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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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政府的效率，也是在那一年，东莞县政府设立了以个叫做“对外加工装配办公室”的机构，宣传“一个窗口对外、一个图章办事”，港商在这里签一个合同，顶多个把小时，这在当时中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这个全国独一无二的机构一共了十年，东莞的工厂数目年年猛增，从1978年到1991年，东莞引进外来资金17亿美元，为全国县级城市之冠。
在70年代的最后一个年份，中国人开始从革命的狂热中醒来，贫穷如一根芒刺穿透刚刚复活的肌肤，让人感觉疼痛。在南方的福建，一个叫舒婷的女诗人以更委婉的手法写出了人们对摆脱贫困的渴望：我是贫穷∕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疼苦的希望呵∕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呵！
《经济学人》在年终报道中统计说：“在经过了20年的匮乏后，北京的各项指数开始疯长。1979年，中国制造了3。34亿条麻布口袋，8。5个白炽灯泡，18。6万辆摩托车，130万台的电视机产量更是比1978年年增长了157％。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5。8％，因此中国政府承认一些人的实际收入事实上下降了，但是国有企业的工人和干部的收入平均增长达到了7。6％。”一位叫H·詹森的欧洲人回到了上海，35年前他在这个远东最大的殖民城市度过了童年，他的父亲是丹麦化学工程师，母亲是俄国人，如今他看的上海是一个处处遗留着殖民地痕迹的城市。“在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的上海，已经没有一张毛泽东的画像，没有一个人提及政治。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商品、进口、美国人是否真的人人都有轿车。”
一个物质化的年代到来了。
1979年12月31日，方脸瘦高的四川万县人牟其中被释放出狱，四年前他因为写了一篇《中国往何处去》的长文而被打成反革命，据说最初已经内定为死刑，后来案子一拖再拖才没有真的判下来。这年下半年，四川开始清理“文革”的冤假错案，牟其中等人被宣布无罪释放。他没有回到县玻璃厂继续当他的烧炉工人，而是在出狱一个月后，向人借了300元钱，成立了一个“万县市江北贸易信托服务部”。这时候，他已经是将近40岁的人了，19岁那年，他曾经填过一阙《虞美人》，词曰：“九人踏雾入山来，重登太白岩。一层断瓦一层草，不似当年风光一般好。垣颓柱斜庙已败，何须再徘徊。愿去瑶池取玉柱，莫道大好山河无人顾。”
好一个“莫道大好山河无人顾”，写得如此好词的牟某人终非池中物，他的一腔少年意气在政治理想上空掷二十载，现在却要一股脑儿地宣泄到商业大海中了。“牟其中的年代”果然很快就要到来了。
【企业史人物】：“傻子”年广九
1979年，760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军涌回城市，中央决定解禁农村工商业。但谁也没有想到，1980年，一个自称是“傻子”的小商贩，将给中国的理论家捅出一道天大的难题。
在安徽芜湖，一个小生意人的命运正在改变中。他是一个文盲，只认得自己的名字，他的生意是炒瓜子。年广久虽然不识字，但十分精明。他炒出来的瓜子非常好吃，慢慢地在街坊邻里中出了名。年广久给自己的瓜子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傻子瓜子。很快，“傻子瓜子”竟成为芜湖小有名气的品牌。第一个报道年广久的芜湖市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陈国胜这样形容他们的第一次见面。“虽然是夏天，天已经黑了，摊位上已经没有什么顾客了，按道理他都应该收摊子了，但他没收，在这儿等着我，我记得他坐在一个长条凳上，弯着腰，托着腮等着我。当时给我第一个印象，他像个大问号。”
在当年，对年广久来说，个体经济能走多远，是个问号；对陈国胜来说，个体户能不能作为典型进行报道并号召人们来学习，也是个问号；连美国的《新闻周刊》也在文章标题中用问号质疑：《邓小平能救中国吗？》。
多年跟踪采访年广久的安徽工人日报主任记者田柏强形容当时的年广久，“当时跟着他的父亲做小商小贩，卖苹果卖什么。但到了三年自然灾害以后，生活特别困难的时候，他苹果生意做不下去了，就跑到江西去贩板栗。板栗属于粮食，粮食是不允许做的。他作为投机倒把被关了一年，关了一年之后他被放了出来，他就买一点葵花籽炒一炒，拿到街上去卖。卖了一点瓜子赚一点钱，养家糊口。”
当陈国胜的报道《名不虚传的傻子瓜子》在全国传开后，年广九和他的瓜子名气大了，生意也更旺了，一天可以卖出两三千斤的瓜子。甚至外地人到了芜湖都要买两斤傻子瓜子带回去。年广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毫不隐讳自己有钱了。“钞票霉了，就晒在防震棚上。几十万就晒在上头，我们市委的人讲，你胆子不小，这是什么日子。我说我钞票霉了。”
年广久晒钞票是当时芜湖城人们最乐于传播的话题。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有人发现，年广久因为瓜子生意好，请来的工人居然已经达到12个。联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那个著名论断：“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
于是，“安徽有个年广久，炒瓜子雇用了12个人，算不算剥削？”很快成为一场十分敏感的大辩论，遍及全国各地。年广久虽然照常炒着他的瓜子，可是每天总能听到一些对他不利的风声，过去的经历历历在目，这些都让他惶惶不安。
“当时他说打办，所谓的打办就是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 怎么样迫害他，怎样追着他，没收他的瓜子，通过他的谈话当中给我一个印象就是说，他害怕政策变，再回到过去那个岁月，也希望得到社会的支持。”陈国胜说。
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很快他就得到了一个伟大人物的支持，那就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当时的安徽省农委对傻子瓜子作了一番调研，随后写了一份报告上交到中央，这份报告最后被送到了邓小平手里，邓小平看到了这份报告后，表示可以“放一放”和“看一看”。邓小平的这六个字，等于给年广久放出了一条生路。这时候，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便举到了年广久的例子。
在被邓小平点名保护后，年广久的命运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被誉为“中国第一商贩”。然而，光鲜的背后总是隐藏着危机“他不识字，有段时间芜湖市的新芜区和他搞联营，搞了个瓜子公司，他在里面任总经理。任总经理的时候，当时他账目搞得很乱，因为他不识字，下面人拿一个条子给他批，他就画个圈，圈阅，所以他这个账目很不清，挥霍浪费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陈国胜说。
这些问题在傻子瓜子的迅速发展过程中被掩盖了，一直到1986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国率先搞起有奖销售，并以一辆上海牌轿车作为头等奖，一时间人潮涌动抢购傻子瓜子。但好景不长，中央下文停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年广久阵脚大乱，公司资金链也一下子断裂了。1989年底，私营经济再度成为灰色名词，芜湖市对年广久的经济问题立案侦查。审判拖了两年，年广久的经济问题终究不成立，却因犯有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三年。一直到1992 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再一次点到了傻子的名。一个月后，他被宣布无罪释放。直到这一天，压在年广久身上长达12年之久的问号终于圆满地化成了一个感叹号。
2006年年底，财经作家吴晓波特地前往安徽芜湖，去采访这位曾经的“中国第一商贩”年广久。那里的人们依然记得他。他的傻子瓜子已经交给了儿子打理，自己则和第四任妻子守着一家傻子瓜子的店面。言谈中说得最多的，还是感激邓小平。
【企业史人物】：“老板”袁庚
在蛇口，袁庚并不忌讳人家叫他“老板”（Boss），这种对资本家的称谓用在他的身上似乎蛮恰当的。在前后15年时间里，他像老板一样地掌控着蛇口的一切，他一手缔造了它，他像父亲一样地塑造它身上的每一个器官，从规章制度到种在坡上的树，他一心想让自己的这个儿子与众不同、前程远大。在某一时刻，他好像还真的成功了。尽管在离开的时候，
他没有带走任何东西，但是在灵魂上，他始终是蛇口的主人。
袁庚是中国企业史上某一群体的标本人物。
你很难分清楚，他是一个官员还是一个企业家，他的官衔是蛇口开发区管委会书记，是这个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拥有着公共资源的支配权和政策的制订及执行权，特别是在蛇口这样的“试验区”，他几乎向中央讨到了可以下放的所有权柄。而同时，他又是一家国有控股公司的董事长，招商局在1979年只有不到1亿元的资产，而到他离开时已经是一家资产总值超过200亿元的超级公司。这一部分的资产增值，一方面可以被看成是改革和发展的结果，而在另一方面也无疑是垄断前提下的制度性产物——招商局拥有蛇口开发区的土地开发权。你很难用公平或不公平、合理或不合理来解读它，在某种意义上，它俨然就是历史本身。
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宦乡曾经说：“袁庚之所以搞出个蛇口，就是因为他对中国的计划经济一窍不通、一无所知。”此言被传媒和袁庚本人一再引用，颇有“炫耀”之义，但是，在史家看来却未必是事实。蛇口的试验，决非“无知者无畏”式的变革，文化学者余英时在《戊戌政变今读》中说：“80年代出现了两股改革力量：一股是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党政干部，他们的处境和思路，很像清末自强派，是所谓‘体制内’的改革者；另一股则来自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袁庚是前一类人的代表。炮兵团长出身的袁庚决非不懂政治的“一介武夫”，他应该是198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内制度变革派的标志人物，从他创建蛇口工业区的第一天起，他就将之当成了社会改革的试验场，一开始，蛇口就无比大胆地进行了干部体制、民主选举、舆论监督等方面的制度变革，蛇口之所以被人热切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因此而来。1980年3月28日，蛇口在中国第一个正式实行了干部、职员公开自由招聘制，率先打破了新中国31年的干部调配制。1983年2月9日，蛇口开始试行群众直接选举干部、考评干部。1983年4月24日，蛇口第一届管委会15名干部，经民意推选产生候选人，再经2000多人直接选举产生。从此，调入蛇口的各级干部，其原职务级别只记入档案，在蛇口实际工作待遇上一律无效，能当什么，拿多少工资，全靠民意选举。1986年，蛇口实行民主选举，有15％的人对袁庚投不信任票，有5名董事当场落选。蛇口实行干部一年一聘，每年民意考评不过半数者即要下岗，干部终身制、任命制在蛇口被彻底废除。
袁庚将蛇口搞成了当时中国最醒目的试验场，他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全数压上，了无退却之意。
袁庚很善于以经济的高速成长来博取中央的支持，在这方面他可谓深谙中国为官之道。1982年，他让人做了一块很大的标语板，树在工业区管委会的门口，上面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标语在一开始引起了广泛的争议，1984年，邓小平视察蛇口，袁庚在陪同汇报时十分“狡猾”地将了邓公一军，他用自问自答的语气说：“不知道这个口号犯不犯忌？我们冒的风险也不知道是否正确？我们不要求小平同志当场表态，只要求允许我们继续实践试验。”据说，袁庚一言至此，邓小平和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此后，这一标语风靡全国，成为当时最著名的改革经典语录。
美国律法大师罗尔斯曾经说，建立在个人开明基础上的威权体制，如同“沙上之高楼”，一旦那个威权人物退位或影响力消退，它所具备的进步性便自然而然地消失了。袁庚和他的蛇口，正应验了这一论断。1992年，已经75岁高龄的袁庚交出了他管理了15年的蛇口，此后，蛇口迅速地褪去了它的先锋颜色，仅仅三五年后，便变得“无声无息”。进入2000年之后，蛇口已全然沦为一般性的开发区。2004年6月，蛇口开发区被广东省政府正式下文撤销，袁庚苦心设计的所有制度一夜烟飞。
袁庚在晚年曾经有过一个喟叹。他说，他犯过一个历史性错误，让蛇口错过了另一种也许更有效率的成长模式。他指的“错过”是，1981年，以香港首富李嘉诚、巨贾霍英东为首的13位香港企业家来蛇口参观，他们提出能否入股共同开发这块土地，当时，袁庚不假思索地婉拒了。晚年袁庚的遗憾似乎是，如果当初允许李、霍入股，蛇口将被彻底地资本化，或许会获得更大的经济活力。
这是一个十分具有寓意性的推演。它似乎表明，在1980年代初期，最具改革精神的中国官员坚信，只要充分放权和锐意改革，自己是完全有能力搞好国有企业和振兴一方经济的。而到90年代末期，他们已经隐约感觉到，这种体制内的突围已经遭遇“极限”，或许惟有借助更为强大和自由的外来资本的“混血”，才可能构成进一步的推动。蛇口生而太早，因而不可能同时肩负两个时代的命题。
事实上，每一个强大的个人，当他面对顽固的制度性障碍时，依然会表现得那么软弱无力。当袁庚被派遣到蛇口的时候，他的领导者是希望靠他这个“强壮而精明”的武士“杀出一条血路来”，他确实完成了这个任务，而麻烦的是，他居然还想顺便完成另一项更重大的任务：在这个新开拓的土地上构筑与原来全然不同的制度，这显然已经超出了他的“使命”。于是，最后的落寞便已经命中注定。
袁庚1917年生于深圳（早年叫宝安）。他身材魁梧、方脸大眼，一派军人气象。1949年，当上炮兵团长的他率部解放了贫穷的家乡，30年后，他用自己的方式再一次在经济上“解放”了这块土地。他的晚年一直居住在蛇口的海滨公寓内，窗外一眼可望到香港元朗，他的手边常放一本相册，里面全部是当年与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万里等人的合影，日暮时分，一一翻过，竟恍如前尘隔世。
《激荡三十难》：1980 告别浪漫的年代
我无法反抗墙，
只有反抗的愿望。
我首先必须反抗的是：
我对墙的妥协，
和对这个世界的不安全感。
——舒婷：《墙》
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大江南北风调雨顺，举国都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
24岁的北京诗人顾城在《星星》诗刊上发表他的成名作《一代人》，全诗很短，只有区区的两行，却如原子弹一样地引爆了整整一代人积压已久的情感：“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绪倾诉，个人意识的苏醒在这两行诗歌里毫不隐藏地毕现出来。所有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