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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43章

读者十年精华-第21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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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的道理。譬如:他说蔡元培作了前清的翰林之后,就革命,一直到民国成立,到今天,还在革命,这很了不起。他说他自己,从给张之洞作幕僚之后,就保皇,一直到辛亥革命,到现在,还在保皇,也是很了不起的。因此,在中国,他说,就他们两个人堪为表率。

  那时的北京大学,就是这位蔡元培先生任校长,他主张学术自由,主张开明精神,不光请这位拖辫子的遗老来讲课,也请胡适,陈独秀,周树人兄弟这些新派人物执教。这些新文化运动者,尽管不赞成辜鸿铭的保守的、落伍的主张,但对他的学问,却是敬重的。当时,学校里还有不少的外国教授,也是世界上的一流学者。这些洋教授们,在走廊里,若看到辜老先生走过来,总是远远地靠边站着,恭迎致候。而辜氏到了面前,见英国人,用英文骂英国不行,见德国人,用德文骂德国不好,见法国人,则用法文骂法国如何不堪,那些洋人无不被骂得个个心服。

  光绪年间,他在张之洞幕府当洋务文书时,曾参与汉阳兵工厂的筹建。那时,这位两湖总督接受另一洋务派,也是大买办盛宣怀的建议,委托一个外国商人主持此事。辜鸿铭和他接触几次以后,封了一份厚礼,请他开路了。过了几天,张之洞想和这个洋人见见面,他的下属告诉他,那洋老爷早让辜师爷给打发了。他把辜鸿铭叫来责问,辜正色地对他说,不一定凡洋人都行,有行的,也有不行的,我们要造兵工厂,就得找真正行的。辜鸿铭遂委托他的德国朋友,请克虏伯工厂来建造,结果,汉阳兵工厂在各省军阀建造的同类厂中,是最好的。这个厂出品的步枪“汉阳造”,也是很有点名气的。

  所以,他对于洋人,和那个时候普遍的先矮了半截的畏缩心理,完全相反,他是不大肯买外国人的账的。

  有一次,一位新应聘而来北大的英国教授,在教员休息室坐着,见一位长袍马褂的老古董,拄着根手杖,坐在沙发上运气。因为不识此老,向教员室的侍役打听,这个拖着一根英国人蔑称为“pig tail”(猪尾巴)的老头是什么人?辜鸿铭对此一笑,听说他是教英国文学的,便用拉丁文与其交谈,这位教授对此颇为勉强,应对不上,不免有些尴尬,辜叹息道:“连拉丁文都说不上来,如何教英国文学?唉!唉!”拂袖而去。

  就这么一位怪老爷子,洋教授拿他有什么办法?

  他的英文笔名叫Amoy Ku(辜厦门)。1856年生于槟榔屿一位贫苦华侨的家庭,才八九岁的光景,就随一位牧师到英国读书。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时,才21岁。然后又到德、法、意、奥进修,获得文、哲、理、工、神学等博士学位,有13个之多。在中国人之中,这是少见的。他对于英、法、德、意、日、俄、希腊以及拉丁文,无不通晓,因此,他对西方文化的研究,具有极深湛的造诣。

  他不仅是语言天才,也是精通中外的大师级的学者。那时候,这位老先生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用英文演讲他的《中国人的精神》,是要凭门票才能入内的。中国人演讲,从无卖票一说,老先生讲演,北京的外国人差不多都到场听讲的,因此他不但要卖票,而且票价还定得很昂贵,听一场要两块大洋。可当时听梅兰芳的戏,最贵的票才一元二角。但他的学术讲座,比梅博士的《贵妃醉酒》还卖座,听众踊跃,座无虚席,可见当时中外文化人对这位大学者的重视。

  辜鸿铭的一生,总是在逆反状态中度过。大家认可的,他反对;众人不喜欢的,他叫好;被崇拜的事物,他藐视;人人都不屑一为的,他偏要尝试。追求与众不同,不断对抗社会和环境,顶着风上,就成了他的快乐和骄傲。

  慈禧做寿,万民颂德,他却公开指斥“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辛亥革命,清帝逊位,他倒留起小辫,拜万寿牌位,做铁杆保皇党。袁贼称帝,势倾天下,他敢骂之为贱种;张勋复辟,人皆责之,他倒去当了两天外务部短命的官。后来,辫帅失意,闭门索居,他倒与之过从甚密,还送去一副“荷尽已无擎天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的对联,以共有那“傲霜枝”猪尾巴为荣。五四运动,社会进步,他又和林琴南等一起,成为反对新文化,反对白话文的急先锋;但是他却应蔡元培之邀,到五四发源地的北大去当教授,讲英国诗。

  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不一而足的荒谬行径,连他自己都承认是Crazy Ku(辜疯子)。这里,固然有他的偏执和激愤,也有他的做作和表演在内的。

  因此,他的言论,嬉笑怒骂,耸人听闻,他的行径,滑稽突梯,荒诞不经,无不以怪而引人瞩目,成为满城人饭后茶余的谈资。他的喜闻小脚之臭,赞成妇女缠足,更是遭到世人诟病的地方。他也不在乎,还演讲宣扬小脚之美,说写不出文章,一捏小脚,灵感就来了,令人哭笑不得。不仅如此,他还公开主张纳妾,说妾是立和女两字组成,如椅子靠背一样,是让人休息的,所以,他的结论是要娶姨太太。完全是一个强词夺理的封建老朽形象。

  正是这些哗众取宠之处,使辜鸿铭成为人所共知的一个怪人。当时人和后来人所看到的,全是他的这些虚夸的表象,一叶障目,而对他的中外文化的学识,他弘扬中国文化的努力,他在世界文化界的影响,也都给抹杀掉了。

  其实,清末民初,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认识,已由过去的妄自尊大变为自卑自轻,相当多的人甚至转而崇洋,这也是被列强欺压得快没有一点底气的表现。

  由于辜鸿铭非常了解西方世界,又特别崇尚中国文化,所以才有力斥西方文化之非的言论,如“英国人博大而不精深,德国人精深而不博大,惟有中国既博大而又精深”;如“美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深奥的性质;英国人如果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宏伟的性质;德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朴素的性质;法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精微的性质。”对于中国文化的推崇,到了如此地步,姑且不对这种趋于极端的一家之言作出判断,但他在本世纪初,积弱的中国已经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步,能够说出这番中国文化优越论的话,也还是有其警世之义的。

  当时,严复和林纾是把西方的文化,翻译和介绍到中国来,多多少少是带有一点倾倒于西方文明的情结,但是,这位辜老先生,却努力把中国的文化,向西方推广,或许是对这种膜拜风气的逆反行为吧?他翻译出去的《中庸》、《论语》和他的著作《中国人的精神》,或译作《春秋大义》,在国外有很大的影响,德国,英国,甚至有专门研究他的俱乐部,不能不说是他对中华文化的杰出贡献。

  当然,辜鸿铭的中国文化一切皆好论,连糟粕也视为精华,成为小脚,辫子,娶姨太太等腐朽事物的拥护者,是不足为训的。在政治上成为保皇党,成为五四运动的反对派,则更是倒行逆施。然而,这位老先生,对于洋人,对于洋学问,敢于睥睨一切,敢于分庭抗礼,从他身上看不出一丝奴婢气,这一点,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应是十分要得的。□

 

Number : 9721 

Title :第一桶金

作者 :沙叶新

出处《读者》 : 总第 192期

Provenance :文汇报

Date :1997。4。17

Nation :

Translator :

  段祺华是90年代第一个回上海开办企业的留学生;回来之后,他又首先突破留学生开办企业范围的禁区,是开办私人律师事务所的第一人,以后他还有很多第一,很多NUMBER ONE。

  1983年段祺华毕业于上海华东政法学院,1988年自费赴美留学,1990年获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硕士学位,同年又受聘于西雅图著名的法律事务所——威廉·克斯诺及布斯吉法律事务所,任法律顾问。创业伊始,他在美国的叔父很郑重地对他说,年轻人要创业,就要学会画1,不要画0;0好画、省事,可你画一千一万个0还是0,什么也没有增加,如果先把1画好,以后每画一个0就是扩大10倍,价值就倍增。美国也有一句格言,叫人生最重要的是第一桶金,说的是同样的人生哲理,切记、切记!

  段祺华记住了,记得很深,很牢。可他的第一桶金在哪里呢?他的“1”从什么地方落笔呢?是在美国吗?他深知在美国干得再好,也是0,也是为别人干的;金子总是落在U。S。A的桶里。美国的华人都知道,美国有“玻璃天花板”一说,说的是美国的各大公司、各大企业包括政府的各大部门,就像座金字塔,在里面从底层向塔尖望去,看起来一眼可以望到尖顶,毫无间隔,似乎人人都有均等的机会向上攀登;可对华裔和美国其他的少数民族而言,每一层都有无形的玻璃天花板横在头顶,使得塔尖可望而不可即;只有回到自己的国土,才有根基,才能发挥双重优势。

  一种爱国痴情的信念表现在他的毕业考试中,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论在中国开办私人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可能性》。段祺华撰写毕业论文并不只是为了获得文凭,他是要让他的研究成果付诸实践,让自己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回国开办私人合伙律师事务所,在中国画上那个最重要的“1”。

  1992年段祺华决定回国创业,当开办私人合伙律师事务所的第一人。回国前夕,在大街上他遇见了中学同学姚蔚文。当段祺华说到要回到中国发展时,姚蔚文大吃一惊:

  “你真的是疯了!你不像我呀,我毕业到现在还没混出个人样来,听你刚才说的,你现在已经是华盛顿州最高法院任命的第一位外国法律顾问了,又是美国西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副总裁,职业好,年薪高,有好车子、好房子,也算是初步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了。我们这些留学生,离乡背井,吃尽千辛万苦,不就是为了这样的美国梦吗?”

  “我当初出来的时候就是打算回去的。”

  “干吗?报效祖国呀?你是共产党员?是民族英雄?是爱国志士?本世纪都快要结束了,怎么还有你这样的古董?”

  “爱国没有什么好嘲笑的吧?”段祺华有些生气。

  “你怎么还这么中国,这么传统!”

  “这个传统没什么不好!美国人也很爱国,尽管他们对美国也很不满,可他们比任何人都爱自己的国家,你为什么不嘲笑他们?”

  “我只是对你回去表示担心。中国目前还是个法制不很健全的国家,你就真的相信留学生的新政策不会变呀?”

  “中国法制不健全,那我们学法的就更应该回去,使中国的法制健全起来。我从没认为中国十全十美。可是我想,要是中国不好,那我们就回去齐心协力地想些办法把她搞好!我要回去,爱国当然是一个因素,可还因为我看好中国,相信我在国内能有更好的发展。”

  结果这次两个老同学的不期而遇,最后变成了不欢而散。这次谈话的阴影一直留在段祺华的心里,他真的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他回国。本世纪以来的前几代留学生,绝大多数都是愿意学成归国,报效父母之邦,为什么这一代留学生却宁愿终身寄居异域呢?他久久地思索着。

  段祺华为了回国,毅然辞去了在美国的几乎所有职务,毫不犹豫地拿出了家中几乎全部的积蓄;他已经是破釜沉舟,孤注一掷了:他把所有的热情,全部的希望以及一家数口的生活出路统统都寄托在中国了!可他在1992年数度往返于中国和美国,奔波于上海和北京,用去了几万美元之后,所得到的关于开办私人合伙律师事务所问题上的答复却是一个字:NO!矛盾在于:段祺华的想法过于超前,而当时的政策仍然滞后。

  咦?不是欢迎留学生回国工作吗?我是回国办企业的呀?

  是呀,我们是欢迎你回来办企业呀。我们欢迎留学生回来搞贸易、开工厂、进行科学研究、从事教育工作,文件上都有具体规定,可没叫你回来做律师呀!

  我是学法律的,不做律师做什么呢?

  你要做律师也不是不可以,律师我们也缺呀;但是必须到我们的律师事务所去做呀!

  我是要申请开办私人合伙的律师事务所!

  那怎么行呢?什么都能搞独资、搞中外合资,律师事务所怎么能私人合伙呢?

  就不能放宽些政策吗?

  那……哦,我们请示了,除非你交出绿卡。

  我们留学生回国当律师的优越性就在于持有绿卡,可以自由出境办理涉外案件;如果把绿卡交了,我们今后还怎么能方便地出国办案呢?

  嗯……还有一个办法,你和我们合办。

  不,我一定要独自办。我认为政策还应该再开放一些。

  段祺华重温了他的论文,再次坚信他的结论仍然没错,因为在中国开办私人合伙律师事务所是改革开放的必需,是中国经济和国际接轨的必需,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需。其中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外商要投资,要和中国做生意,在发生法律纠纷时,你怎么能期望外商会相信一个是“国家干部”(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干部”)的律师来代表他们的利益呢?他们怀疑政府开办的律师事务所的公正性,他们只相信只代表当事人利益的私人律师。

  他跑断了腿,磨破了嘴,一次又一次地去说服有关机构和有关领导,经他协调后,得到了这样的批示:“可以开这个口子。”

  1992年11月段祺华申请的私人律师事务所终于获得国家司法部、上海司法局、国家教委、上海人事部门的特别批准。1993年4月8日,以段祺华为核心的“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在上海锦沧文华大酒店宴会厅举行挂牌仪式,100多位贵宾出席了开幕式,美国总统克林顿还特地发来亲笔签名的贺信。

  1993年9月初,段祺华迎来了开门红,他的律师事务所力挫群雄,一举中标,承接了美国劳工部委托的一宗案件,使得美国政府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中国律师事务所的客户。美国塞班岛有家公司,对3000多名中国劳工强行超时工作,克扣工资(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每小时不到2美元)。美国劳工部以违反劳工法状告该公司,经法院判决,该公司需赔偿中国劳工1200万美元,成为中国劳工史上金额最大的一起赔偿案。可当时中国劳工大都回国,并且多数不知此事。段祺华的事务所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6小时,终于将分散在广东、福建、海南各地偏远山区的3000多份劳工的血汗钱分别送还到他们的手里。美国劳工部对发放过程进行全程监督,负责此案的美国劳工部梯汉恩主任最后表示:“能这么迅速地找到所有当事人全部发放赔偿金,实属奇迹,不可思议!”此案成功的办理,使得新生的段和段律师事务所被世界最著名的法律杂志《伦敦国际金融法律》列为1000家国际性律师事务所之一。

  1995年,段祺华的律师事务所又漂亮地为上海玩具公司打赢了一场拖了8年之久已经成为铁案的索赔案。该案发生于80年代初,当时上海玩具公司受托生产美国帝国玩具公司的塑料玩具弹弓,产品在美国销售后,发生了几起弹弓伤人事件。1986年美国帝国玩具公司在美国联邦加州地方法院起诉上海玩具公司,要求中方赔偿。由于当时国内律师事务所不熟悉美国法律,又因无法出国办案,以至应答对策有误。1989年10月,美国当地法院作出缺席判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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