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论 [英]马克·布劳格-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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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讯�1976年，第618页）在其基础教材的最新版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还没有用经验知识去确定现实世界是否更接近于理想的顶点了，这种顶点的代表是（１）新古典寓言；或（２）简单的转换范式”。然而，琼·罗宾逊（罗宾逊和内格维，1967年，第591页）和哈考特（1972年，第25，29，122页；1976年，第37，58页）都否认这个问题终究能由经验证据解决，他们说，转换和资本逆流是关于可以替代的均衡状态的命题，这种反事实的事件即使从理论说也绝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看到。
如果这种荒谬的主张真被当一回事，那它就很容易把新古典的整个研究框架看作是对经验反驳无动于衷的。举一个可能是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吧，对黄油生产商征税会提高黄油价格，因为征税使黄油供给曲线向左移动，这是标准的新古典预言；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黄油价格以证明这种预言，利用我们所掌握的各种手段断定黄油的需求曲线在观察期间并没有移动。可是，罗宾逊和哈考特告诉我们说，你们比较的是在逻辑的而非实际的时间过程中两种可供选择的均衡状态，因此，严格说来，你们的预言是不可能进行经验证伪的。这种搪塞当然会使新古典经济学更易自卫，但需要以把证伪主义的方法论改变为实在论的方法论为代价（参见第四章）。
事实上，尽管琼·罗宾逊口头上对波普主义思想颇感兴趣（1977年，第1318—20，1323页），但剑桥学派的著作仍然没有走出实在论者的争论。
为了表白自己的诚实而认为经济计量学家某一天会提供必要的证据，完全是另一码事。物理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历史无不充斥这种“诚实”的例子，也就是说，如果某一理论出现逻辑矛盾但还没有显示出这种矛盾在经验上有何重要性，则人们就会忽视这种逻辑矛盾，以免使智力遨游的整个领域缺乏任何理论框架。正如波普和拉卡多斯所表明的，如果没有更好的与之竞争的框架，科学家们不考虑其中的矛盾而坚持某一研究框架，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再以我们前面的例子说，如果某一经济学家论证说对黄油生产商征收特别税很可能提高黄油价格，而另一位经济学家对他说，他的推论是以传统思想为基础的，即所有需求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所有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均衡点是两条曲线的交点，可现代消费者行为理论表明，需求曲线可以是向右下方倾斜的也可以是右上方倾斜的，因此，关于对黄油生产商征收特别税的基本命题也既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对于这种争论，大多数经济学家会回答说，斜率为正的需求曲线虽然是完全可能的，但可能性很小，而在统计性需求曲线方面的经验工作实际上从未产生过一种简单而令人信服的例子（参见第六章）。与此相似，可以认为转换和资本逆流是完全可能的现象，但只有当它们显示出其经验意义而不只是逻辑上的可能性时，经济学家们才能由于其中的模型含有一些不可思议的矛盾而毫不犹豫地扔掉他们的有关价格理论、劳动经济学、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教科书。①
此外，剑桥的批评家们自己缺乏反经验的坚定信念。他们会走远到以至于否认一般说来印度和中国会理智地偏爱劳动密集型技术吗？（圣，1974年）。毋庸置疑，在特殊情形下，我们还必须进行详细的项目评估，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我们发现一个劳动力有剩余的国家采用象美国或英国一样的资本密集型技术时，一定会感到惊讶。假使果是这样，那我们不应该承认转换和资本逆流至少在总体经济比较中缺乏现实意义吗？简而言之，我们完全有理由一如既往地接受新古典的分配理论，它无需增加什么，它距现实并不很远。
①内尔（1972年ｂ，第511页）在剑桥学说的初级读物中发现：“吉芬物品和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显然是特殊情形。相反，在多部门经济中，转换和资本逆流则是一般法则，而不是例外”。但是，内尔没有对这两个判断中的任何一个提供经验证据。 冥王E书？2004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
第十一章 赫克谢尔—俄林的国际贸易理论
一、赫克谢尔—俄林定理
李嘉图从跨越国界的资本的相对稳定性发现了对外贸易的原因，用各国劳动生产率长期存在的差别解释了世界贸易的商品构成；根据相对商品价格随相对劳动成本变动而变化的假定，他表明了自由贸易将导致每个国家出口那些具有相对价格优势的物品，而这种贸易的结果将是各国都从中得到比自给自足国更多的好处。
李嘉图的理论没有试图去解释国际间生产率的重要差异，这种差异致使各国间比较成本的不同，并由此引起国际贸易。在现代赫克谢尔—俄林理论中，这些生产率差异本身被归因于各国初级要素拥有量的差异，这种初级要素拥有量的差异实际上肩负了解释国际贸易的全部重任：比较明显的对外贸易商品构成的原因，如要素质量的国际差异以及同一产品生产函数的差异等，都通过假设前提而精心排除了。赫克谢尔—俄林的理论最终形成了现在众所周知的国际贸易模型的赫克谢尔—俄林定理（HOT）：一个国家出口用其相对富足的要素密集生产的那些物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的要素密集生产的那些物品。这个定理看似甚有道理，但却也十分鲁莽，它用供给条件解释整个外贸商品的构成，如果（比如说）一国的进口需求倾向于用其富足的要素比较密集地生产的那些物品，那赫克谢尔—俄林定理就没法解释了。
二、萨缪尔森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
对于现行形式的赫克谢尔—俄林模型，萨缪尔森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的功绩，要比赫克谢尔1919年的开创性文章和俄林据此加工和发展而形成的《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1933年）一书的功绩要大。赫克谢尔和俄林对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许多变量，如需求条件和规模经济，均未作讨论，而他们对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则在相当大程度上偏离了两位先行者自己确立的解释实际观测到的外贸结构这一目标。由于把国际贸易看作国际要素流动的一种形式，赫克谢尔和俄林均推测，自由贸易将使要素稀缺程度、从而世界要素价格均等化，但不管怎么说，俄林还发现了这种过程达不到完全相等的许多原因。萨缪尔森则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HOT的推论上，即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EPET）上。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说明，在一系列特定条件下，自由贸易将使要素价格基本上完全、而不是局部均等。这些特定条件包括：完全竞争、无交换成本、不完全专业化、相同的线性其次生产函数、无外生经济、在所有相对要素价格上相对要素密集程度不变、要素质量相同、要素数量不大于商品数量。这种绝妙的阐述最后推广到了n个国家、n种要素和n种物品。HOT则没能做到这一点，它至今仍只是一个讨论两个国家、两种要素和两种商品的定理（巴格沃廷，1965年，第175—6页）。
三、里昂惕夫之谜
虽然对国际贸易“货币”理论（或古典的交换机制理论）的经验检验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但无论是李嘉图的解释还是俄林的解释，他们的国际贸易纯粹或“真正”理论直到1951年都仍然完全没有得到检验。①在1951年，麦克杜格尔对李嘉图的贸易理论首次进行了检验，几年以后，华西里·里昂惕夫把他1947年的投入产出表运用于美国贸易模型，他发现美国的出口品是相对劳动密集的，而它的进口品则是相对资本密集的，这个结论与我们根据赫克谢尔—俄林定理所作的预期完全相反。尼尔·德马切（1976年，第114—23页）已经表明，对于里昂惕夫对赫克谢尔—俄林定理的明显反驳，有四类反应：（１）一些人批评里昂惕夫的方法、数据质量、在技术劳动中没有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本，认为所有这种种缺点的综合作用足以推翻他的结论。（２）一些人运用一系列针对性的论证解释了下述发现：各地的要素和技术是不同的，各国的需求条件差别正好为生产中的要素倾向所抵销，要素密度的转变很可能在要素价格的相关范围内，等等。（３）其它一些人，包括萨缪尔森自己，或多或少忽视了里昂惕夫之谜，他们研究的是所谓“俄林—萨缪尔森研究框架”，他们的目的是把国际贸易的纯粹理论降为一般均衡（GE）理论的特例。在他们看来，赫克谢尔—俄林定理的实际精确性并不是什么重要问题，因为，它无论如何只是向差别税、关税、交易成本、规模经济、需求条件、要素流动性和不完全竞争的第一次逼近。（４）还有一群人，主要是商业经济学家，他们对赫克谢尔—俄林定理和俄林—萨缪尔森研究框架均加反对。他们利用里昂惕夫之谜去支持自己结构松散的“产品周期”和“技术缺口”（gap）模型，用产品创新的动态性和高收入国家生产者在信息与营销方面的优势来解释制成品贸易模型。
另有极少数象查尔斯·金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那样，认为：“他［里昂惕夫］所证明的并不是美国资本稀缺而劳动力充足，而是证明了赫克谢尔—俄林定理是错误的”（转引自德马切，1976年，第124页）。大多数贸易理论家继续加工精炼受到明显反驳的要素比例理论，日益陷于由里昂惕夫之谜引起的一系列技术难题，如要素是什么？许多不同的要素如何进入生产过程？在多要素世界里，能够排除要素密度的转变吗？当要素数量增长时，保证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成立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早在1941年，萨缪尔森和Ｗ．斯托尔佩（Stolper）就致力于确立这样一个定理，即保护性关税无论从绝对意义上还是从相对意义上都有利于相对稀缺的要素。这个定理不失为俄林—萨缪尔森研究框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此后在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方面的工作，主要是证明在一个有许多要素和许多物品在分隔而又相关的市场上交易的世界里，商品价格和对应的要素价格之间——对应关系的特性，从而完成一般均衡框架的关节的结合。在一般均衡框架中，李嘉图模型和俄林模型都只看作是特例，前者根据给定的要素价格论证商品价格问题，后者则反过来从给定的商品价格出发，论证要素价格问题。
四、俄林—萨缪尔森研究框架
假如里昂惕夫之谜使俄林—萨缪尔森研究框架停下来，损失有多大？问题的答案显然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大多数贸易理论家并没有表现出他们是“天真的证伪主义者”：他们抓住俄林—萨缪尔森框架的“硬核”，禁止不用一般均衡要素比例的定价理论去解释世界贸易模型的一切意图。不管俄林—萨缪尔森框架过去和将来是否是卓有成效，在产生大量新生事实的拉卡多斯意义上，它是否是“进步的”研究框架将又是一个棘手的判断问题。用俄林—萨缪尔森方法得出的大多数新发现，比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之间的密切联系更缺乏事实的支持（德马切，1976年，第123页）。可以肯定的是，俄林—萨缪尔森框架对于普及充斥于战后一切分配问题讨论的简单化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发挥了很大作用，国际贸易的要素比例模型，激励了服从规模收益不变并包含两个国家、两种物品和两种要素的总生产函数的传播，这样，通过高度简化和综合的一般均衡理论（该理论预示了超过实际交易能力的交易量），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可以统一处理。因此，对俄林—萨缪尔森研究框架的评价，不可能抛开对更为广泛的希克斯—萨缪尔森—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研究框架的评价，后者是整个研究框架的一部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经济理论中最热心的操作主义拥护者（至少在其早期是这样，参见第４章）的萨缪尔森，对这项工作的展开与发展作出了如此之大的贡献。一位评论者发现：“＇要素价格均等化的］整个讨论，无论好坏，都是非操作的理论化的典型例子”（凯弗斯，1960年，第92页）。萨缪尔森坦率地承认，现实世界中实际观测到的要素价格差异，必定在相当大程度上偏离在静态竞争条件下要素价格的完全相等。然而，他对自己对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的研究深信不疑，认为它通过一些方法“洞察了决定世界贸易的力量”（转引自德马切，1976年，第118页），这使人想起由于他公开藐视先验论的方法论而引起的一场争论（见第４章）。
从内心说，人们很难反对这样的结论：
要素价格均等化讨论已变成一场智力游戏。虽然它通过澄清纯理论的结构产生了某些有时候很有用的结果……得出了有趣的结论，即在某些情况下，贸易可能并不倾向于使要素价格均等，事实上，甚至没有哪个政策制定者想知道从自由贸易里能否找到对解释现实世界的统计或观测到的事实有任何价值的答案［科登，1965年，第31页］。
五、进一步检验
实际观测到的各国间要素价格的巨大差异，显示出与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大相径庭。但是，如果世界上的要素价格事实上不相等，那必定意味着赫克谢尔—俄林的要素比例贸易模型的一个或多个假定前提是不成立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对赫克谢尔—俄林定理的经验有效性作最后的分析，这种分析主要是回答贸易的商品结构是否是一方面决定于要素的拥有情况，另一方面决定于技术、规模经济和市场完善程度的差异。自里昂惕夫以来，这个问题已经在大量经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大多数的研究结果实际上是否定赫克谢尔—俄林定理的。用对贸易理论检验的最后总结的话来说①，“简单的赫克谢尔—俄林模型并不是建立在坚实的经验基础上的。当严格地考虑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本时，模型可提供更深入的洞察……＇不过，各国的效率差异似乎足以说明，要素拥有情况假说是唯一有效的经验根据这种说法最没有道理”（斯特恩，1965年，第20—1页）。］
对贸易所作的产品周期、技术缺口和规模经济解释有一些较好的记录，但是，只要把准动态模型所作的比较宽松的预测与静态模型所作的严格预测相比较，尤其在后者带有各种详细的精心阐释时，众所周知的一些问题就会使我们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都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进行比较的问题，正如罗伯特·斯特恩所说的（第30页）：
……既是理论所存在的问题之一部分，也是经验方法论之一。就理论内容来说，问题在于要素拥有情况模型还没有把技术转变和扩散的内在机制系统地整合到一起。在沿着这些思路取得较大的进展以前，人们很难找出贸易的各种决定因素。就方法论而言，问题在于设计出区分各种理论优劣和在面临高度密布于同一条直线上的数据集合时选择“最佳”解释的方法。
国际贸易是经济学家们研究的最古老的题目之一，而国际贸易的纯理论则很久以来便是经济学中最严格的分枝之一。不过，它也是经济学研究中受证伪主义影响最晚的领域之一，而且至今仍是经济学专业化的一个领域，看上去最易受形式主义的感染。彼德·肯内（1975年，第XII页）是一位由于其才华横溢而声名显赫的贸易理论家，他对1970年前后的状况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