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大(中国古代史)-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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埠凸⒅螅谡饫锝辛�20多次发掘。先后发现了宫殿宗庙建筑基址、西北岗王陵区、祭祀区、妇好墓、铸铜作坊、制骨作坊，充分显示出殷墟文化内涵之丰富。在这里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是罕见的青铜重器，是体现商代青铜文明水平的典型器物。妇好墓则被誉为商代的文物和艺术宝库。共出土文物1928件，其中一大批为罕见的精品和国宝。特别是有铭文的青铜器多达190件，并且半数带有“妇好”的自铭。妇好又屡见于甲骨记载，她是武丁的配偶之一，还多次主持大规模的祭祀和征伐活动。这也是迄今为止甲骨文记载和考古墓葬直接吻合的唯一实例。其意义自然十分重大。
对商史分期的新思考，也与甲骨文研究以及殷墟考古的进展密切相关。传统之说，把商代划分为前后两期，以著名的“盘庚迁殷”事件为分界线。其文献依据是《史记·殷本纪·正义》注引《竹书纪年》“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盘庚是第十九代商王，其下至帝辛（纣王）共八代十二王。而对小屯所出甲骨年代的划分，学术界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主持安阳殷墟发掘、并对甲骨学有杰出贡献的董作宾（彦堂）先生，在1933年发表的论文《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认为甲骨文的年代涵盖了盘庚以下的十二王，可分为五期。后来，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中，也赞同董氏之说。但胡厚宣等古文字家提出了异议，认为所见甲骨的最早年代是武丁时期，而此前三王（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甲骨未见于殷墟。在1978——1982年出版的《甲骨文合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由此提出的问题是：殷墟作为都城，是始于盘庚？还是始于武丁？再结合考古材料来看，所发现的宫殿基址、墓葬，最早的年代也是武丁时期。特别是在安阳市西北郊的三家庄、董王度为中心的洹河以北地区，出现了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1980年安阳工作队在三家庄进行考古发掘，所出青铜器的器型、文饰，皆有从郑州二里岗早期商文化向小屯武丁期文化过渡的特征；1996——1997年，考古队对该地再作钻探和试掘，使上述结论更为清晰。相关的考古报告，分见《考古》1983年2期和1998年10期。它促使学界重新推测盘庚新都城的所在地，以及与之相关的商史分期问题。综合宫殿、墓葬、青铜器、甲骨文的分期研究，学界已经倾向认定殷墟作为都城应始于武丁而非盘庚（参见：杨锡璋：《殷墟的年代和性质问题》，《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谷飞：《殷墟王陵问题之再考察》，《考古》1994年第10期）。于是，“中商文化”的概念形成了（参见：孟宪武：《安阳三家庄、董王度发现的商代青铜器及其年代推定》，《考古》1991年10期；唐际根：《中商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4期）。至此，整个商代史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前期——商汤开国至盘庚迁殷之前；中期——盘庚、小辛、小乙三王在位时期；后期——武丁至帝辛（纣王）。稍后的考古发现继续确立了中商文化的地位：1999年年底，在安阳洹河北岸发现一座占地4平方公里的城址，经专家鉴定，命名为商代中期城址。据推测这里可能是盘庚等三王的都城。《光明日报》在2000年1月8日作了报道。2001年2月，洹北花园庄54号墓——将军“亚长”墓的发掘和报道，再一次把学术界的注意力锁定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中商文化概念的提出，是近年间商史研究的新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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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封制，古籍多称“封建（即“封藩建卫”的简称）之制”，为了与作为社会形态的“封建社会”概念相区别，中国大陆学者采用了这一习惯性称谓。
分封制最早出现在何时？我国的古史记载追溯到黄帝时代，可能是以后世之事比附、猜测上古史而形成的传说。近代新史学诞生以来，对此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把分封制、宗法制理解为周人的创造，是商周之际文化巨变的重要标志。而八十年代以来，商代已经存在分封制的观点，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古文字学家胡厚宣有《殷代封建制度考》之作（见所著《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提出了根本不同于王国维之说的观点：“举凡周初之一切，苟非后世有意之附会，则皆可于殷代得其前身。”此外，徐喜辰、裘锡圭等著名学者，也论证了类似观点。当然，学者共同的认识是，分封制在周代更为成熟、更为典型，其意义和作用更加明显。
分封制与宗法制同为支撑周代政权的两大支柱，在《诗经·大雅·板》中有明确表述：“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把经由分封制而建立的大国尊为周王室的屏障，这就是周人心目中对分封制的定位。分封制确实为巩固、维持周王室的统治，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周分封制的实行情况大致是：京城周围的一定区域被规定为“王畿”，周人称之为“邦畿千里”，由天子实施直接统治；王畿以外的广大地区，天子分封诸侯立国，使他们在封地内行使管辖权。诸侯分封卿大夫为下级贵族，也是分封制的重要内容。《左传·桓公二年》概述了分封制下的等级制：“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皆有等衰。”《左传·昭公七年》更有“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之说。《礼记·礼运》集中表述为“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可见，分封制造成了土地和政治权力的层层分割。封君中的下一级要对上一级承担义务与责任，如：诸侯对天子有述职、纳贡、勤王、助讨、献俘等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职责。而且，如果越级实施有关义务和责任，并不符合礼制的规定。最明显的例子见于春秋后期：鲁国大夫季孙氏的家臣阳虎独掌权柄之后，标榜要替鲁君整肃跋扈的大夫，此举不仅得不到知礼之士的赞成，反而受到批评（《左传·定公八年～十年》）。此例反映出等级隶属制的严格规定。所谓“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与《诗经》名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对应关系的建立（参见《左传·昭公七年》，也足以说明问题。
分封制所造成的等级秩序，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而且贯穿在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之中。《国语·楚语下》记载了贤大夫观射父论祭祀等级的一段话，其中涉及食物等级制：大夫以上食肉，士食鱼炙，庶人食菜。散见于先秦典籍而与此暗合的材料不在少数。《诗经·豳风·七月》有“采荼薪樗，食我农夫”之句，孟子则把“七十者可以食肉”视为惠民德政（《孟子·梁惠王上》），由此看来，除去耄耋高年之外，庶人是只能食菜而难以食肉的。战国时期的策士冯谖寄食于贵族孟尝君门下，为发泄心中的不满弹铗而歌“长铗归来兮，食无鱼”（《战国策·齐策四》），虽说是牢骚之语，却不是无理取闹，他所要求的恰恰是士人应有的待遇——“士食鱼炙”。春秋时期的“曹刿论战”是著名典故，曹刿是士人，有劝阻者说“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曹刿有“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之说（《左传·庄公十年》），显然“肉食者”是作为大夫以上级别的代称而出现的，正因为他们的无能，才需要曹刿以士人而为国君出谋划策。
我们可以推论，即便是经历了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的激烈冲击，由分封制所强化的贵族等级秩序及其意识，依然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顽强地显示着它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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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春秋争霸史，主要以晋、楚两大强国为中心而展开。其它中小国家，特别是地处中原的郑、宋两国，在两强的拉锯式反复争夺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到春秋晚期，晋、楚两国国势均有衰减，对外争霸的气势有所下降。据《左传》记载，鲁成公三年、九年、十年，晋、楚两大宿敌仇国，互相发出修好的信息，并有和平使节的往来。两国关系的积极动向，分外引人注目。
饱受争霸战争之苦的宋国，立即提出了“弭兵”（即停止战争）的倡议。鲁成公十二年（前579年），宋国执政大臣华元展开了外交斡旋，促成了晋、楚之间的第一次“弭兵”之约。盟誓的主要内容是：“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灾危，备救凶患。”这次“弭兵”虽然只维持了两三年的时间，但毕竟显示了和平外交努力的成效。事隔三十年之后，“弭兵”的前提条件再次出现。郑国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子产洞见先机：“晋楚将平，诸侯将和”（《左传·襄公二十六年》）。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年），宋大夫向戌展开了新一轮和平外交努力，他奔走于晋、楚、齐、秦及其它小国之间，导致十余国大夫在宋国达成了第二次“弭兵”之约。盟誓的主要内容是：“晋、楚之从（盟国）交相见”，“勿用兵、勿残民、利小国”（《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此后约四十年，晋楚之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战争，“弭兵”之约的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第二次“弭兵”之约得以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晋楚两国都意识到小国厌恶战争，要想维持自己的霸主地位，必须做出同意“弭兵”的姿态。晋国执政者在讨论是否接受向戌的建议时，大夫韩起的一段话，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外交意识：“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灾也。……弗许，楚将许之，则我失盟主矣。”精明的政治家知道，反对“弭兵”就会使本国与它国为敌，陷入孤立的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弭兵”是各国共同的要求，不容违逆。其二，对晋、楚两国而言，“弭兵”之约中有保护双方利益、满足双方要求的明文规定。誓约“晋、楚之从交相见”的内涵就是，原来分别追随晋楚两大霸主的盟国（不包括齐、秦在内），要同时承认晋楚两国的霸主地位，履行向霸主朝聘进贡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弭兵”之约得到遵守，是因为作为盟国的其它国家，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以双倍的贡纳，避免两大强国为经济利益而发动战争。
霸主政治，对于春秋时代而言，有其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在周室衰微、无力控制天下的时候，霸主肩负着协调、平衡各国关系、保护属国利益的义务。这主要体现在以盟誓的形式，公开申明反对用战争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如“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左传·僖公九年》）。盟国一旦受到它国侵略，霸主要出面代为主持公道，直至出兵迫使侵略者退还所侵夺的领土。在当时的“争于气力之世”，“弱国无外交”是既定的格局，弱小的国家不得不依赖霸主为靠山。所以，当着霸主实力中衰、无法正常行使职责时，小国往往受到侵害而无处申诉，他们不得不感叹：“诸侯之无伯（霸主），害哉！”（《左传·昭公十六年》）当然，霸主承担保护盟国利益的义务，是以得到回报为其前提的：其一，霸主在政治上得到盟国的拥戴，在军事征伐时可以借助盟国兵力；其二，霸主在经济上得到盟国的贡纳。以下我们着重来分析经济利益问题。霸主往往利用主持会盟之机， “以命朝聘之数，使诸侯之大夫听命。”（《左传·襄公八年》）郑国的政治家子产在“平丘之盟”上，据理力争“自日中以争，至于昏” （《左传·昭公十三年》），迫使晋国降低了给郑国规定的贡赋数额，就是治史者所熟知的一例。平时，霸主也可以要求盟国奉献贡纳。在晋文公、晋襄公称霸时，“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 （《左传·昭公三年》）。鲁襄公在五年之内，曾两次亲赴晋国，“听政”、“朝，且听朝聘之数。”这些“朝聘”的规定，不仅明确了霸主与盟国之间的隶属关系，还在于强制盟国接受缴纳贡赋的数量。鲁国对于霸主晋国的关系是：“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郑国对晋国同样是“行李之命，无月不至，贡之无艺”（《左传·昭公十三年》）；“不朝之间，无岁不聘，无役不从。”（《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大国之间的争霸战争，与争夺对小国贡赋的占有权密切相关。第二次“弭兵”之会规定小国同时向晋、楚两大霸主国朝聘进贡，就是为了满足霸主的经济利益。
霸主地位的奠定，固然要依靠强大的国力，而霸主地位的维持，却必须得到诸侯盟国的倾心归附。所以，一个国家要保持其霸主地位，必须德、威、信并重，这是霸主标榜自己推行王道、主持正义、争取盟国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正是因为霸政还需要这些装饰物，因而才使得春秋时代与强权横行的战国时代相比，表现出若干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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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对峙争雄的列强大国，先后出现了变法运动。其中，以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为最早，以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成效最为明显。变法运动的普遍出现，说明它不是偶然因素造成，而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任何时代的大规模变革，总是受当时的社会矛盾的刺激、因应它的需要而发生。战国变法运动也是如此。
战国之世，社会在剧烈的动荡中，不断进步。在这一历史阶段，传统的礼乐文明已陷入解体，原有的制度和思想概念，都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这就迫使人们去探求新的模式，开辟新的发展途径。
那么，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有哪些？
首先，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方式是列国纷纭复杂的战争。“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孟子·离娄上》），充分暴露了列强之间战争的残酷性，弱肉强食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它的存在，对各国提出了增进国家实力的迫切要求。
其次，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主要表现方式是君臣之间、大臣之间围绕着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争夺愈演愈烈，以至于出现自相残杀的局面。秦国有六代国君的废立，完全由大臣操纵，史称“数易君，君臣乖乱”（《史记·秦本纪》）。吴起在楚国主持变法时分析贵族专制之害“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史记·吴起列传》）。法家所论的“君人南面之术”，大多是针对君臣关系而发。这说明，与集权制官僚体制的出现相配合，需要确立相应的尊卑等级制度和政治伦理观念。
再则，是官、民之间矛盾的激化，主要表现方式是民众反对过于繁重的徭役征发和赋税盘剥，以及厌战、逃亡，乃至爆发规模不等的暴力反抗。“盗贼公行”屡见于史册，就是明证。如何有效地控制民众，也是各国统治者必须面对的课题。
《墨子·兼爱下》有如此设问：“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在他的答案中，涉及“大国之攻小国也，……此天下之害也。又与为人君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与今之贱人，执其兵刃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此又天下之害也。”把我们以上所述的三种主要矛盾囊括其中。
变法总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而启动，那么，有针对性的解决社会矛盾，必然会在变法中有具体体现。
首先，奖励农战，提升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其目的是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抗衡中，进可兼并他国，退可自保四境。最能体现这一宗旨的变法条令是：李悝“作尽地力之教”，推行“平籴之法”；商鞅治秦，“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设二十等军功爵以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