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战线--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反间谍纪实-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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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对他们的位置了如指掌，他们刚把潜望镜升出水面，就会受到进攻。
对赢得大西洋战役起了很大作用的英国海军部，从来不直接言明胜利是如何取得的。英国官方历史学家归功于“某些有经验的人物的直觉与最现代的技术相结合”，虽然也谈到情报工作，但从来不提哪种情报。迟至1959年，邓尼茨发表回忆录时，还不相信他的密码被破译了。他以为他的潜艇所遇到的灾难，全是由于英国十分出色的雷达。事实上，雷达只起了部分作用。
在“霹雳之月”，以及在后来的战争中，“超级机密”的情报向盟军的战舰和飞机指明德国潜艇的方位，雷达探测出它们的确切位置，特别是在夜晚或雾天，当它们停在水面换空气的时候。新近发展起来的进攻和歼灭战术，以及威力强大的新式武器，完成了剩下来的工作。盟军又一次控制了海洋，布鲁克提出的登陆日的先决条件之一实现了，希特勒自己也迫不得已地承认，德国的第一道防线被击垮。
第二节 他从来不让他的在手知道他的右手在干什么
到1943 年春，盟军所有的情报机构都十分活跃，这场巨大冲突的另一面——秘密战——更加迅速、更加激烈地展现开来。诈骗战很快就在这场复杂的战争中处于支配地位；伦敦监督处着手制订了一系列复杂的战略。这些战略就其狡诈而言，在英国或美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如果有先例的话，只有在公元前600 年到500年征服了楚国、齐国和晋国的孙子的兵法中才可能找到。当伦敦还是一片史前时期的沼泽地时，孙子就写下这部世界上最早的兵法书了。他对伦敦监督处及其有关机构后来的任务解释得十分确切：“上兵伐谋，其次伐兵。乱而取之，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利而诱之，亲而间之，不战而屈人之兵”。
从这时起，诈骗战的全部目的，便是使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对“霸王”计划感到“为难和沮丧”。“霸王”计划是盟军1944 年用于西北欧的战略意图，其主要目标是希特勒本人的头脑，因为他是德国最高统帅，同这个颇具才华的自信者作对的，是一批在血统、土地和钱财方面都堪称贵族精华的人，是他们统治着英国的情报机构。他们曾经创立并统治了一个世界帝国达二百多年；在运筹帷幄、以及采用特种手段方面，他们有着丰富的经验。这些人以极大的献身精神对待他们的任务，这也许是由于认识到如果他们失败，他们的阶级便不复存在这一点而产生出来的。他们摆出为英国孤注一掷的架势来到赌桌前，使出浑身解数，像法国大革命中的查特布连德在他的阶级面临覆灭的危险时所做的一样，保卫“死到临头的贵族所特有的那种对自由的强烈热爱”。
这时，诈骗战作为战略战争的一种武器，已经成功地通过了考验，但在比万的领导下，伦敦监督处在军事领导集团中更加重要了，到了可以左右英国其它情报机构的许多活动的程度。美国人承认英国人对欧洲、近东及印度洋等战场的战况有专门了解；而且在华盛顿、开罗、阿尔及尔、德里，最后如若他动用的话，他的权威也遍及全球。虽然在实际上，它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的战场上干得不太好。像在麦克阿瑟司令部的“超级机密”一样，伦敦监督处的人也常常得跟这位将军对英国的一切都感到厌恶的脾气顶牛，但在必要时，比万却有权指示华盛顿的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让它按照伦敦监督处的调度行动。比万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有时，甚至罗斯福和丘吉尔也得遵照诈骗战的要求采取行动可发表声明。结果，斯托利门的人对待比万，就像英国人对刽子手的态度一样：好奇，甚至仰慕，但总是敬而远之。
那些斯托利门圈外的人，包括军队可令官，都把比万和伦敦监督处看作一伙聪明而神秘的人，对他们的确切任务和活动是不能刨根问底，甚至丘吉尔政府中最抗上的社会主义者——其中著名人物有很难令其就范的内务大臣赫伯特·莫里逊，也感到还是听命为佳。工会、《每日镜报》和《纽约时报》这样“难对付的”舆论机构，甚至英国广播公司和教会都有同感。经常接触比万的人，事后总是感到和他们打交道的是个不可思议的人物。美国赴莫斯科军事代表团约翰·迪恩将军回顾说：“比万上校确实是个高手，他从来不让他的左手知道他的右手要于什么。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明白，就连他自己的参谋人员，也不完全了解他在干什么”。
像卡纳里斯一样，比万也决心让历史充满神秘的疑团。多年以后，他在圣詹姆斯宫他那豪华而隐避的住所谈到他的作用时，还说：“我认为我不应当说我干过什么。我认为即使在战时干过这样的事，政府也应当承认”。
比万受到丘吉尔，并通过他，受到罗斯福的完全信赖，因为美国总统对诈骗战的高兴心情并不亚于英国首相。如果说丘吉尔在同比万一边喝着白兰地，一边编造着深夜想象出来的壮丽的飞行计划方面花的时间，与他同其它办事机构花的时间一样多，那是无可怀疑的。伦敦监督处的一个军官回忆说：
“比方和丘吉尔互相启发，搬出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所有的老把戏，并加以润色，使之适应目前的任务”。比万的一附加物”是他的俱乐部，在英国，这种机构往往可以说明一个人的秉性。据乔治·特里维廉说，这个布鲁克斯俱乐部是“伦敦有史以来最有名的政治俱乐部”。这个俱乐部还以其成员中的赌棍和行为古怪的人物而著称，查理斯·詹姆斯·福克斯曾经一个来月就输掉了十五万四千镑，爱德华·埃尔加爵士常常向他远在伍斯特郡的家挂电话，听他的狗叫，就是在布鲁克斯俱乐部的洒吧间里，在英国唯一遭到暗杀的首相斯潘塞·珀西瓦尔的肖像下，比万遭到了后来成为他在伦敦监督处的副手的温盖特的监视。在比万的部下中，只有温盖特完全了解这位“总管”的活动。
在比万和温盖特周围，有一个小小的智囊团。他们当中有监督处的第一个成员、空军联队指挥官丹尼斯·惠特利，他是英国一个著名的小说家和研究犯罪及妖术的学者。他的畅销书有《斯但布尔的太监》、《金色西班牙人》和《托比·贾格的幽灵》等。这些人中还有后来当了百万富翁的肥皂商、战时成为著名情报军官的哈罗德·皮特瓦尔；金融家兼船老板德里克·莫利和茶叶生意的俊杰詹姆斯·阿巴斯诺特。另外还有英国最卓越的科学家之一爱德华·内维尔·德·科斯塔·安德拉德教授，他说他最爱好“搜集陈旧的科学书籍和没用的知识”。他凭空想出让盟军伞兵用小蛐蛐在黑暗中辨别敌友，他的专长就是利用科学花样欺骗敌人。
由这些人组成的核心与英美各高级联合司令部的主要军事、情报和政治中心都有联系。在新成立的进攻计划指挥部“科萨克”内，负责搞诈骗的是特别行动委员会，或日处，这是作战部门的一个处。英国实施监督处制订的战略的主要机构是英国情报局、反情报局和双十委员会，政治战执行处以及陆海空的情报机构。在美国和美国的势力范围内，伦敦监督处的特别运行委员会使用的主要机构是联合保安处，该处又掌握着战略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美国各情报机构和国务院。这样，伦敦监督处的组织结构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斯托利门扔出一块石头，就会引起一连串一圈比一圈大的水波——政治的、财政的、民政的、外交的、科学的、军事的一直到成了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历史学家赫尔姆斯·格雷纳所说的“令人发昏的诈骗浪潮”。一旦必要，伦敦监督处还有办法在一个半钟头内，从丘吉尔的司令部把消息直接送到希特勒的写字台上——而且在进攻欧洲大陆之前一个值得纪念的场合，果真这样干过。
1943 年的最初几个月，伦敦监督处全力以赴地制订了一个重大的掩护及诈骗计划，这就是“杰伊”计划，其主要制订人是比万和温盖特。其目标是“诱使敌人”在登陆日前，“针对反对德国的盟国行动作出错误的战略部署”。
这个计划有两个重要组成都分，而这两个部分都是在卡萨市兰卡决定的。第一部分叫“帽徽”行动，旨在“把敌人的兵力最大限度地集中在西欧和地中海地区，从而阻挡他们向苏联前线调遣部队”。第二部分是“齐普林”行动，其目的是诱使希特勒相信，在突尼斯战役结束后，盟军不会攻打西西里和意大利（这很明显是盟军战略的下一步行动），而是要攻打希腊和法国南部。
英美高级统帅实际上是要求要斯托利门的伦敦监督处把事实上存在的军队和舰队的调动掩盖起来，再凭空设计出根本没有发生的军队和舰队的调动。
尽管这个任务很艰巨，但是有些因素却把它变得简单了一些。首先，根据“超级机密”的情报，德国人显然没有关于英帝国各军的实力及部署的准确情报，尽管他们对美国的这些情报了解得不少。德国最高统帅部一贯过高地估计英国实力，往往比实际高出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而且相信英国在近东有两个军——第九军和第十军，其实它们比旅大不了多少。其次，根据“超级机密”和英国情报局搞到的情报，根据“黑色乐队”派往美国和英国政府的特使讲过的情况，根据苏联人对德国战斗序列作出的估计，对德国各军团的兵力和部署也有了最为详尽的了解。同样，这些情报来源还揭示出希特勒对于他的帝国的边缘地带受到的威胁是多么敏感。这些地区包括：挪威，巴尔干地区及其“腋窝”（穿过亚得里亚海顶部的朱利安—阿尔卑斯山的卢布尔雅那山峡），希特勒视为东南欧外堡的爱琴海诸岛，还有可能抛弃其中立立场投向盟国的土耳其。同样重要的是，伦敦监督处的人很快就意识到，希特勒的军事战略观念使他特别容易上钩。他的全部思想都是以必然保卫德国本土为原则，如果他觉察到欧洲要塞周围任何一个地方要发生危险，他就会立刻动用他的后备力量加紧增援。这样，就可能诱使他犯下兵家之忌：处处欲显其强，实由处处虚弱。
然而希特勒并不是不懂战略的，他能够异常迅速地识破骗局，但是伦敦监督处知道他的情报部门给他干得很糟糕。自从他在1940 年和1941 年取得初步胜利以后，历史上再也没有一个统治者象这位“元首”这样“耳目”不灵了。到1943 年，英美的联合间谍组织已经大体上使谍报局和党卫军保安处在日耳曼帝国边界以外的地区安静下来了。希特勒的密码无线电情报机构仍旧工作得很好，有时还极其出色，特别是在海上，但是更加卓越的盟军无线电防御系统先是掩盖了阿拉曼的进攻。后来又成功地使希特勒得不到任何关于盟军兵力和意图的准确而又相互一致的情报。此外，他的空中侦察还经常受到盟军空中优势的限制。至于他的情报分析部门，那些人技术很高，也颇具慧眼，但却因两大缺陷而受到限制，他们的情报来源不可靠，也不准确，而且即使他们真的设法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希特勒也宁可相信“可信赖的”——即党的估计，而对它们不屑一顾。德国外交部门也没有为希特勒好好效劳。无论他在英国和美国有些什么情报来源，这些情报来源统统都牢牢攥在英国反情报局或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手心中。最后，还有那个“超级机密”，它可以侦探出希特勒对盟军方面走漏的任何风声有什么反应。
伦敦监督处还有一大有利因素：英国出色的商业、军事及外交的通讯联络系统。这些遍布全球的通讯网使伦敦监督处能够迅速、安全、可靠地下达命令，并做到立竿见影。这就是说，假如在里斯本的外交界有意散布了一件虚构的事情，那么华盛顿的某个政治行动、斯德哥尔摩的某段新闻报道、叙利亚—土耳其边境的一次军事行动、马德里一次深思熟虑的泄密事件、开罗的一个谣言、以及马德里某位高级指挥官的声明，都会来证实它。通过这些联络网（建立这些联络网是为了统治英帝国），比万就有办法随意敲响他的钟琴，奏出各种曲调。
但是比万和伦敦监督处的人懂得，只有对盟军自己的情报严格保密，他们那些计谋才能生效。要想诈骗成功，最根本的是一言一行都要谨慎，要一致。一篇鲁莽的声明，一次错误的行动，一个被破译的密码——任何一个错误都会使骗局暴露无遗。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德国人就可以根据假象的实质判断出真实情况，正确地部署其兵力，给盟军意想不到的打击。为了保密，盟军的真实意图只能让极小一批盟军指挥官知道。简而言之，为了欺骗敌人、有时也需要迷惑朋友。
诈骗战要获得成功，还要求所有有关人员和机构不折不扣地服从伦敦监督处的指示；而这一点，伦敦监督处就发现不大容易做到，特别是美国人，在好几个重要场合，当给美国人的命令中不能说明理由时，美国人就提出过疑问，甚至置之不理。美国的下级战场侦察员最常出这种岔子。虽然上层的盟军情报机关中，首脑人物为打败德国的情报机构这唯一的目标而团结起来了。在较低的级别中却有时出现危险的分歧。在有些情况下，各个政府的特工人员之间会出现紧张的对立局面，甚至同一政府领导下的不同情报机关的特工人员之间，也有这种情况。
把间谍派到战场上，不仅是为了盟军的一般利益，而且也是为了他们的政府的特殊利益。特别是在有英苏两国间谍卷入的地方，这时他们的利益往往是不一致的。这种冲突在巴尔干和中东，特别是在土耳其，表现得最为明显。英苏两国政府在那里纷争已有几世纪之久。“齐普林”的主要谋略就是在这个地区破产的——正当英国间谍力争保持英国在该地区的霸权时，苏联间谍却在策划破坏那种影响，并取而代之。与此同时，正当美国间谍与苏联人一道企图损害英国人的时候，有左翼思想的英国间谍却又和苏联人一起和美国人捣鬼。只有一次，曾发现过一个英国间谍与德国人合流去反对苏联人和美国人——他是一个孤独的人，企图为旧欧洲失去的事业而战斗。总而言之，伦敦监督处认识到，它是在同一个蛇窟般的世界打交道，这里最安全政策：就是保密与沉默。
伦敦监督处就这样开始了名为“杰伊”计划的那个异常危险而复杂的游戏。从本质上说，这是一场英国味十足的游戏——用少量的财力和出色的头脑，争取伟大的胜利。对于伦敦监督处，特别是比万和温盖特这样的人来说，这场游戏的目的不仅是要打败希特勒，而且还要保住英帝国和英国的世界领袖地位，谁能够预见到，在赢得一场对世界最出色的战争机器的伟大胜利后，伦敦监督处和英国的情报机关将不能保住他们发誓要保住的那个实实在在的东西——伦敦的霸权呢？这真是对秘密战的莫大讽刺。
第三节 最独出心裁的谋略
1943 年5 月23 日，希特勒命令把一张巴尔干地图摊在腊斯登堡元首大本营的地图桌上，戴上他的老花眼镜，说道：“一个人就得像开发网的蜘蛛一样警觉。感谢上帝，我对各种事物的嗅觉一向不错，所以我总是能在事情发生之前就闻出味儿来。”他接着又说：“我们占有巴尔干的铜、铁矾土、铬，这实在是至关重要的，而最重要的是确保……在那时不要发生我称为完全崩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