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乱谈三国网络文集-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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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自出隆中以来；政治道路可谓一帆风顺；从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耕夫；一跃而为总揽蜀汉军政大权的宰相。在刘备“自取”的许诺下；诸葛亮离帝位仅咫尺之遥。然而“北伐”就像一座高不可攀的大山；挡住了诸葛亮登上九五之尊的道路。从公元228年至234年；诸葛亮五次伐魏；可以说是连年动众而屡出无功；导致蜀国兵疲民困。为了北伐；蜀汉的青壮年男子几乎悉数充兵；为了保障后勤供给；乃至役及妇女。诸葛亮“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反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蜀书·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引起蜀中士民的普遍不满；在此局面下；一生谨慎持重的诸葛亮当然不敢受汉禅。随着星落关中；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其“自取”的目标最终未能实现。为了北伐；诸葛亮确实做到了“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然而其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呢？除了世人一致敬仰的“忠心”以外；是否还有极其隐蔽；不易识破察觉的“私心”？当然；要揭开这层厚重神秘的面纱绝非易事；正如白居易在《放言五首并序》诗中所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其实；人的欲望与追逐的目标是会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即如曹操“亦未遽有觊觎神器之心”（卷6“荀传”）；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初起兵时；仅“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操之“不逊之志”；是在其“三分天下有其二”时；才逐渐萌生的。诸葛亮遭逢乱世；幸遇明主；初必竭尽全力酬答刘备的知遇之恩。然“后主时；诸葛亮功德盖世”（《蜀书·赵云传》）；又掌握了蜀汉的军政大权；其是否能心甘情愿地辅佐幼主；就很值得怀疑了。汉魏之际；五德终始说盛行；皇权衰落到极点；君臣名分的纲常伦理亦遭到严重破坏；这就给权臣受九锡与禅代鼎革提供了政治土壤与舆论基础。在此历史背景下；一旦时机成熟；诸葛亮效仿“汉魏故事”；在蜀中筑起受禅台亦是极有可能的。
千百年来；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诸葛亮奉为中国古代社会忠臣贤相的圭臬；而笔者却通过上述分析得出诸葛亮可能“自取”的结论；这是否有损于诸葛亮的形象？
笔者认为；倘若诸葛亮取代蜀汉王朝；自己登上九五之尊；即如同曹氏代汉、司马氏代魏一样；属于正常的易代更祚。在封建的纲常伦理、正统观早已被否定的今天；再去讨论所谓权臣“篡位”问题；已毫无意义。连古代有识之士都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所以我们现在来评价王莽、曹操、司马昭等人的历史功过；都不会迂腐到再以其是否篡位作为评判的标准。对诸葛亮而言；当然亦应同理。
客观地分析；诸葛亮代汉称帝；不仅不能视作罪状；反而应当看成是顺应历史潮流。“天厌汉德久矣”；《后汉书·孝献帝纪》中的这句话；极其准确地显示出当时社会舆论的主流倾向：东汉王朝腐败透顶；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1＇（《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这是大势所趋；是历史发展之必然；谁也阻挡不住。
既然汉朝气数已尽；汉家天子还值得辅佐吗？既然不值得辅佐；取而代之又有何不可？自古以来；大凡乱世之际；定是自负雄才伟略者风云际会之时。东汉末年的形势是“郡郡作帝；县县自王”；诚如曹操所言：“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袁绍、刘备、孙权等人皆骂曹操是汉贼；其实他们自己也不想当汉臣；也想称帝称王。诸葛亮才智谋略并不弱于曹操、孙权、司马懿等人；他手中又握有“自取”的先帝遗诏；若天假以年；且北伐成功；克复中原；诸葛亮本人；抑或其子孙；受九锡；登上皇帝宝座岂非是顺理成章之事？我们又何必为之惊讶呢！
鞠躬尽瘁的诸葛亮不过是个野心小人
权倾朝野的诸葛亮－－从刘备托孤与《出师表》及北伐、斩马谡等事看诸葛亮其人。
公元223年，
蜀汉昭烈帝刘备连连遭遇了一系列重大挫折，东部咽喉重镇荆州在曹魏和东吴的夹击下被夺取，随即情同手足的心腹大将关羽、张飞接连身亡，他亲自带军出征却在夷陵之战中大败而归，最后终于在白帝城病故。
刘备病危之时，召丞相诸葛亮、尚书令李严托孤，命二人辅佐其子刘禅，其间刘备与诸葛亮曾经有一段对话，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是这样的：“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这段话和事情的经过，就是被后世人所津津乐道，推举为君臣之间肝胆相照的千古佳话的白帝托孤。此段加上后来诸葛亮为北伐而上的《出师表》，一直以来被作为推崇诸葛亮“千古第一人臣”的典范事例和佐证。
对此，我是有不同看法的。
诸葛亮，作为一个在乱世之中奉行法家申韩之术的人物，其面目绝非象一直以来文人骚客们所描绘的那样谦恭，而是一个懂得时刻要牢牢把持权利和实力，关键时刻对任何人都绝不手软的政治家，包括对其第二个主子刘禅以及朝野上下的大臣、百姓在内，莫不如此。
我们先来看看白帝托孤。
白帝托孤，刘备对诸葛亮说的“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一段话和诸葛亮后来的“鞠躬尽瘁”，既不是刘备首创，也不是仅仅只发生在诸葛亮身上。远的不说，在三国早期，东吴奠基人孙策在临终时就已经上演过这样一出戏文。《三国志》《吴书》《张昭传》：“策谓昭曰：‘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张昭）上表汉室，下移属城，中外将校，各令奉职。权悲感未视事，昭……乃身自扶权上马，陈兵而出，然后众心知有所归。”
此时孙权年约十九，而刘禅是十七岁登基，两人的年纪大体相仿。但孙策死的时候，正值各路军阀混战、孙策势力东征西讨乘机扩张之时，其势力并未得到巩固，显然比不得早已扎稳根基的蜀汉政权，所以张昭受孙策临终嘱托后，其“上表汉室，下移属城，中外将校，各令奉职。权悲感未视事，昭……乃身自扶权上马，陈兵而出，然后众心知有所归”等一系列的举动，比之刘备托孤后诸葛亮的作用，要重要的多。而论地位，张昭之于东吴不逊于诸葛之于蜀汉，再论发生年代也是孙、张在前，后世人等独推昭烈、孔明而漏桓王、子布，显然并非是记性不好忘记了此事，这掠人之美的举动，其用意只怕就是要让孔明专美于前。因此认真说起来，此事并无什么值得大肆褒扬的地方，真要说也应该先说孙策和张昭才对。
另外刘备在白帝托孤之时，并非只找了一个诸葛亮，还有一个李严在侧。刘备能把远在成都的诸葛亮召来托孤，说明他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和处理这个问题，因此托孤于诸葛亮、李严二人，并非是仅仅因为李严在身边方便之故，而是应该有其很成熟的考虑的，甚至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的。
我们知道，蜀汉政权的根基主要是由三个势力集团组成：占主导地位的刘备嫡系荆楚集团，前益州刺史刘璋时期的东州集团，本地人为主的益州集团。益州集团从刘璋时期开始就没能在政治上占据大的舞台，一直处于一个陪衬的地位，所虑不大，这一点，我们从《三国志》的传记就可以知道，蜀汉就是除去王室成员，列传中本地人士才也十九人，大约只占了三分之一强，而且无一是高层官吏，均为下级官吏和侍郎一类的闲官。因此需要考虑的乃是荆楚、东州集团之间的问题。
此前战略要地荆州的丢失，关、张败亡以及夷陵之战，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荆楚集团遭到了重大创伤。而在这个时候刘备又一病不起，当然会想到自己身没以后，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和蜀汉政权的巩固问题，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他对诸葛亮并不是完全信任和没有顾虑的。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备既然以这样的方式将这话明白地说了出来，那诸葛亮也只有以“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这样的态度，来明确地表示他惟有尽忠而死也不会取而代之一途了。不管怎么样，在那个年代里，他是不可能爽快地答应一声“好”的。但是如此一来，倘若日后刘禅昏庸而诸葛亮真的想要取而代之，那他就要先背上个辅佐不力，背主食言的骂名，在政治、舆论以及民心上都将会面对“不臣不忠不义”的罪名，并因此导致师出无名而居于劣势。所以刘备这话与其说是信任与托孤，不如说是一种先发制人的威胁策略，亦或者是无奈之下欲擒故纵的一种权谋。
而另一位重要人物李严，在刘璋时期就是东州集团中的佼佼者。自刘备入主成都以后，他在任上又屡次以少数兵力平定大规模的叛乱，充分表现了他的出色军事和政治能力。相比较而言，诸葛亮此前在政治和外交上展示了他的出众能力，但在军事上并没有什么建树的机会，因此刘备很明智地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1）。
实际上，在刘备临终的前一年章武二年，就已经把李严拔为尚书令，在官阶上可与诸葛亮比肩了。由诸葛亮照行丞相事，而李严则主掌内外军事，这样的分配正好能让二人互相制衡，以免有一方坐大。而从当时蜀汉政权的权利机构的构成和实力分配来看，也让我们相信，刘备要防备坐大的一方，绝非是当时不处在权利中心和主导集团领袖地位上的李严。在短短的一年多内，通过将李严从犍为太守地方长官的位置上提升到尚书令，并籍由其政治地位的上升以及原有的基础，人为地将李严制造成为了实际上的东州集团代表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刘备对李严更多的是笼络，而不是提防。刘备将这样一个快速提升起来、以前从未进入过权利中心的政治新秀李严，列为两名托孤重臣之一，并且命其“统内外军事”，再联系“君可自取”的言语，显然说明刘备要防备、制衡的目标是诸葛亮无疑。
但在另一方面，做为一个君主的刘备，又是肯定希望他们二人能够全力合作来加强其政权的。正好李严除了前面说的那些优势外，另外还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他是南阳人，与“诸葛公侨客兹郡，有乡党之分”，因此刘备希望这样二人可以多点“必能协规”的可能性（2），从而通过这两大集团的领袖人物的通力合作来协调两大集团，以应付他身没以后蜀汉政权可以想见的、必定会面临的各种危险局面，进一步地巩固蜀汉政权。
遗憾的是，诸葛亮的性格和一贯的志向，使他并不愿意看见李严与他分享权利，甚至连李严进入政治权利中心机构所在的成都他都极端地不愿意。
二个托孤重臣，无论从那方面讲，都应该居于首都成都，尤其李严还是“统内外军事”这样一个相当三军司令的人物。如果说刘备死时蜀汉与东吴处于敌对状态，李严留镇永安是必须的话，那么在蜀汉与东吴在建兴元年“吴王孙权与蜀和亲使聘，是岁通好”（4）后，还是将李严这么一个“统内外军事”、各方面都与诸葛亮并列的托孤重臣，继续置于和东吴交界的永安，显然是不合适的。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于建兴四年春李严却去了面对东吴的二线城市江州，依然没能进入政治权利中心的首都成都。
作为一个混迹官场几十年，又有很强军政能力的人物，李严是不可能不明白远离政治权利中心的负面效应，乃是远离统治阶层的各个官僚集团，其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小，最后逐渐被人遗忘。而他还不至于也不会敢想去自立为王，因此不太可能自愿求居江州。从他后来曾“更成大城，周回六十里，……求以王郡之巴州，丞相诸葛亮不许”（3）的举动来看，他是非常想进入权利中心的。只是既然不能进成都，那只好退而求其次“以王郡之巴州”，当然相信他也明白这样的可能性更渺茫，因此这也许仅仅是他一种表达不满和要求的姿态而已。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都可以说明他并不是自愿远离政治和权利中心成都的，而有能力能做到这一点的，蜀汉举国上下惟诸葛公一人而已。
他们二个照后世的称谓，乃是“顾命大臣”，因此从官位和政治地位以及权利分配上讲，都应该是基本并列的。但事实上自从诸葛亮扶刘备灵柩回成都之日起，李严就被已经撇在了一边：
“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建兴元年，封（李严）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
——《三国志》《蜀书》《李严传》
同是托孤重臣，诸葛亮此前已假节钺，现在晋封乡侯，并且开府、领益州牧，其中的开府、领益州牧，意味着他可以向朝廷推举府属官吏，并成为了益州的最高军政长官，都是把握实权的举动，而李严虽然也晋封乡侯、假节，但却只加了个光禄勋的虚衔，相比之下显然分量就轻得多了。
我们如果不是一味盲目景仰， 而是客观地去看待的话，从诸葛亮那篇被后世百般推崇的《出师表》中，也可以深刻地感觉到当时诸葛亮大权独揽、权倾朝野，明显地时常对后主刘禅指手画脚，甚至还表露出咄咄一副逼人的威胁态度来迫使刘禅就范，同时在他心里还有着许多忧虑。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中体会到当时蜀汉朝廷权利斗争的激烈状况。 他在《出师表》中，先说了当前是危急存亡之秋，形势严峻，而后话锋一转道：“诚宜开张圣（德），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这其中的“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一说，就把刘禅的“宫中”和他开府的“府中”归成了“俱为一体”，将皇帝的宫中等同于他的丞相府。然后说“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这就进一步地明确要求刘禅把宫中的事体也要交给他“开府”后的幕府来管，不用宫中的管理机构来处理了。而如若刘禅不答应的话，那就是“内外异法”了，那么“陛下”你就有不“开张圣德”，不“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偏私”并且不“平明”的嫌疑。我相信在看见诸葛丞相罗列了这么多不答应之后会产生的罪状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