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乱谈三国网络文集-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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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司马懿这样高度的评价，是否有些过分？从人物形象的历史真实性来看，不但不存在过分的夸张，相反，有些地方过分拘泥于史实。历史人物司马懿在三国后期确实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三国的最后统一与司马懿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所奠定的基础是分不开的。三国后期，无论魏、蜀、吴三方都有一些后起之秀，如曹魏灭蜀的将军邓艾、钟会，蜀国的姜维和吴国的陆逊。但从人物复杂的经历和受到的军事、政治和外交斗争的全面锻炼来说，只有司马懿是佼佼者。他的作用和影响远远超于他人之上。但是，司马懿作为艺术形象，作者的刻画和描绘，只能说基本上是成功的。因为司马懿后期的政治活动和军事行动，如征伐辽东的公孙渊和与曹爽的一场政治斗争，小说大体上没有离开具体的史实，缺乏更为生动的艺术想象和虚构。尽管如此，从整体来看，司马懿的性格还比较丰满、鲜明，并且是从一定的典型环境中表现出来的，具有较强的历史真实感和艺术感染力。
《三国演义》围绕拥刘反曹的主题，在曹操死后，就把司马懿作为延续曹操路线的代表人物，突出地表现了诸葛亮同司马懿的矛盾冲突。作者赋予司马懿多方面才能和英雄品质。首先他能洞察形势、分析矛盾，采取正确方针，解决一些重大的、复杂的问题，这方面，在曹操时期他已有所表现了。他对魏、蜀、吴三国之间对立而微妙的复杂关系，善于分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随时掌握形势的变化，因而能从实际出发，确定斗争的战略重点。如有一次魏方中了东吴陆逊之计，去进攻东吴，曹休被陆逊大破于石亭。而协助曹休的司马懿却引兵而退。众将就质问他：“曹都督兵败，即元帅之干系，何故即回耶？”司马懿则说：“吾料诸葛亮知吾兵败，必乘虚来取长安。倘陇西紧急，何人救之？故吾回耳。”众皆以为司马懿惧怯，哂笑而退。其实，这正是他比众将高明之处。毛宗岗在这里批了八个字：“疑其惧吴，却其惧蜀”。说出了司马懿的深谋远虑。又一次，当陈仓失守，郝昭病亡，孔明复出祁山，张郃来长安告急。而南方的东吴孙权称帝，陆逊在武昌训练兵马，旦夕即可入寇。这时曹睿异常紧张，就找司马懿提供对策。司马懿胸有成竹地说：“以臣愚意所料，东吴必不举兵。”“孔明尝思犹亭之仇，非欲不吞吴也，只恐中原乘虚击彼，故暂与东吴结盟。陆逊亦知其意，故假作兴兵之势以应之，实是坐观成败耳。陛下不必防吴，只需防蜀。”这一分析透辟不过了，深有战略家的见地，形势的发展，果与懿的预料相符。也许有人认为，既然司马懿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蜀国，为什么只着重于单纯的防御呢？既然司马懿有统一全国的战略思想，为什么在行动上又不积极去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呢？看来这里似乎是矛盾的，其实正是罗贯中高明之处。他没有简单化的去处理人物和环境的关系，而是注意了司马懿与曹操所处历史环境不同，在战略上也就表现了同中有异。当时魏方还远未具备统一全国的必要条件和物质基础，蜀、吴两国经过长期的斗争和经营，也有着相当的实力，魏方妄图一举统一全国是不符合客观情势的。司马懿取得成功的奥秘，就在于既有远大斗争目标，又非常谨慎地重视每一战役和每一局部的斗争。
司马懿在政治上注意内部团结，顾全大局。大都督曹真屡败于孔明，又嫉忌司马懿与己争功，司马懿并不介意，反在曹真用兵受挫时，为曹真提供取胜之谋，建议曹睿告戒曹真“凡追赶蜀兵，必须观其虚实，不可深入重地，以中诸葛亮之计”。他深知诸葛亮运粮艰难，“只要坚守诸路关隘，不要出战。不需一月，蜀兵自走，那时乘虚而击之，诸葛亮可擒也”。曹睿听了即说“卿既有先见之明，何不引一军追之”，司马懿以防吴为借口，却把此功让与曹真，并嘱使者说，“吾以此功让与子丹；公见子丹，休言是吾所陈之意……”。这种政治家风度，诚为可贵。在军事上他还十分重视和善于调查研究，知己知彼。他对诸葛亮的用兵之法，甚至对诸葛亮平素谨慎必不弄险的性格，也摸得很透。因此他在与诸葛亮对垒时处处小心、步步为营，以防中计。正由于他对诸葛亮十分了解，所以诸葛亮之计，也常常为他所识破。在街亭战役时，当他进军街亭时，打听到街亭蜀方守将是马谡，就说：“（马谡）徒有虚名，乃庸才耳！孔明用此人物，如何不误事？”这里司马懿对马谡的了解，甚至超越孔明。此外，他对用兵的地理形势、山川水利，无不了然于胸。如在街亭战役前，张郃问曰：“今将军当于何处进兵？”懿曰：“吾素知秦岭之西，有一条路，地名街亭；傍有一城，名列柳城：此二处皆是汉中咽喉。诸葛亮欺子丹无备，定从此进……亮如知吾断其街亭要路，绝其粮道，则陇西一境，不能安守，必然连夜奔回汉中去也。……”他对这里地理形势、军事价值，了如指掌，这正是由于他“素知”调查研究的结果。
人们对“空城计”津津乐道，素称知己知彼的司马懿为何上了诸葛亮的大当。这里作者是独具匠心的。虚构这一情节，当然是为突出诸葛亮的大智大勇，但也表现了司马懿的过于谨慎的性格。司马懿面对复杂的斗争，特别同诸葛亮打交道，从来是非常小心的。他从大量事实中掌握了诸葛亮善于用计智胜的特点；从诸葛亮的审慎性格和用兵规律上知道诸葛亮必不弄险的秉性。所以，面对“空城”不能不谨慎行事，因而失去战机。这次中计并不说明司马懿愚蠢，这与知己知彼还是统一的，只不过司马懿注意了诸葛亮性格的一般性，而忽略了在特殊情况下也会有一定的特殊性。正如诸葛亮自己也承认：“吾非行险，盖因不得已而用之。”司马懿曾对张郃说过：“诸葛亮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他非无谋，但怕有失，不肯弄险。”在司马懿看来，这样的有利机会，诸葛亮都未利用，何况西城诸葛亮处于极端劣势，更不致去弄险的。这也是合乎一般逻辑的。所以谨慎的诸葛亮利用了司马懿的谨慎，取得“空城计”的胜利，说明双方都是掌握知己知彼这一原则的。毕竟诸葛亮更高一筹，自然取胜了。
司马懿临战沉着，机智冷静，从不感情用事。要使他中计，确实很难。比较突出一例是诸葛亮屯兵五丈原时，累令人溺战，司马懿在上方谷受挫后，坚持不出战。诸葛亮无法激他会战，就派一使者将巾帼并妇人缟素之服连同书信送司马懿，以期激其出战。并谓如不敢出战，就把妇女衣物拜而受之；倘耻心未泯，犹有男子胸襟，就来应战。这对魏国将领和司马懿是个极大侮辱。魏将皆忿而请战，司马懿虽然心中恼怒，但却沉得住气，坦然受之，“乃佯笑曰：‘孔明视我为妇人耶！’”仍然坚守不出。并以君命压服众将，又传播司马懿奉旨坚不出战，以解蜀国军心。结果诸葛亮终于无法取胜司马懿，最后病殁于军营之中。
从上述塑造司马懿形象的几个主要方面看，司马懿不愧为三国时代可与诸葛亮匹敌的一个较成熟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对推动历史的转折起了重要作用。固然，人民群众的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过分夸大司马懿的历史作用是不恰当的；然而，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个别才智、能力超群的英雄人物，顺应历史潮流，承担了重大的历史任务，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乃是客观存在。如秦始皇、汉武帝和唐太宗这些统治阶级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无疑是应予肯定的，文学艺术塑造他们的形象，作为后人的借鉴也是很有意义的。《三国演义》对司马懿的艺术描写，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神化比较少。作者写到他会观天象，料敌如神，前者固然带有迷信色彩（在这方面应当承认写诸葛亮的更多）。写他料敌如神，基本上是建筑在善于总结经验，调查研究，富有正确预见的基础上，是符合实际的。
孙坚简介
作为东吴的开山鼻祖，孙坚、孙策父子的人品与经历是颇有几分相似的，两人都心高志大，敢于问津帝王之霸业：都骠悍刚烈，武艺出众，勇与身先士卒：而且最后都是麻痹大意，死于非命，寿祚不永。
孙坚原是长沙太守，早就以勇烈著称。关东豪杰共讨董卓时，多心怀鬼胎，畏首畏尾，不思进取，只有他和曹操不避凶险，敢为前驱，拼死搏杀。虽然他因受袁术制肘，出师不利，初战败于化雄，却始终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终于逼退董卓，率先进占洛阳，立下了反董的头功。
孙坚奋不顾身讨董，完全出于公心。当董卓畏惧他的兵锋，试图以结亲来诱惑他时，他严正申明：“董卓逆天无道，荡覆王室，吾欲夷其九族以谢天下，安肯与逆贼结亲耶？”这显然不是装门面的高调。因为他与董卓确实没有私仇，而且他的粮草还要依赖袁术来供应，想来也不会指望靠打董卓而一举成就霸业。倒是被董卓杀了叔父一家的袁术，却反过来破坏孙坚的军事行动，实在卑鄙到了极点。
不过，孙坚在洛阳获得那块象征皇权的传国玉玺时，却经受不起九五之尊的诱惑了。为了独成大业，他不惜对老天发虚假的誓言，隐匿玉玺，并同群雄反目，最后终因不信天数，恃勇轻敌而遭假誓的报应，横死于伏兵的飞石乱箭之下，年三十七。
细说孙坚
严格的说，孙坚不能算是三国人物（当然，把他作为三国人物也是很有理由的），不过由于他被其子孙权尊为始祖武烈皇帝，所以，吴国的历史不得不以他开始——虽然个人认为吴国的真正历史是孙策和周瑜开创的。
孙坚是吴郡富春人，据说他们孙家“世仕吴”（见韦昭吴书），可是从刘宋刘义庆的《幽明录》“种瓜为业”和陈寿的评语“孤微发迹”等来看，恐怕那是韦昭的褒美。不过，至少在17岁时，孙坚已经做了富春县的县吏了。
三国志上孙坚初次发迹的记载是这样的：熹平元年，年仅17岁的孙坚和他父亲孙钟乘客船办事（应该是沿着浙江——即今富春江——的），到钱塘时，碰到当地著名的海贼胡玉（既然连姓名也留垂青史，可见不是一般强盗了）领着一帮弟兄在岸边分赃，孙坚见状，独自一人操刀上岸，对着众贼人指东划西，好像在指挥人马，胡玉等以为是官军来了，怕寡不敌众，弃财而逃，孙坚不依不饶，竟然还追上去砍了一个贼子。于是，名声大振，被吴郡太守看中，当了代理郡尉，也算是个小司令官了。同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尽管当时可能连孙坚也没有意识到。
还是熹平元年，在会稽称了好几年越王的许氏家族中的许昌继任新“家督”，他显然不满足越王的称号，改称阳明皇帝，并且在老巢句章（就是现在的余姚，1300多年后，这里居然又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阳明！难道余姚人对“阳明”一词有偏爱？）起兵，反守为攻，居然也有了不小的声势，叛军有上万人。身为邻郡司马（其实就是郡尉）的孙坚闲不住了，招募了千把人吴郡“精勇”，和扬州的官军、会稽的官军一起投入了平乱之战。一会儿，许昌的造反就被镇压了。 关于这件事，三国志里记载得很简单，不过，我认为，对于孙坚来说，它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于以后建国的吴国中吴郡、会稽郡两郡的尖锐矛盾。现在我来解释一下。 从灵帝纪来看，会稽许氏家族应该是属于会稽的土豪。东汉末年，中央政府和地方土豪为了争夺廉价劳动力，矛盾非常大，许氏家族的造反就是其极端表现之一。孙坚率领的吴郡“精勇”在参加这场战争的同时，对于会稽郡的其他地方土豪也有严重的冲击（比如，当地最有势力的周家，其代表人物为周昕、周＇日禺＇、周昂三兄弟）。说实在的，孙坚的吴郡“精勇”从中央政府来说自然是“解放军”，可对于会稽人而言，其实就是侵略军！这些吴郡“精勇”在会稽除了平乱，还应该会做很多诸如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的勾当，这从孙坚的为人看，极有可能！这个可以从孙坚向其正妻吴夫人逼婚一事可见一斑。吴郡的吴家是同郡土豪，孙坚由于垂涎吴氏的美色，连“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原则也抛弃了，从当时吴家的口气来看，孙坚应该是当地的一个大流氓，属于古惑仔老大一类的，结果，吴郡贵族吴家由于害怕孙坚的“轻绞”（当时的轻绞之徒即意现今的抢劫犯）还是把美女吴氏嫁给了孙坚，当然，吴氏的因祸得福是后话了。既然对于同郡豪族，孙坚都不会手软，何况对于邻郡的豪族，更何况邻郡的豪族有造反的嫌疑，而自己却是堂堂政府军的司令官之一。所以我认为，孙坚在会稽的恶行导致了会稽土豪对于孙氏家族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情绪一直持续到东吴的灭亡。
得胜而回的孙坚虽然受到了扬州刺史臧旻的表彰，可是好像并没有升官，而且还被调出了吴郡，甚至调出了扬州（其实，这个很容易解释，当时，会稽土豪代表周氏三兄弟是属于官家的——当然，其势力远没有之后那么大，否则孙坚应该就消失在三国志上了——在他们的授意下，孙坚被远调是很正常的了），从此，一直到死，扬州在孙坚的政治、军事生涯中消失了，孙坚走向了新的人生道路。
孙坚被调出扬州后，最早担任的是徐州广陵郡盐渎县县丞（相当于常务副县长——说起盐渎，就是现在的江苏盐城，那可是在下的祖籍啊），几年后，又被调到下邳国担任盱眙丞，最后，又被调为下邳丞。虽说基本上是平级调动，可究竟也是从穷县往富县方向发展，那个下邳城还是下邳国的首县呢。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孙坚被迫离开了家乡，可是，他在故乡的弟兄（其实就是当地的小混混，他们中的主力就是前文所说的吴郡“精勇”）们有相当一部分人跟了过来，这成了日后孙坚赖以起家的基本力量。所以说，被调离扬州吴郡之后，孙坚的地方政治力量被严重削弱，可是，他的军事力量仍然被保存了下来。
经过十多年的徐州边远地带的平淡生活，中平元年，孙坚终于出现了转机。
那一年，中古时期最著名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爆发，衰弱的东汉王朝的政府军显然已经无法对此加以控制，于是原本就已经很强大的地方军终于堂堂正正的站在了2世纪末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
当时征讨黄巾的政府军主力由左中郎将皇甫嵩（吴书上说他是车骑将军，这显然是错误的，皇甫嵩要到董卓死后才担任此职，不过在征剿黄巾期间他曾任左车骑将军）和右中郎将朱儁率领，因为政府军实力实在太弱，所以不得不从地方上筹军。身为下邳丞的孙坚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