种，私家得撰写史书（包括撰写当代史），又还没有官修的限制，因之东晋南朝史学甚盛。晋史撰人最多，唐时尚存正史体史（纪传体）八家，编年体史十一家，除陆机是西晋人，其余多是东晋人和少数南朝人。唐太宗时官修《晋书》，十九家晋史全部失传。宋范晔广集学徒，博览旧籍，以《东观汉记》为蓝本，删烦补略，成《后汉书》纪传九十篇。梁刘昭取西晋司马彪《续汉书》中八个志共三十卷补入范晔书，并为志作注。范晔纪传、司马彪志合成《后汉书》，称为堪与班固《汉书》相比的良史。西晋陈寿撰《三国志》，文嫌简略，宋裴松之搜集史书一百四十余种，为《三国志》作详注，开注家未曾有过的新例，注文本身也就成为一部丰富的史料书。沈约在齐武帝时据徐爱等人的旧本撰成《宋书》纪志传一百卷。梁萧子显撰《齐书》纪志传六十卷（唐时亡一卷）。陈姚察撰梁陈二史，死后子姚思廉继续修撰，至唐太宗时才完成《梁书》纪传五十六卷，《陈书》纪传三十六卷。撰史最难处是撰志，非老于典故，不敢着手。范晔姚思廉所著书都没有志，沈约萧子显所著书有志，自然比范姚高一层，但都不作食货志，仍是避难就易。司马彪《续汉书》也没有食货志。所以自西晋至梁陈，史家虽多，没有一个人能追上班固。最杰出的史家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自称“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无非是自负考核史事和论赞文字上有长处，可是，撰史不撰志，撰志不撰食货志，尽管有长处，总不能无愧于班氏。
三 经学
东晋时诸裒孙盛论南北学风不同处，说，“北人学问，渊（深）综（繁）广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