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 [英]阿瑟·刘易斯-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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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应当指出，一种奴隶经济不管它在一段时间里多么繁荣，它势必没落，因为奴隶的人口通常自身无法更替。只要能从外部得到廉价的奴隶来源，奴隶经济便兴旺，一旦这种来源被切断，奴隶经济便衰落下去。因此，只要有连绵不断的战争或奴隶的侵袭，从中可以俘虏大批的人并卖为奴隶，奴隶经济便可繁荣。但当实现和平或废除奴隶买卖时，奴隶制便趋向消亡。罗马帝国的经历就是这样，当边境一实现和平，罗马的奴隶经济立即开始没落，牙买加也是这样，它的没落不是始于１８３４年废除奴隶制，而是始于在此之前近３０年废除奴隶买卖的时候。
切断奴隶的来源必定马上会使奴隶人口下降。因为受奴役的男人比女人多，即使妇女有足够的女孩子替代她们自己（她们并没有），多出来的男人死掉时，奴隶人口也必然下降。
这样，经过一代人之后，人口的自然繁衍有可能产生新的平衡，因为男性和女性的出生数量大体相等，但是即使这样，奴隶人口也不会自己繁衍。
如果有这样一个国家，它很长一段时间不从外面移入奴隶，所有的奴隶都是在本国出生的，那么可用来干活的奴隶人口大约只有三分之一。这便是西印度群岛在废除奴隶制之前那里的甘蔗种植园主所报告的比例数字。其余的奴隶都是儿童和照料子女及丈夫的母亲；经常还有大批人声称有病要不就利用奴隶制固有的漏洞逃避干活。这样低的比例不应引起人们大惊小怪，因为我们知道，哪怕在自由社会里，据人口普查确定“有报酬职业”的人通常也不过占人口的３０—４０％。
如果允许奴隶同家人一起生活，他们本来会有同自由人口一样多的机会更替自己——机会可能还多些，因为他们可能改善一些医护条件，或许还会少干些活。但是，奴隶往往不得同家人一起生活，因为这会使奴隶主要为每个有用的奴隶而非养活两个无用的人不可。因此，许多奴隶主只要男性成年奴隶，而且不鼓励他们结婚。女奴不受欢迎，不鼓励她们生孩子，如果她们确有子女，也不让她们有充足的时间去照料。所以生育率低，婴幼儿死亡率高；这样，奴隶的人口便不能自我繁衍。当然，大庄园比小庄园的处境要好，因为在大单位比小单位容易保持男、女和儿童的正常平衡。所以小庄园在大庄园出现之前便相继消失，如罗马帝国后期变动增多。但是，除非大庄园从商业角度研究解决养活新奴隶的问题，大庄园也将消亡。
确切地说，要是期望一个养马主保持公、母马，大、小马的比例均衡，同样的命运将会落在依靠马为劳动力的经济的头上。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为以马为主的经济是专门养马出售。所以，奴隶经济要不靠移民维持下去，也只能是有些奴隶主专门养活奴隶出售才行。美国南部在废除奴隶买卖之后曾采用这种制度，但是这是奴隶制最不得人心的一面，因为奴隶制弄得家庭妻离子散，并不顾我们认为属于人类之间常理的性关系的情感联系。因此，奴隶农场在奴隶经济中，并不多见，如果说这种农场存在，数量上往往也不足以解决维持奴隶来源的问题。因而在大多数奴隶社会中，一旦外部奴隶来源断绝，经济就会毁灭。
在这方面，农奴制大大优于奴隶制，这无疑是在外部奴隶来源枯竭时奴隶制便让位于农奴制的主要原因之一。农奴有权结婚，而且在这方面他们同自由民生活一样。农奴通常也有权有一些自由支配的时间，有一些自己耕种的土地，有些农奴还可以是分成或对半分成的佃户。在农奴制最发达的时期，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是指农奴没有主人的允许不得到别的地方去；但是农奴的义务仅仅是缴纳固定的地租，因此，农奴有一切动力为自己生产多于地租的产品。以农奴制为基础的社会能延续几个世纪，而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一旦外部的奴隶来源消失必定开始衰落。
（三） 家庭
家庭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制度，我们所探讨的问题几乎全部是由家庭产生的，这是不足为奇的。它涉及刺激、专业化、纵向流动以及取得资源的手段等问题。首先，我们探讨家庭的横向联系，也就是说一支和另一支的关系，然后我们再研究妇女的地位，最后加以概括。至于人口问题，将留待第四章去探讨。
在原始社会里，家庭的概念通常是十分广泛的。一个男人不仅与他的父母、妻子和儿女联系在一起，而且与他的众多的亲戚联系在一起。人数也许会多到５００人。在这个群体里，实行的也许是不同程度的共产主义：土地公有共同耕作；所有家庭成员已承认他们有权要求家庭供养。
情况看来是这样，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家庭概念变得狭隘了。大家庭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保险办法，这种情况适应于生活水平低的社会。在生活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家庭成员必须同心协力，对遭难的人鼎力相助；家庭范围越大，这种保险制度就越有效。然而，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个人储蓄能力以及养活自身和抗拒灾难的能力增强了。家庭成员之间财富和收入差距也扩大了。政府组织得更好了，并开始承担其帮助老人或穷人的责任。社会关系进一步按照契约的概念而不是依照地位的高低而建立起来，所以在比较富有的社会里男人比较倾向于否认他们对远亲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所以，总的说来，社会在物质上越是先进，被挣钱的户主承认是家庭成员的人数越少，不仅从自动分享户主增加的收入这个意义上说是如此，而且从因陷入贫困而对他的收入提出某种要求这个比较狭隘的意义上说也是如此。在小的社会里，对家庭提出要求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彼此都了解，因此舆论可象会迫使富有者帮助家庭中的贫困者。可是在大的社会里，人们彼此相邻而互不了解，所以他们可以对他的家庭置之不理，独自生活而不必顾及他们朋友对此有何看法。这也同社会的平均收入有关，因为城镇和乡村的大小同国家的财富是有联系的。
大家庭制度在生活只够温饱的社会里有着巨大的优越性，而对经济正在增长的社会来说却并不合适。在这样的社会里，这几乎肯定会妨碍人们努力工作。经济的增长取决于积极性，如果作出努力的个人必须与许多其他人分享他的报酬，而他又不承认这些人有这种权利的话，那么这种积极性可能被窒息。存在大家庭的地方，每个家庭成员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只要他的收入增加，大量远亲就会纷纷要求他相应地提高对他们的赡养费。这种情况在任何时候拼命干的阻力，特别是本家庭观念变得越来越狭隘的时候，社交圈子由大变小的时候，情况尤譬如此，因为在那时，人们最不可能接受以往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要求。来自亚洲和非洲的许多报道提到，一些有才干的人拒绝提升，因为他们所获得的物质利益将会大部分转入他们并不承认其道义要求的亲戚的私囊。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观察这个问题，这种制度本身就对主动性造成障碍，因为它为每个人提供了防止匮乏的自动保险，从而削弱了活动性、节俭和进取精神。
一种强烈的家庭义务意识，即使是真心实意的，也可能在其他方面成为取得成功的障碍。这种意识可能会促使一个人委任他的亲戚担任并不适合他们的工作，甚至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其他人不委任他去担任他完全能够胜任的工作，因为他们知道他随即会委派不适宜的亲戚担任他属下的职位。
在原始社会里，人们害怕如果冒犯女巫的家属，她便会对他们施魔法，也许正是出于害怕心理，而不是出于爱，才促使他们搞裙带关系。当然，有时候一个家庭成员也许是要委任的最佳人选，因为他有才华，或者甚至仅仅因为人们肯定他有教养，因此能够信任他。然而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另一个困难是在牵涉到几个成员时怎样处理家庭事业。如果他们彼此信赖，各尽自己的本份，那么家庭感情可能成为一种力量的源泉，然而它往往是消极因素的根源。在家庭联系密切的国度里，那些没有家庭负担因而能独立的人，往往是最富于进取精神和最成功的人。
虽然在事业上家庭感情有这种缺点，但人们必须看到它的长处。凡是在人们不能指望外人给予忠诚的服务的社会里，特别是本家庭观念变得越来越狭隘的时候，社交圈子由大变小的时候，情况尤譬如此，因为在那时，人们最不可能接受以往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要求。来自亚洲和非洲的许多报道提到，一些有才干的人拒绝提升，因为他们所获得的物质利益将会大部分转入他们并不承认其道义要求的亲戚的私囊。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观察这个问题，这种制度本身就对主动性造成障碍，因为它为每个人提供了防止匮乏的自动保险，从而削弱了活动性、节俭和进取精神。
一种强烈的家庭义务意识，即使是真心实意的，也可能在其他方面成为取得成功的障碍。这种意识可能会促使一个人委任他的亲戚担任并不适合他们的工作，甚至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其他人不委任他去担任他完全能够胜任的工作，因为他们知道他随即会委派不适宜的亲戚担任他属下的职位。
在原始社会里，人们害怕如果冒犯女巫的家属，她便会对他们施魔法，也许正是出于害怕心理，而不是出于爱，才促使他们搞裙带关系。当然，有时候一个家庭成员也许是要委任的最佳人选，因为他有才华，或者甚至仅仅因为人们肯定他有教养，因此能够信任他。然而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另一个困难是在牵涉到几个成员时怎样处理家庭事业。如果他们彼此信赖，各尽自己的本份，那么家庭感情可能成为一种力量的源泉，然而它往往是消极因素的根源。在家庭联系密切的国度里，那些没有家庭负担因而能独立的人，往往是最富于进取精神和最成功的人。
虽然在事业上家庭感情有这种缺点，但人们必须看到它的长处。凡是在人们不能指望外人给予忠诚的服务的社会里，家庭也许是经营大规模企业的最适宜的单位。比如说，某些行业如能在许多城镇、郊区或乡村设立分支机构，那是有好处的。例如银行、联号零售商店以及批发业就是如此。在这些情况下，兄弟或近亲多的家庭，可能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因为自家兄弟的可信赖程度超过那些不沾亲带故的分支机构经理；何况，即便遇到欺诈行为，金钱也不会流到家庭外面。
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如果不是属于同一行业的分支机构，而是属于不同的行业和专业，那么兄弟之间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相互支持。同样，在移民之间或是在信奉某种宗教的少数人之间，关系密切的集团可以在生意上向对方提供机会，亦可以在发生危机时互相贷款支持，从而加强整个集团的地位，帮助其成员在经济上取得更大的发展，而要是不允许他们彼此之间的特殊关系影响他们的业务，他们就不会取得那么大的发展。当然，如果这个集团在经济上一般并未比社会上的其他人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这种亲属之间的义务或者其他义务也不是特别有益的；如果它的成员在竞争能力方面低于平均水平的话，他们甚至可能成为一种累赘，因为其中比较幸运的成员将会由于承担超过平均负担的义务和他人的不足而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一个才智出众的家庭如果紧紧抱成一团，就会占有很大优势。任何社会的早期经济发展的历史都表明，总有几个才智出众的家庭，他们通过范围广泛的活动而鹤立鸡群，不论是１４世纪的意大利银行家，还是２０世纪的印度和日本的企业家，情况都是这样。在早期的这些条件下，一个才智出众的家庭有可能在任何其他类型的组织都难以达到的规模上做生意。这种优势随着行政管理技术的改善而减弱了，因为委派外人来担任经理职务比较容易了，而完全可以相信他们不会鲸吞资金。
我们下面来考察一下妇女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男人对妇女参加工作的态度因社会的不同而不同。在一些社会中，男人们为了确保其社会地位得到承认，设法不让他们的女人参加工作，他们故意使他们的妻子、女儿闲在家里，周围侍仆成群，以显示他们是有财产之人。妇女当中的一些人从事一些无偿而有益的社会工作，否则这种势力的风气会降低妇女们的贡献，哪怕这可能会使那些为了付帐而不得不更加辛劳地工作的男人们作出更多贡献也罢。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中上等阶级的妇女为了争取工作的权利，而不得不进行“斗争”，而在其它许多社会里，妇女必须从事繁重的劳动，常常在田里耕作，为丈夫煮饭做菜、织布缝衣，而男人们却过着比较悠闲的生活。
凡是对妇女可能从事的工作加以限制的地方，经济的增长也必然会受到阻碍。在一些原始社会里，妇女是不许参加工作的，只能从事家务劳动或是为自家干些农活，这种情况提高了每个家庭自给自足的程度，从而减少了进行贸易和实行专业化的机会。而实际上十分明显的是经济的增长与妇女们摆脱家务劳动走向市场是紧密相关的。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成衣、理发、饮食等行业发展得更快了，更不用说年轻人进学校受教育了。学校教育取代了家庭教育。仅仅以统计学家在计算国民收入时拒绝将家务劳动包括在内这一点是不能说明上述联系的。因为专业分工也确实使产出的质量和数量都确实提高了。如果当地习惯只准妇女作家务、或者说他们外出工作只能做家庭佣人、打字员、或挤进其它一些工作范围狭窄的职业里，经济的增长就要受到限制。通常使国民产值增加得最快的方法之一就是开设工厂，向妇女提供她们非常容易干的那种轻活。许多缺少男劳动力的社会，已经发现这是一个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这不但可以直接地而且亦可间接地增加产出。例如，非洲的一些农民，把本来可以在中心工厂进行高效加工的作物，坚持在家里进行粗“加工”，因为若把作物送到工厂加工，他们的女人们可做的事就太少了，因此，为妇女创造更多的家庭以外的工作，将会有助于改善作物的加工。还是在一些非洲地区，妇女们花很长的时间手工舂米，如果在家庭以外给她们提供更多的挣钱的工作，她们很快就会坚持要求从今以后使用机器碾米。为妇女们创造更多的有收入的就业机会是同时提高她们的地位、减轻她们繁重的劳动和提高国家产出的最切实可靠的办法。
在某些社会里，宗法意识十分强烈，极而言之，甚至达到了崇拜祖先的地步。这对经济的增长是有利还是有弊，是可以争论的。这有某些好处，比如说，一个人知道自己属于一个可上溯几代人的家族大概会产生某种自信心，人在年轻时就会受到家族的传统教育，如果这种传统包括某种特殊技能，冒险精神或是性格特点，它可能得到保持，并且比在没有家族传统的情况下得到更大的发扬。因此，英国海军相信，“海军世家”的子孙，一般说来会成为比其他应征士兵优秀的水兵。在某种职业气氛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在从事该职业时很可能比其父母从事其它职业的年轻人更能胜任。宗法观念也可能对人的财产观念产生影响。一个人也许会感到自己仅仅是继承下来的财产的一个暂时托管者，因此可能小心翼翼地去保护它，甚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