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各省未来发展趋势的深度分析-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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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出台的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措施，就是根据这个新的形势出台的举措，主要目的在于鼓励农村地区开展大规模机械化农业，使留在农村的农民能够迅速富裕起来，实现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但是，由于这一波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断扩大，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农民工返乡的新情况，这将导致我国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数量重新扩大，使未来的农业规模经营变得很困难。这种现象非常不利于我国正在进行的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农业的发展，将给我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带来巨大的阻力。
二、利用我国对外投资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可行性
1、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可以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目标定位
当今世界，商品、资金、人员、技术、以及思想，都在以一种越来越快的速度穿越民族国家疆界。整个世界正在迅速地相互连接在一起，正在越来越紧密地连成一个一体化的共同体和市场。我们在对西方国家的宣传上，应该从经济全球化时代下的国际经济关系着眼，多从融合、互利、共赢、一体化、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等角度出发，尽量减少西方人心理上对中国人的不必要的隔阂障碍。例如，专业化、商业化和独立化，是各国进行海外投资时在国际上经常宣传的基本原则；但是其背后都往往隐藏着巨大的政治动机，很多经济界人士往往忽略这一点。在当前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下，我国国际投资的投资目标和投资策略，远比我们设想的要错综复杂。我国对外投资战略的目标定位应该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就是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进行经济扩张，为国内失去就业机会的农民工开辟一条全球性的就业道路。
我国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开展国际投资时必须要结合国内的具体情况统筹考虑。从发达国家的国际投资发展路径来看，来自企业的国际投资是主体，大型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更是重中之重。目前，我国很多企业都有强烈的海外投资意愿，但是又有太多的种种顾虑，包括不熟悉海外的经济法律制度、缺乏国际投资经验、担心海外投资中遭遇政治障碍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应该在法律法规制度、金融资本支持、外交外事服务、信息系统管理等方面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和支持。我国国际投资的目标定位应该是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化独立运营为手段，以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为背景，统筹考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带动我国的商品、资本、劳动力等走向世界，实现投资收益的最大化。在这里，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全球化尤其要重点考虑，为国内出现的农民工返乡问题提供一条新的解决方式。
2、中国对外投资的具体方式需要综合考虑国内经济问题
中国的国际投资很多是通过国外资本市场进行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中投公司对美国黑石基金的投资。但是从最近的情况来看，这些投资的效果都没有我们设想的明显，投资的风险却又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另外一个例子是购买美国的国债，这样一来能避免较高的投资风险，但是这种投资的收益率又比较低。因此，我们的对外投资方式必须要进行一定的调整，走多元化道路。
在西方国家资本市场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背景下，我们应该谨慎进行对国际资本市场的投资，更加注重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轻工业、矿产资源开采、服务业等方面的直接投资。首先，非洲拉美国家的这些产业急需海外资金，中国充足的外汇储备完全可以为这些国家的基础产业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来源。并且，这些产业的投资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收益率，完全符合国际投资商业化市场化的要求。其次，与非洲拉美国家开展这些产业的合作，能够将我国国内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向国际就业市场，减缓我国国内因为农民工返乡问题带来的压力，确保我国国内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不被中断。此外，大力开展此类投资，有利于推进我国正在实施的“走出去”战略，有利于解决我国人口多资源少的矛盾，有利于推动中华民族的全球化和中华文明的全球化。
3、我国已经拥有一批可以“走出去”的复合型人才
对海外投资与对国内投资的差异很大，必须拥有一支既了解中国，又熟悉国际市场，对国际经济政治拥有敏锐判断力和丰富国际投资经验的优秀管理团队，尤其是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方面的专业人士。尤其要指出一点，对海外投资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在这个管理团队中，只会分析经济收益不会分析政治收益的人，不能称为人才；只会进行财务分析不会进行国际关系分析的人，也不是人才。我们需要的是既熟悉国际经济事务又熟悉国际政治事务的综合型管理团队。
过去三十年，我国培养了一大批熟悉国际金融的专门人才，这给我们开展海外投资提供了雄厚的人才基础。当代的国际投资已经超越了经济问题的范畴，直接涉及到了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我国要想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实现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应该培养一批国际经济政治方面的复合型人才。这个复合型人才团队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未来要做的就是立足于这个基础，在国际投资实践工作中逐步摸索和完善理论指导体系，大型企业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未来我国国内的大批劳动力伴随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走向世界，必然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管理难题，这就要求我们的国际投资管理人员拥有更加全面的知识储备和实践工作能力。
4、部分国际投资障碍可以得到有效化解
由于可能的政府背景及各国的产业保护政策，海外投资运作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到很多障碍。西方国家指责集中于政治意图方面。对政治意图的指责体现为，可通过以投资控股为目的的战略性投资体现本国的政治、战略和经济等综合目的，其投资可能危害到东道国的国家利益甚至是国家安全。例如，目前我国主权财富基金并非全球资本金规模最大的主权基金，而且资金规模相当于GDP的比重远远低于多数国家的水平，但自其成立以来，已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关注。其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作为拥有全球最大国际储备规模的发展中大国，增长潜力巨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主权财富基金投资背后可能有的战略目的或地缘政治目的相当警惕，正在积极催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调查各国主权基金的行为，并制定规章来约束这些基金。
能否有效化解国际障碍，是决定我国对外投资战略成败的关键。我国在未来的对外投资应该将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作为重点，鼓励和资助国内的农业企业或工矿企业去投资，这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在西方国家投资时面临的若干障碍和阻力。可以考虑把赴海外租种土地或承包工程作为一个关键切入点，这样一来就有利于我国国内的剩余劳动力走向世界就业市场；同时，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要有利于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税收和民众收入，能为被投资国提供急需的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实现我国企业和被投资国政府、被投资国民众之间的“双赢”。
三、我国国际投资未来发展战略分析
作为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我国推行外汇储备多元化，并将一部分外汇资产转化为海外投资，选择高收益的产业开展资本输出，应该说是理性的选择。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质疑，及上述多方面的挑战，我国应借鉴他国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在法制监督、投资程序、风险控制、人才管理等方面进行完善。
1、坚持投资主体多元化，支持商业化市场化运作
我国的海外投资刚刚起步，就遇到了不少国际经济政治障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投资主体没有实现多元化。例如，我国的主权财富基金由中央政府直接运作，在海外的投资收购中，尤其是对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进行的战略投资中，受到了很大的来自各方面的国际压力。
为了化解种种海外投资障碍，我们应该鼓励各种各样的投资主题进行国际投资，分散风险。国家政府部门在国际投资过程中，主要发挥宏观指导和政策支持的作用。在我国国际投资的具体运作方面，坚持市场化、独立性原则，自主决策和运营。这种架构将有利于降低我国的海外投资面临的种种国际政治阻力。例如，我国很多省份都有一整套完整的农垦系统，都是由政府部门具体管理，可以考虑将这些机构逐步改制为大型的农业公司或农业投资公司，通过股份制改造来优化资本结构并同时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然后重点考虑对海外地区进行农业投资，开展国际农业经济技术合作。这种投资以市场化为导向，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独立经营自负盈亏， 可以很好地解决深层次的经济体制问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国际社会的经济政治阻力，并为我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问题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2、我国国际投资战略与解决国内就业问题相结合
当前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农民工就业问题，将是困扰我国未来几年能否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变量。如果解决得不好，将严重减缓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直接影响我国的总体发展战略。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欧洲各国在19世纪通过全球殖民扩张和对外移民缓解了就业压力，为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日韩等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在二战后也都面临过此类问题，但由于农民总数较低，问题都没有我国严重，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都没有被打断。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农民工总数非常庞大；象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要顺利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在世界上也没有先例。
现在的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如果处理不好，将有可能迟滞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我们现在的国际投资战略，应该紧紧结合当前的国内就业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就业难的问题，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就业市场，为农民工出国就业创业提供服务。我国的很多农业企业和农业技术开发公司，在国内受到土地资源的限制，不能大规模实行农业机械化耕作，失去了做大做强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该对这些农业企业增加金融支持和信息服务，鼓励它们走出国门，走向非洲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在海外开展农业开发和国际农业经济技术合作。我国农村的部分剩余劳动力也可以在中国农业企业国际投资战略下走出国门，减少我国国内的就业压力。此外，我国沿海地区的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了降低土地、人工、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成本，也可以逐步往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同时带动部分农民工出国就业。这样一来，既可以解决部分农民工在国内的就业问题，又扩大了我国国际投资战略的新空间。
3、从“走出去”战略的高度考察国际投资策略
由于过去500年欧洲人的殖民主义扩张，当今世界的大部分领土和自然资源都掌握在欧美俄等国手中，著名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把殖民主义的扩张描述为“西方文明的扩张”，并把其原因归结为：经济扩张、技术发展、资本主义的出现、民族君主国家的崛起等等。中国作为21世纪初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国内GDP的高速增长一直受到人口、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种制约越来越明显。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为了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速度较快的增长势头，为了缓解人口、资源、环境等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不利影响，中央提出了“走出去”战略的伟大构想。我国对海外的投资战略完全可以为“走出去”战略提供经济支持和物质保证。
我国对海外的投资战略，在宣传报道上可以注重经济层面，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全球化国际化的口号不能放弃；同时必须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为我国的走出去战略服务。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我们的海外直接投资必须以高科技行业为主，坚持不懈地大力学习引进他们的先进科技，力争使我国的科技水平早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对非洲拉美中东等发展中国家，以获取战略性原材料为主，同时兼顾文化教育交流等方面的投资。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应有利于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提供资金支持。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投资，要综合考虑我国与这些国家的特殊政治经济关系和历史文化联系，实现经济收益和政治收益的双赢。现在西方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宣传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尽一切可能限制中国的复兴，通过一整套西方的游戏规则来阻挠中国人和中国商品走向国际市场。我国人口压力很大，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大批中国人走出国门创业定居是今后的必然趋势，这是个很重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我国的海外投资完全可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向国际市场服务。
4、努力将海外投资中的国际经济政治阻力降到最低
打消被投资国的政治疑虑和基于保护主义的投资障碍，要做的工作很多。为减少东道国的政治阻力，也可通过控制投资比例来实现。任何国家政府对战略性行业企业的控股权均非常重视，都担心战略性行业企业被外国公司控制，对于来自中国的国际投资更是如此。因而在进入发达国家战略性行业谋求股权投资时，同样应进行商业模式运作，以资本回报率最大化为目标，不一定要追求直接或间接控股，以缓解东道国“金融保护主义”的抵触情绪。
经济政治体制的差异是西方国家给中国海外投资施加阻力的重要借口。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学习日本的经验：即使日本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剧烈变动时，它总是能迅速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在1853年面对西方国家的突然入侵时，以及在1945年战败后面临国家危机时，都是如此。日本在近代历史上不但避免了像中国一样被俄国侵占大片领土的悲惨局面，还能在后来的日俄战争中彻底打败俄国。从19世纪后期的明治维新到1902年开始的为期20年的英日同盟，再到太平洋战争之后，除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族主义政权时期之外，日本都是一个能深深地借鉴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我们和西方在经济政治体制上存在很大差异，这本来是很正常的的事情，却经常成为西方国家攻击中国海外投资行为的理由和借口。我国的海外投资战略在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地把外部的国际经济政治阻力降到最低；我们应该象日本那样具有迅速调整自己并与时俱进的能力，认真研究并学习借鉴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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