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囚档案-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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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王雅来信说父亲做生意资金紧张需要周转，杨京山又将省吃俭用攒下的190万日元全部寄给了王雅。1998年，王雅说想再买一套商品房，杨京山坚决不同意，他建议把第一套房子卖了再购置新房。可是王雅告诉他原来的房子没有升值，卖掉不合适，新房定金已经交了，如果不买就不退定金。杨京山无奈，又把积攒了两年的200万日元汇给了王雅。
此时的杨京山再也不想继续在日本漂泊流浪了。没有正当身份使他受尽了屈辱和歧视，不但日本人贬低他，有签证的中国人也瞧不起他，找工作、租房子都成了不小的难题。在长期的建筑工作中，杨京山的手和脚都受过伤，几次危险作业还险些丢了性命。日本的梅雨季节潮气很大，杨京山落下了腰痛病，一到刮风下雨痛得他直不起腰来。这一切，杨京山从来没有向妻子提起过，他怕王雅会担心。
2000年下半年，杨京山给王雅写信讲述自己在日本流浪的痛楚，他告诉妻子在日本没有任何发展，他想结束打工生涯回国与王雅团聚。但王雅回信希望杨京山战胜眼前的挫折，并说自己也正在托人办理到日本留学的手续，需要一大笔保证金。杨京山清楚地知道自己没有正当身份，王雅不能借助他的力量办理赴日签证，唯一可能尝试的途径是办理自保留学，这样又需要一大笔自保金。杨京山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但想到王雅如果能到日本，夫妻二人也可以早日团聚，他在日本第一次向朋友张口借了50万日元，东拼西凑了255万日元又一次寄给了王雅。
但杨京山寄钱后两个月过去了，王雅却迟迟没有消息。杨京山坐立不安，他给家里打电话，电话总是无人接听。两个月后的一天，杨京山终于找到了王雅，不料王雅一改往日的温声软语，恶狠狠地说：“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你在日本，我在北京，我们各走各自的路！”
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杨京山摸不着头脑，他想不通往日柔情似水的妻子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他一次次打电话想探寻个究竟，这一下更惹恼了王雅，她在电话上警告说：“如果你再打扰我的生活，我就去骚扰你妈，让她永远不得安宁。”多病的妈妈一直是杨京山心中的牵挂，他再也不敢给王雅打电话了。但他却一直搞不明白妻子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无情。
在日本流浪的艰辛摧残着杨京山的身体，而妻子的骤然转变更使他心如刀绞。没有身份没有签证，朋友的借款一下子还不上，杨京山连当面质问妻子的机会都没有。他开始借酒浇愁，每天下班回来总是喝得酩酊大醉，才能得到暂时的解脱。他不明白自己的一片痴心，为什么没有换来最真的爱。这么多年了，他就盼着与妻子团聚的一天，而这个愿望顷刻之间化为泡影。思念亲人是杨京山精神的支柱，而今却不复存在。
2002年春节，举国欢庆举家团圆之时，杨京山更感到万念俱灰。他喝了一整天的酒，凌乱的酒瓶堆满了榻榻米，他感到浑身灼热发烫，胃里翻江倒海，却没有丝毫力气，渐渐地他昏睡了过去。醒来时，映入眼帘的是洁白的床单。原来朋友来找他，见他浑身酒气昏死在地上，连忙把他送进了医院。医生诊断酒精中毒，幸亏抢救的及时，否则很可能导致死亡。杨京山感到活着毫无意义，朋友们再也不敢让他独自在家，经常轮换着过来陪他。
杨京山无心工作，有时醉如烂泥一连几天都出不了工。2002年4月，日本公司见他精神委靡，决定换个环境派他到静冈县出差。一天，杨京山在酒馆里喝完酒回旅馆时，满嘴酒气的他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一位警察盘查杨京山的身份证时，万念俱灰的杨京山告诉警方说自己签证过期，自己在日本打工多年，现在只想回国。
一副冰冷的手铐铐在了杨京山的手腕上，他被日本警方以非法滞留的罪名起诉了。从拘留的那一刻，杨京山反倒觉得释然了。再不用躲躲闪闪四处流浪，再也不用担心拿不到签证。在日本入国管理中心他给王雅写信，告诉她自己就要回国了，但王雅一直没有回信。4个月后，杨京山被日方遣送回国。
2002年12月20日，杨京山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回北京的当天晚上，他就去找王雅，可是王雅的父母说她加班不在家。一连几天，杨京山不是打电话就是去家里找，可王雅就是避而不见。半个月后的一天，杨京山终于等来了王雅的电话，王雅说再也不想见到他了。杨京山一听心都碎了，他一直以为自己长年在国外，夫妻感情受到了影响，但只要自己回来两个人互相沟通，感情就能够弥补。杨京山心中一直惦记着王雅，而今他才知道自己的想法太天真了。辛辛苦苦近十年，他一直期盼着团聚的一天，而这一天永远不会来了。
2003年3月，杨京山无奈之下向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了
离婚诉讼。在法庭上，杨京山才与王雅真正见了面。但杨京山没有想到，当法官询问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时，王雅一口咬定她从1996年就跟杨京山失去了联系，也从来没有收到过他寄来的钱，并让杨京山赔偿她青春损失费30万元。
看着这个无情的女人，杨京山在法庭上流着眼泪拿出了他精心保存的王雅的信件和汇款单据，朋友也出庭作证曾为杨京山带钱给王雅。而王雅此时又称她确实收到了一些钱，但按照杨京山的工作情况和寄钱的数额，他还应该有积蓄64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44。8万元，如果夫妻平均分配王雅应该得到22。4万元。杨京山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女人变得如此贪婪，他向法官陈述他被日方遣送回国，刚刚还完朋友的借款，现在身无分文。在法庭辩论中，杨京山不想再多说什么，他觉得一切都毫无意义。
一个月后，杨京山拿到了法院的裁决，法官依据事实和证据，判令杨京山与王雅离婚，婚前财产归杨京山所有，王雅给付杨京山人民币23万元。拿到判决，杨京山轻轻地吁了一口气，他感到碎片般的心得到了一丝慰藉。但他没有想到，这远远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噩梦的开始。
2003年4月，王雅不服丰台区法院的离婚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提出上诉。在上诉书中，王雅令人吃惊地提到她已于2001年11月以杨京山出国后杳无音讯、去向不明为由，向法院申请宣告杨京山死亡。法院发出一年的寻人公告没有下落后，已经于2002年12月判决宣告杨京山死亡。
杨京山被法院宣告死亡的日子，恰恰是杨京山回国的日子。杨京山怎么也想不到，他深爱的妻子竟然隐瞒了他们所有的通信和电话联系，说他生死不明向法院提出宣告自己死亡。更令杨京山震惊的是，在杨京山“死亡”后不久，王雅又和一个叫赵小鹏的人结婚了。
这一切，杨京山都毫不知情。赵小鹏是何许人也？王雅怎么会和他在一起？一连串的疑问压得杨京山喘不过气来。经过多方打听，杨京山才知道，原来他出国几年后，王雅也从工厂辞职了，和别人一起开了一家餐馆。在经营中，王雅和另一个开餐馆的老板赵小鹏相识并同居。
但杨京山怎么也想不通背叛他的妻子会采用如此恶毒的手段，隐瞒真相欺骗众人，宣告丈夫死亡，又与别人结婚。而他这个“死人”还陆续寄了800万日元给妻子买房，幻想两个人过上幸福日子。
杨京山震惊之余，不能不愤怒了，他要让伤害他心灵和情感的人得到惩罚。他要“复活”，他要“活着”见到背叛之人的下场。杨京山来到法院，亲自向法院申请撤销了自己的死亡宣告。
但在离婚诉讼二审期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由于王雅已经和赵小鹏结婚，根据法律规定，即使撤销了杨京山的死亡宣告，他与王雅的婚姻关系也不能自行恢复，法院终审裁决驳回了杨京山的起诉。
杨京山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虽然“复活”了，但他和自己的合法妻子王雅却没有了夫妻关系，而此时妻子也已经怀上了别人的孩子。他翻遍了法律条文，经过多方咨询自己“离奇”的经历，杨京山认为自己与王雅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王雅故意隐瞒事实真相，恶意宣告他死亡以达到重婚目的已涉嫌犯罪。
2004年5月，杨京山以重婚罪自诉到石景山区人民法院，要求追究王雅的刑事责任，并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石景山法院受理此案后，关于王雅是否构成重婚罪，在法律界引起了争论。有学者认为，王雅故意隐瞒杨京山与她联系并多次汇款的事实真相，用谎言欺骗司法机关，以宣告死亡的合法形式掩盖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再婚的非法目的，这种申请宣告死亡的行为自开始无效。宣告杨京山死亡的行为无效，王雅就同时拥有了两个丈夫杨京山和赵小鹏，这必将把她送上重婚罪的被告席。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王雅很可能受到“高人”的指点，她的行为就是钻法律漏洞的“擦边球”。在我国《民法通则》宣告失踪和死亡一节中，没有规定宣告死亡无效的情形。只是规定了被宣告死亡人重新出现，经过本人申请可以撤销死亡宣告。但死亡宣告撤销后，如果他的配偶已经再次结婚，即使再婚后又离婚也不能恢复原来的夫妻关系。就此案而言，杨京山回国撤销了自己的死亡宣告，但王媛已经和赵小鹏结婚，因此杨京山与王雅的夫妻关系不能自行恢复，相反王雅和赵小鹏的婚姻却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杨京山无法以配偶的身份起诉王雅离婚，王雅再婚的行为也不构成重婚罪。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七条：被宣告死亡的人与配偶的婚姻关系，自死亡宣告之日起消灭。死亡宣告被人民法院撤销的，如果其配偶尚未再婚的，夫妻关系从撤销死亡宣告之日起自行恢复；如果配偶再婚后又离婚或者再婚后配偶又死亡的，则不得认定夫妻关系自行恢复。
生活是变幻莫测的，而法律总是机械的条文，它永远无法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过，让杨京山感到慰藉的是，法院给了他一个公正的裁决，法院考虑到王雅尚在哺乳期内，一审判处王雅拘役6个月，缓刑1年。同时判定王雅与赵小鹏的婚姻无效。
杨京山虽然“复活”了，但他饱受创伤的心灵和情感却永远不会“复活”！
第三章：疯狂抢掠；站街小姐闹市钓金龟
“站街小姐”这个词汇已经被我们所熟悉，为性而性，为钱而性，全然不顾道德和责任，已经是我们见怪不怪的社会现象。但毕竟这是道德沦丧的一种表现，所以很多人在找小姐时不敢太张狂，有种小猫偷腥的感觉，即使被人敲诈也不敢轻易报警，这就给一些不法之徒提供了犯罪空间。本案中4个来自东北的年轻人就是利用嫖客这种复杂心理，采用站街小姐钓金龟的方式，引诱有头有脸的嫖客上当，在北京大肆抢掠财物。嫖妓似乎是阻挡不了的大趋势，本文算是个侧面提醒吧。
杨军和杨晖是亲哥俩，按照“行话”说，他们是“鸡头”。而张静和张鸿是这哥俩的女朋友，张静同时又是站街小姐。他们合谋在北京街头以出卖色相为诱饵，勾引嫖客到他们预设的地点进行抢劫。仅仅涉及本案的4次抢劫，他们就抢得财物11万元。而被抢劫的人中，有经理老板，有外籍华人，甚至还有级别不低的机关干部。2003年4月2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抢劫罪判处杨军、杨晖有期徒刑15年，以抢劫罪分别判处张静有期徒刑8年、张鸿有期徒刑6年。
31岁的杨军是黑龙江省密山市人，他初中毕业后便闲居在家，整天无所事事，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他却一心想挣大钱。
2000年的春天，杨军到北京看望一个卖古玩的朋友。一日晚饭后，二人兴起，朋友便带他到昆仑饭店的大街上去找小姐玩玩。到那儿后，杨军发现大街上站着许多小姐，个个浓妆艳抹，花枝招展，而每个小姐后面还跟着一个男人，他知道这就是带小姐的“鸡头”。小姐站在大街上，当有嫖客相中某人后，便与之谈价钱，谈好后就将小姐带走，而把钱交到鸡头的手里。正为生计发愁的杨军，见状不禁窍门大开，认为这是一条很不错的生财之道，暗自决定以后若有机会一定到北京来带小姐赚钱。此意既生，他便一直念念不忘。
2001年3月，杨军在密山市歌厅认识了一个叫冬冬的小姐，不久即开始
同居。杨军的目的很明确，时机一到就想方设法鼓动冬冬跟自己到北京赚大钱。大约一个月后，他告诉冬冬北京有一条街特别好，站在大街上就能拉到生意，一天能赚一千多，还挺安全，也没什么人管。一听有大钱可赚，冬冬很快就同意了，4月份就跟着杨军来到了北京。
二人到北京后在朝阳区租了房子，然后杨军就带着冬冬去新源里的一条街上站街拉客。杨军从此开始了生财有道的“鸡头”生涯。
冬冬身材苗条又很有姿色，一开始他们的生意很不错。但靠自己单枪匹马干仍觉来钱太慢，杨军和冬冬很快又找来了两个小姐一起干。后来杨军在站街的时候又认识了另一个鸡头，两人便合在一起干，两个鸡头手头上有四五个小姐，生意做得很是红火。
杨军觉得这个生意不错，自己可不能吃独食，便将弟弟杨晖也拉进来。杨军对弟弟极力渲染在北京站街当鸡头特别好赚钱，令弟弟羡慕不已。杨晖也是无业人员，一听说有这么好赚钱的差事，立马动了心。2001年10月7日，杨晖从老家带了一个小姐到了北京与哥哥会合。
杨军在老家密山认识了一个叫张鸿的女孩，同居后杨军便带她到北京，但杨军不让张鸿出去站街卖淫，张鸿却在感情的驱使下为杨军窝藏赃物，对杨军等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视而不见，不仅没有规劝反而逐步沦为帮凶，令人扼腕叹息。而杨晖的女友张静则甘当马前卒，为了“爱情”充当钓金龟的诱饵，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年仅22岁的张静，是黑龙江鸡西市的无业人员，文化程度不高却生得颇有几分姿色，她的男友杨晖屡次利用她为诱饵，引诱嫖客上当，然后趁机打劫，多次得手。
2001年12月，杨晖在密山市的迪厅里认识了张静，交往一个星期后，杨晖便骗张静说自己在北京开了一个花店，一个人很孤单，想找一个女朋友做伴，认识张静以后，发现自己很喜欢她，就想带她去北京做自己的女朋友，并且帮着照看花店。天真无知的女孩张静沉浸在臆想的幸福中，哪里会料到面前这个柔情脉脉的意中人，不过是只披着羊皮的狼，一双黑手正在将她拉下罪恶的深渊。
被感情冲昏了头脑的张静便跟着杨晖上了南下北京的火车。在火车上，不知杨晖是良心发现还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他向张静说了实话：“我在北京没有花店，我骗了你，我不是一个好人，我是在北京带小姐挣钱的。”此时的张静根本不相信他所说的是真的，还以为他在和自己开玩笑，也没放在心上。当时杨晖为了让她放心，还信誓旦旦地安慰她说：“即使你去接客，我也会对你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