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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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中国农民脱贫与小额信贷等金融模式发展不尽如人意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政府部门的关注力度不够，恰恰在于干涉得太多了。干涉越多，效果越差，这几乎是条铁律。
另一方面，政策风向一有风吹草动，各地政府便可能蜂拥而上，比如当初说要成立小额贷款机构，一时间遍地都是，有的直接就在政府大院，有的是民间性质、政府运作。再者，对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小额信贷保护力度不足，加上行业协会缺失，其命运岌岌可危。
听说刘永好2007年在山东某地开张了一家农业担保公司，他自己投入1500万元，当地政府出资1000万元，养鸡合作社也成立了，钱已经放出去。刘永好称，这一套体系在当地运作起来后，“农民很高兴”。我们希望这种高兴能持久下去。
英国《经济学人》2006年某期曾发表过一篇关于中国农村的观察文章，开篇就很辛辣：“尽管政府采取了系列帮助穷人脱贫的措施，但农民们生活还是很窘迫。”
刘永好十年如一日，排在“胡润百富榜”的前列。他是一位商业企业家，但又通过“企业办社会”的形式来实现着自己的价值。
2002年中国企业界风声鹤唳，给我们的榜单带来一定难度。
1月，健力宝75％的股份被佛山三水区政府拱手卖给“局外人”，前掌门人李经纬仰天长叹，9个月后“涉嫌贪污”，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5月，曾创建了华晨集团汽车王国的仰融“涉嫌经济犯罪”，被迫出走美国；10月，欧亚农业掌门人杨斌“涉嫌虚假投资、行贿、合同诈骗、非法占用土地”被警方立案侦察……
李经纬是1999年的上榜富豪（第32位），杨斌与仰融分别是2001年富豪榜的第2名和第3名。三位上榜富豪之外，瞿兆玉（蓝田股份前董事长）、王雪冰（中国建设银行前行长）、朱小华（光大集团前董事长）等人均于2002年落马。
2002年的年中，一份广为传播的中国富豪纳税的调研报告称：“2001年，中国的存款总量达到7万亿元，人数不足20％的高收入阶层控制着这笔财富的八成左右，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却仅占总量的不足10％……据估计，目前每年流失的税款大致在1000亿元左右。这1000亿中的大部分肯定被一些富豪们收入私囊。”调研报告的结论是：“对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高收入阶层而言，相当一部分积累下来的财富来源于游离社会监管体系的‘灰色地带’，掺杂着浓重的冒险家和暴发户的味道。”
我们当时还沉浸在中国富豪们从2001年开始慢慢转变观念、开始配合我们工作的兴奋中，结果进入2002年，富豪或官员落马者接连不断，加上上述调研报告引发争议，《南方周末》在报道中称，“逃税之说搞得富豪们人人自危”，企业界气氛一时非常凝重。
于是我们面临巨大的压力，一是调研难度无形中增加了，二是接到过个别恐吓电话。期间也有朋友善意提醒我们，2002年的榜单要不要“暂停一年”，避避这阵风。
最后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2002年10月底，百富榜发布（这一年是我们最后一次在《福布斯》上发布），有趣的是，因为这一年的“特殊气候”，我们的榜单反而受到比前三届都要强烈的关注。最令我们庆幸的是，恐吓过我们的个别企业，在看到自己最终仍被登上富豪榜后，并没有对我们“采取行动”。
这一年的首富是荣智健，财富为70亿元。前十位富豪还包括许荣茂、孙广信、鲁冠球、陈丽华、刘永好、叶立培、刘永行、郭广昌、刘汉元。可以看出，我们开始将刘永好、刘永行兄弟分开计算财富。而最大的“财富黑马”，是仲盛集团的叶立培，与刘永好并列第6位。
与上一年的榜单相比，本年有34张新面孔出现。而2000年排行榜的前50位富豪，只有29位留在了这一年的榜单上，1999年排行榜中的50位首富更是只有9位仍榜上有名。
2002年榜单的另一个特点是，富豪们与资本市场的关联更紧。100位上榜富豪，52％的企业家至少拥有一家上市公司（2001年这一比例为47％），其中33％（2001年为29％）的企业在内地上市（其中24家在上海上市），12％（2001年为10％）在香港主板上市，3％（2001年为4％）在香港创业板上市，4％（2001年为4％）在新加坡上市，1％（2001年为2％）在纳斯达克上市。
与2001年类似，房地产业仍是最盛产富豪的行业。50％以上的企业涉足了房地产业，或者以房地产为主业。其中，47位企业家主要从事房地产项目开发，8位从事基础设施建设，6位从事建筑材料生产。
前几届的榜单，北京和上海富豪居多，而到了2002年，广东成为上榜富豪最多的省份（17位）。我们注意到榜单发布后，不少接受当地媒体采访的广东富豪引用最多的一句俗语是“枪打出头鸟”——南方人大都喜欢“藏富”。
这一年的榜单中，35岁以下的几位富豪非常惹人关注，分别为复星高科的郭广昌（第9位）、大连实德的徐明（第12位）、鹏润投资的黄光裕（第27位）、福禧投资的张荣坤（第48位）、成功集团的刘虹（第68位）、阳光文化的杨澜（第71位）。这些年轻的富豪们，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传媒太多的关注，然而三五年过后，他们一个个成为炙手可热的焦点人物。
比如郭广昌的“复星系”后来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在2007年的“胡润百富榜”上，他的个人财富达360亿元；黄光裕在2004年和2005年蝉联中国首富；张荣坤和刘虹后来则是另一种代表——张荣坤是上海社保案主角之一，于2006年10月被正式批捕；而在2002年还顺风顺水、通过资本运作控制酒鬼酒的刘虹，3年后就因“涉嫌抽逃上市公司资金罪”被拘捕，“成功系”崩塌。值得关注的是，刘虹与“涌金系”掌门人魏东是同乡、同学，魏东同样一度是资本市场上的风云人物，然而最后的结局却是于2008年4月底在家中跳楼自杀，之后魏东的追悼会上，刘虹还送来花圈……这些都是后话。
我们发布2002年富豪榜十多天后的11月8日，中共十六大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做了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报告中有一句话令这一年中因富豪落马、偷税争议等事宜而感到惶恐不安的民营企业家们稍稍舒了一口气：“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引人瞩目的是，民营企业家党代表首次亮相，如蒋锡培、刘思荣、沈文荣、昝圣达、孙甚林，这些企业家大都登上过或后来登上过百富榜。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逐步提升。
2002年11月27日，全国工商联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工商联新一届领导班子亮相，其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首次过半，新当选的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当中有11位为民营企业家，包括柳传志、张宏伟、罗康瑞、王玉锁、李海仓等人。没想到，两个月后，副主席之一的李海仓在其执掌的山西海鑫钢铁集团的办公室被枪杀，全国震惊。如何看待民营企业家这一“先富阶层”再次在全国引起热议。
从某种意义上说，2002年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们“悲壮向前行”的一年。有人说是我们的榜单使得富豪们如临大敌，这种说法其实“抬举”了我们。“悲壮”的背后是转轨的深入、阶层分化的暂时加速，正如《三联生活周刊》在2002年10月底的一篇报道中所言：“中国转轨时期的财富积累天生带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胎记，有着与生俱来的原罪。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也许多年以后，我们终会承认这个现实，并且称之为‘不得不付出的历史代价’。”
当然，我们更希望中国的富豪们能洁身自好。《经济观察报》这一年报道我们榜单的文章题目是——《更多的财富更多的责任》。
悲情富豪李海仓和乔金岭
被杀与自杀，发生在百富榜上榜富豪的身上，令人揪心、扼腕。
2002年的“胡润百富榜”上，排在第27位的李海仓是山西首富，排在第58位的乔金岭是河南首富。一年后的百富榜榜单上，这两位首富的名字并没有出现——两人分别于2003年1月和9月被他杀和自杀。
彼时先后听到两人去世的消息，我们非常震惊，感到非常可惜。所以，盘点百富榜十年变迁，特意提及李海仓和乔金岭，为了一份纪念，也为了透视背后的企业家生态。
双双非正常死亡
2002年11月，在中华全国工商联第九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山西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当选为副主席。此前他的职务还有全国政协第九届委员、山西省工商联副会长、运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运城市工商联会长等。
未曾料到，两个月后的2003年1月22日上午，李海仓在其办公室被熟识的同乡冯引亮枪杀。凶手随即开枪自杀。
李海仓被杀后，其死亡情景出现过不同版本。当天下午，网络上有消息称：“富豪李海仓遭到枪杀，凶手连开5枪。”第二天，媒体的描述五花八门，甚至有报道称，李海仓乘坐的轿车与一辆小轿车相遇，对面的车突然开枪，致李海仓及车内另一人死亡……
后来趋于一致的消息是，冯引亮想将自己一块土地高价卖给李海仓，但李海仓一直不肯答应。这成为矛盾激化的源头。
我们在李海仓生前一直没能与他见上面。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们很吃惊。2002年在山西调研时，当地一些朋友给我们讲李海仓的故事，对其多有赞扬。
李海仓去世后，一些媒体记者到山西采访，同样感受到李海仓的低调和良好的企业家形象，有出租车司机说：“在山西闻喜，你可以什么都不知道，但你不可能不知道李海仓。”
8个月后，河南长葛也出现一例非正常死亡事件。2003年9月7日上午，河南黄河实业集团董事长乔金岭在办公室猝死。他的死因比年初山西富豪李海仓被枪杀要玄乎很多——当地有关部门称乔金岭是“因故死亡”，但自始至终对“故”为何物讳莫如深。
于是坊间的猜测也多了起来。有人说他死于脑溢血；有人说他是因为公司资金链出现问题而自杀；有人说可能与腐败有关，乔金岭向来与当地政要关系极好；也有人称乔金岭因陷入纠纷、莫名其妙背上亿元负债，上诉无门而蒙冤自杀。
乔金岭生前，我们曾到河南拜访过他，得知他热心公益事业，在当地的口碑同样很好。黄河实业集团彼时是当地的纳税大王。
富豪非正常死亡，令2003年前后企业界风声鹤唳。李海仓和乔金岭之死并非个案。2003年2月12日，浙江“皮草大王”周祖豹在家门口被乱刀捅死；8月17日，甘肃“地产大王”刘恩谦在兰州被枪杀……
2003年，一个好的消息是——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更为明确地提出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要消除体制性障碍，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制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领域。然而，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在同时加大，“仇富”成为一种常态，李海仓、乔金岭等人成为殉葬品。
子承父业的特殊蓝本
李海仓和乔金岭去世后，均由儿子接过重担。乔金岭有三儿一女，大儿子乔秋生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在父亲去世前，乔秋生已从普通的工厂工人，做到了旗下上市公司黄河旋风的董事长。李海乔被害后，乔秋生自然成了乔家掌门人，2003年他38岁，正是身强力壮时。
尽管乔金岭数十年在河南打拼，积累起了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等很多人脉资源，但乔秋生完成平稳过渡并非易事。但他过渡的难度与李海仓之子李兆会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了。
李海仓于2003年年初被害后，其年仅22岁的儿子李兆会正在澳大利亚读书，听闻噩耗后马上回国。不到一个月，他接任海鑫集团董事长一职，成为这家业务覆盖钢铁、焦化、水泥、房地产、金融、保险等领域的大型企业集团的当家人，澳大利亚的留学生活成了他尘封的记忆。
李兆会上任后，外界及李氏家族不少人都视之为“稚嫩的‘80后’”，认为这位掌门人完成角色转换至少需要两三年时间。然而，他们低估了李兆会的悟性。起初近一个月的时间内，作为董事长的他确实有点像个局外人。但一个月后，他开始发飙。
当时任海鑫集团部经理的李天虎，对侄儿李兆会有所“不屑”，一来李兆会比他要小二十来岁，二来李海仓遇难后，不少人认为李天虎是接管海鑫的最佳人选，然而海鑫是家族企业，只能由年轻小伙儿李兆会上台。李天虎的不满情绪越来越明显，李兆会感觉到了这一状况，但由于李天虎在海鑫的势力庞大，他只能伺机而动。
最后李兆会想出一个办法。他利用李天虎和海鑫常务副董事长辛存海的矛盾，利用自己和常务副总经理李天杰的交情，“抱团”排挤李天虎，当矛盾白热化时，再利用爷爷李春元在家族中的权威，逼李天虎出局。
更有趣的是，将李天虎踢出去后，李兆会又给了他一个“甜枣”——将旗下的海鑫水泥厂送给李天虎。这边是李天虎在海鑫集团的股份退出，那边是海鑫水泥厂成独立法人，李兆会把“虎迹”驱逐得干干净净。
在2003年8月，由全国工商联举行的“纪念李海仓暨《有产者启示录》出版座谈会”活动上，李兆会谦卑地说：“我一定会领悟到父亲李海仓‘超越财富’的思想精髓，希望大家能给我一点时间。”
目睹过李兆会清理海鑫旧势力的在场者，无不对他刮目相看。这个时候李兆会的头衔已是“海鑫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
然而仍有人认为李兆会只是在玩小伎俩。“称什么‘董事长兼总经理’，说穿了，那只是印名片用的！”此类声音仍然不绝于耳。然而，李兆会接下来在公司内部管理、实业与金融投资、资本市场等方面的运作思路与策略令人叹为观止，海鑫集团的业绩最终令这种声音消逝了——2003年海鑫总产值超过50亿元，上缴利税超过10亿元，成为历年来海鑫发展最迅速、最好的一年。2004年，海鑫完成总产值70亿元，实现利税12亿元。这一年，海鑫纳税额居全国民企之首。
坊间一直以来谈论的民企二代接班人话题，要具体企业具体分析。一些是老爸老妈铺路，自己顺利走到前台，有的则从掌管家族企业中的一块业务开始，最终掌控全局，而李兆会则是在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形下，灾难之后被急匆匆推上一家大型企业集团掌门人的座位。他能将企业推向新的高峰，着实值得我们尊重。
在2007年的“胡润百富榜”上，李兆会居第78名，家族财富为85亿元。这一年，他也不过26岁，但已是掌舵海鑫钢铁集团近5年的“老将”。
财富品质之辩
再回到李海仓与乔金岭非正常死亡的2003年。当时在企业界、学界和民间都引发了大讨论。有人将当时参与讨论的观点归纳为四类：多行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