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之脊-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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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亲人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这点我的感受也许比别人深一点。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我的儿子、爷爷、岳父、姐姐、父亲五位亲人相继去世，我都没有回家为他们送终。部队任务吃紧，不容我回家啊！为了不影响部队的情绪，我连一块黑纱都不能戴。记得那是我父亲过世以后，我心里难受得好些天都平静不下来。父亲为了养育我们兄妹几个，一辈子历尽人间艰辛，现在离我而去，我越发地思念老人家。活着时没有给他尽孝，死了总该表表儿子的一点心意吧！于是，我找了一双白鞋穿上，按老家人的风俗这是为故去的人戴孝。我穿上白鞋一出门，有人就发现了，问：'团长，你怎么穿个白鞋？是不是家里有事啦？'我连忙说：没有！没有！第二天就换下了这双鞋……〃
五个亲人离开了人世，表面还得若无其事。你以为团长就那么容易当么？
全团同志都不会忘记，正是团长（当时他还是参谋长）悲痛的时候，国务院下达了在拉萨实行戒严的紧急命令，他们团也要进藏执行紧急运输任务。刘祥元的肩头担子重呀：老团长要上调去兵站部工作，政委因长期在高原苦斗身染高山病，头二十天刚病故，副团长、副政委已决定转业。他抹平心头因失去亲人的痛苦，不怕超负荷重担压在肩头的硌痛，白天黑夜地忙着组织战勤运输工作，每个连队的出车动员都由他去做，然后一一送他们踏上征途。最后他也登车上了路，任现场指挥。在整整的二十五天里，他是一份心思四处操、一根肠子八处挂，今日昆仑山，明日唐古拉山，一会儿拉萨，一会儿当雄。任务完成了，他也垮了，本来壮实的身子只剩下一百零八斤了，血压有毛病了，肝也有了毛病……
医生说，这是累的，必须住院。
其实，医生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只有刘祥元自己最清楚：五个亲人去世，他心灵上的创伤能小吗？过度的劳累，再加上精神上的痛苦，他的身体能不垮吗？
在青藏线上，我们访问了数十名各级领导干部，使我奇怪的是好像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贮存着一段不愿或不宜向人们公开的带泪的故事。这些肩上扛着两道杠、几个星的〃官〃们，原来心里负担也是那么沉！我想，战士可以向团长、营长倾吐心事，也应该允许团长、营长、连长向战士交心，大家不要仰视他们，要让他们回到群众中来。当知道了他们在感情上有了压抑而痛苦的时候，应该理解他们。因为他们也是人，也有父母妻室儿女，也有七情六欲……
我认识了一位在团队工作的总工程师，四十一岁，北京钢铁学院毕业。人们说起他对青藏线的贡献总要提及这样一个数字：从一九七九年以来，他画的图纸有二千多张，两辆解放牌汽车也载不完。依我看，两车图纸固然可观，但他的贡献更重要的在于：一个知识分子以风雪严寒压不倒、山高缺氧拖不垮之势在世界屋脊上屹立了十多年，这个形象对多少人是巨大的鼓舞啊！好几个人告诉我，周围的人对这位总工程师有三个摸不透：一是他每年在线上的时间最长，哪一年也不少于二百天。特别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时，他拿起包包就到线上去了。二是他至今还是夫妻两地生活，每年回内地休假，他几乎都是提前十天或半月回队。三是他经常坚持打扫公共厕所。一个年近半百的高级知识分子干这样的事格外惹人注目。有人曾经就这三个问题向他提问，希望他敞开心怀谈谈。他似乎对这样的谈话很不感兴趣，摇摇头转身就走了。我也觉得这是个怪人，这次见面后也提出了这个老问题。他倒没有回绝，说：〃很简单，在团里数我年龄大，是全团同志的老大哥，老大哥就得干点老大哥的事情来。〃看来，一些人们认为很神秘的事情，说穿了，点明了，其实很简单。总工不会喝酒，但是爱喝酒，而且酒杯一沾嘴唇就醉，一醉就唱歌。我们那天一起就餐时，他主动提出摆酒，我怎么也推辞不掉，便答应小抿几口。果然，只喝了一杯老窑，他就离开席位手舞足蹈地唱起来了：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农奴的心儿照亮，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
看来他并没有完全醉过去，一边唱一边〃将〃我和小杨的〃军〃：〃今年春节，兵站部范政委上山给官兵拜年，听了我唱的歌，一口气连干了八杯。你们是好样的，就应该举起杯子来……〃
不会喝酒的我，也经不住他这么折腾，不得不拿起杯子连灌几下，竟然也觉头涨涨的，眼前的总工在旋转……
我总觉得在这位总工身上，似乎还潜藏着某种更深层的东西，我捉摸不透。这么说来，他周围的人对他的看法还是有道理的……
说实在的，这次回青藏线采访，我好像每时每刻都在醉蒙蒙中生活，好些事情真费琢磨。
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个外表看来永远那么文静、轻松的张安发，也有一段伤心的事。我应该叫他小张，虽然他现在是格尔木大站的政委了。在我眼里他永远还是那个在青海日报发表诗歌的小张。我记得那年他加入青海作家协会时才二十五岁。后来，他当了兵站部宣传科科长，诗写得少了。再后来，他上了昆仑山当了政委，就索性搁笔了。政治委员写诗，人家要戳脊梁的。这次来到格尔木，我才知道在他荣升到昆仑山之前，还和爱人林芳有过一段小小的〃较量〃。小林在西宁一所中学任教，她当时对安发说，你这〃官〃当到科长这个份上也差不多到了头，我看咱求个安稳你就转业到地方算了。安发是同意爱人这想法的。在他心里还有个小算盘，到了地方说不定还可以重新搞创作。可是，正在这当儿，组织决定他上山工作，他便改变了主意，反过来给小林做工作了，说那么多老同志在山上干了几十年都没有提出下来，我怎么好意思见山而退呢！小林一想也对，就说，那好吧，我的心跟着你一起守昆仑山。这是雪山女儿的话，张安发感到了爱情的温暖、幸福。
他进昆仑山了。留下林芳一个女人管一个家。终于有一天发生了矛盾，张安发在山上感到不得安宁了。调皮的小儿子因为不听老师的话挨了几句批评，便跑了，三天不回家。林芳跑遍了西宁她认为所有该找的地方，就是不见儿子的面，急得她直哭。她一个长途电话拨到昆仑山找到张安发，不分青红皂白便问：你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吗？
安发对我说：是的，我也知道我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首先是大站的政委，而不是儿子的父亲。青藏线上的政委就得时时刻刻把昆仑山扛在肩上，放在心上……
我的心受到了颤动，〃把昆仑山放在心上〃，他这话太令我深思了。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难怪那么多的青藏线人都有那么多的心事，原来因为这沉重的昆仑山，昆仑山……
次日，我去唐古拉山采访。临行前，张安发给沿途兵站打了电话，特地交待了一件事：作家不喝酒，你们不要强人所难。
果然，没有一个兵站给我餐桌上摆酒。
我很满意，但又好像失去了点什么。
我发现这次青藏线之行，我似乎开始要喝酒了……
这是我蓄在心头已久的愿望：登上昆仑看看日出。
六月下旬的一天黎明，我和朋友按约定的时间攀上了昆仑山的一座峰巅。令人扫兴的是：东方灰蒙蒙的一片，不见一点霞光。
我感到昆仑山突然变得那么低；正因为它太低，我看日出的愿望才未能实现。
这是我一九九○年重返青藏线时留下的一大憾事。
〃咱们再往上攀，登上昆仑山的山脊。〃朋友提议说。
〃山脊？在哪儿？〃我问。
〃那不是吗？到处都有，有山就有山脊。站在昆仑山脊上看青藏线风光，看青藏线人，肯定'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于是，我们向山脊上攀去……
青藏高原之脊王宗仁1939年生，陕西扶风人。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报告文学《历史，在北平拐弯》、《周冠五与首钢》、中篇系列报告文学《青藏风景线》、散文集《季节河没有名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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