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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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塞尔接着考察了所谓“价值的反常现象”。这个词可追溯到普鲁东；该现象同上述反论有一定的关系。显而易见的矛盾是：如果指导人们生活的原则是价值（即维塞尔所说的总价值），那么，“对每个人来说，无论从赚钱或销售的观点看，还是从他的私人经济来看……最有利的做法是把过分的富裕变成需要，把需要变成更大的需要，以便创造和增加价值。”但他明智地指出，指导我们行动的不是价值而是效用。那么，价值还有何用？维塞尔答复说，因为一般来说总价值和总效用是朝着相同的方向运动，又因为我们可以测定总价值而不是总效用，所以，“从效用考虑认为是满意的交易，从价值来说也是满意的”。结论是，可以用价格和数量来测定总效用。普鲁东认为上述不一致只能通过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来解决，维塞尔则拒绝这个结论。
Ⅴ
维塞尔的书取名《自然价值》，也许是想反映该书中最富有独创性和最有价值的部分，但他的思想终于未能证明是有用的，所以自然价值这一概念和用语也就从未进入后来经济学家的著作。关于自然价值的含义，维塞尔本人没有明说，他很可能把它看作一这虚构。他显然认为自然价值是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出现的价值，即每个人都有相同的购买力和相同的口味，以致于交换价值会与每个人的效用相一致。维塞尔没有这样说，但意思是明确的。例如，他说，他著作第一章所讨论的孤立个人的价值就是自然价值。在此孤立个人的社会中，每人的收入相同，口味也一样。他又说，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价值是自然价值，因为所有人的收入和口味都是一样的。自然价值肯定是不存在的。维塞尔也承认，“它终究是不是一种梦幻，令人怀疑。”他建议我们“满足于想象这种价值就行了。如果我们能够设想去掉了私有财产以及由于人类的不完善性所带来的全部麻烦，它（自然价值）就会很好地帮助我们认识现有经济的面貌。”当私有财产消失时，收入的不平等大概就会被抛到窗外，随着人类不完善性的消灭，口味的差别也不复存在了。自然价值对维塞尔来说显然是一种理想的不现实的东西。
维塞尔不能为其自然价值思想派上用处，所以它在中途就搁浅了。他本来的目的是要发挥来自以下两种情况的思想：一种是（如他所说）边际效用指导或应当指导我们的一切行动，另一种是，他没有效用的尺度。可是，最后他却把边际效用同他能够测定效用的想法连到一起了。他认为价值只在一定条件下符合边际效用，他称这些条件是“自然价值”。他认为他能测定客观价值，从而，在自然价值和客观价值一样流行的限度内，他也能测定效用。他想尽力证明，现实世界发现的交换价值总是理所当然地接近于自然价值，因而我们对经济行为的实际指导通常是服务于一种有益的目标。但是他未能达到目的。这种思想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成果，因而后来的作者对它也就略而不提了。维塞尔在1914年的《社会经济理论》中以不同的说法重提这一思想，但没有得到什么反响。
Ⅵ
效用与成本的关系是维塞尔颇感得意的课题之一。要注意的是，维塞尔看待价值的观点不同于现今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观点。他试图发现价值的原因，而现今大多数经济学家则试图揭示出同时决定全部有关经济量的各种因素，并不希求通过探讨这种复合体，而从中找出某个特殊部分作为其他部分结果的原因。一般均衡价值论把影响价值的所有因素都包括在内，而不是只把那一个因素作为原因。
维塞尔追随门格尔，坚信效用（正确理解的效用）是价值的原因。他知道别人发现原因存在于不同的地方，特别是在某些东西（尤其是劳动）的成本上。维塞尔还看到这些成本是存在的，而且在经济世界发挥着某种作用。他还知道门格尔的《原理》没有研究这个问题。为弥补这个疏漏，说明效用（价值的真正原因）与成本的关系，维塞尔写了提交给克尼斯研讨班的论文，现在又在《自然价值》中回到这个论题。
维塞尔拒绝把劳动成本作为决定价值的一个因素，从逻辑上说完全是出自他当时所设想的那种经济。在他讨论的大多数地方，维塞尔都把价值看作是起源于某种最简单的情形：一个消费者的市场，卖者有一定量商品。在这种市场上，劳动成本或任何其他成本显然不会加入价值的计算，这主要是因为没有劳动或任何其他生产努力发生作用。在市场完全被消费者的利益所支配时，调节交换价值或任何其他价值的就只有各种效用条件和既定的供给条件了。如果把各种生产条件加进他的模式，维塞尔也只是认为劳动成本只起有限的作用。他的论价值的著作始终把劳动量看作是一种不变的量，在此限度内谈生产同他的模式的关系，因此维塞尔不把劳动成本作为价值的一个原因。
维塞尔设想了一种场合，一种很不可信的场合，在此场合下，他认为劳动成本决定价值。可是如果设想劳动能够而且确实生产了如此丰裕的产品，以致于其边际效用全都下降到零，这是不可思议的。应当假定，在这种场合，舒适（闲暇）的边际效用是零。维塞尔认为，在这种场合，物品将是有价值的，因为如果放弃了任何劳动，则某些需要就不能满足。但是边际效用不可能表示出这种正的价值，因为它将等于零。维塞尔的结论是，我们不能发现劳动价值论成立的条件，因此效用总是支配价值的。
维塞尔的《自然价值》是他对价值问题的主要贡献。他在此后几年中发表了两篇文章，旨在向美国宣扬他的价值学说。但再往后25年间，他没有重温这个课题。哈耶克说：“在致力于高难度的各种问题进行了25年紧张工作之后，一种枯竭之情油然而生。因为在许多年间继续进行理论研究是不可能了。”15年间两部篇幅甚小的著作的问世是否真的使他精疲力竭，我们可能有怀疑，但毋庸置疑的是，他此时的确了结了价值理论，而且再也没有抱着同样单一目的（他曾为此钻研到1889年），重新回到这个课题来，并达到同一水准。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第十七章 庞巴维克
Ⅰ
在讨论维塞尔时，庞巴维克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对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的说明。庞巴维克同边际效用的联系屈居维塞尔之后，只是因为他不如维塞尔那样地专注于边际效用问题的研究。但利用了边际效用思想，即使在他致力于他所偏爱的资本与利息的课题时，他也大量地利用了边际效用思想。
庞巴维克和维塞尔同步而行30年。他们是中学和维也纳大学的同窗，同在1872年发现门格尔的《原理》，此后一同担任奥地利的公职，又一同赴德国，在海德堡、耶纳和莱比锡学习2年，然后一块回到奥地利担任公职。对我们来说，最值得注意的差别是，维塞尔为克尼斯的研讨会写的论文是关于价值与成本的关系问题，而庞巴维克写的却是资本与利息。他们30岁时（1881年）首次分手，庞巴维克离开维也纳去因斯布鲁克，与他同行的是他一年前新婚的妻子——维塞尔的妹妹。
Ⅱ
庞巴维克1880年放弃政府职务，任维也纳大学的编外教师。为获此资格，他撰写并于1881年发表了《从国民经济财富理论的观点来看权利和关系》。这是他的第一本著作，主题是确定经济物品的性质。阅读门格尔的《原理》为他写作本书作了准备。他所研究的特殊物品包括信贷、专利和信誉。他认为这些东西不宜划入经济物品的范畴。德国刊物上出现了对这部著作的篇幅适中的评论。尽管庞巴维克的第一部著作确是想强调物品的效用方面，但其中没有证据表明他理解边际效用的重要性。他在《权利和关系》中没有提到杰文斯或瓦尔拉斯。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庞巴维克在1881年时的兴趣还不在边际效用价值论上。
Ⅲ
庞巴维克的第一本著作谈到他继续研究资本和利息的计划。他三年后完成的《资本与利息》第一卷是其一部分成果，该书是对资本与利息理论历史的清算。同他的第一本著作一样，这本书也很少论及价值问题。他在此浏览了大量经济学文献，并接触到杰文斯的《理论》，但他还没有把杰文斯和门格尔联系起来。瓦尔拉斯的《纲要》虽有很长一节论及资本理论，但不在庞巴维克援引的著作之列。庞巴维克很可能只是暂时不知道瓦尔拉斯，因为他在后来的《资本与利息》的各版中包括了庞巴维克。同样，许多人当时也不知道瓦尔拉斯，因为瓦尔拉斯运用数学，从而掩盖了他的著作的其他方面。就这样，庞巴维克失掉了在1884年把三位奠基人联系到一起的好机会。的确，他到此时还没有对边际效用理论表现出什么兴趣。读过庞巴维克的前两本书，谁也不会想到要把他列入那些极大地推动了边际效用理论发展的人之中。评论家也肯定没有把他的著作同任何特定的价值理论联系起来。
Ⅳ
两年后（1886年）庞巴维克中断了资本和利息研究，而发表了关于价值理论的最重要著作，该书问世标志着他成为边际效用学派的一员。这部书分为两部分发表在德国主要专业杂志上。它发挥了边际效用理论，而且加进了一些新思想。为什么庞巴维克中断其他研究而转向价值论呢？也许是他的密友维塞尔《价值起源和主要规律》（1884年）的出版鼓励了他，也许是他自己关于资本和利息的著作使他转向这个方向，也许二者兼而有之。无论怎样，庞巴维克的文章是德国杂志上出现的对边际效用思想的第一次长篇明白的表述。它发表在对经济学感兴趣的人都便于阅读到的地方，而且不久就掀起了一场争论。
这篇文章稍加修改并入《资本与资本利息》第二卷（1889年）。这使德国人又一次看到经过精细加工的边际效用思想。庞巴维克把边际效用理论置于资本论和利息论之间；他解释说，为了理解利息率应当了解价值。但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并不需要为此而把研究扩展到如此地步。庞巴维克后来讨论资本和利息时利用到一些边际效用思想，但没有充分利用它，以保证给读者思考的时间。看来庞巴维克利用他论资本和利息著作出版之时传播边际效用思想这一点可能是不自觉的。
Ⅴ
庞巴维克对边际效用的解释在所有的方面都是紧随门格尔和维塞尔之后的，这种承继关系十分明显地表现在他拒绝把物品看作具有完全可分性这一点上。他也分割物品，但有一定限度，超过此限度他就不干了。例如他说一片面包而不说半片或1／4片面包等等。他更常用“马”一类物品作为例证，在这里，“1／2马”或“1／3马”的说法显然是十分可笑的。
庞巴维克对可分性加的种种限制，使他必然面对一些杰文斯和瓦尔拉斯没有遇到的问题，他花了许多时间讨论这些问题，写了题为“复杂的现象”的一章，其大部分内容可以不提，如果他采纳了完全可分性观点的话。在关于价格的一节他反复使用具有十足庞巴维克精神的术语：买者和卖者的“边际对偶”。对偶的重要性会随被交换的单位数的较小增加而降低。庞巴维克是从他分析时所用的单位数引出全部内容的，他在这方面花了很多的时间，从下面一段话即可看出这一点。
他说：“假定在某个部门有4个机会，按其重要性可分为10，8，6，4；而另一部门也有4个机会，以9，7，5，3表示。再假定某人只有5件物品，无疑这五件物品将被分配给10，9，8，7，6这5个机会；最后这个数字（它碰巧属于第一个生产部门）是真正的边际效用，并决定商品价值，而在第二个部门中以5表示的下一个机会，按照我们的公式一定会变成‘虚假的边际效用’”。
不消说，别人是不会用他的“虚假的边际效用”这个词的。
Ⅵ
庞巴维克从未研究效用的测定问题，他在大多数场合都是讨论数量的序数方面。不过他的这种限制主要是想以尽可能简单的术语来表述他的分析，而不是出自认为基数方法不适宜这种场合的看法。从下面的句子可以看出他遵循效用衡量序数论的意图：“大家知道，我们的需求在重要性上是极其多样化的。我们通常习惯于按照如果得不到满足对我们的福利带来后果的严重性来对它们加以排列，”他区分了不同等级的物品：“‘饮食需要’远在烟草需要之上”。他还对一个特殊等级之内的不同项目物品加以区分。庞巴维克对效用和地形之间的类比，表明他通常限于作序数的比较。他说：“这很像一位地理学家在一个时期是按山脉的高度来排列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脉和哈尔茨山脉，而在另一个时期却是按照它们的个别山峰来排列一样。”他接着谈到了“分类”。他按照门格尔的方法列了一张表，标出了对各种物品的所有单位的数字。不过，这些数字对消费者的选择只起一种指导作用，并未告诉他所获得的效用量。庞巴维克的这个表以及其他的地方表明，一个消费者对某物品的每一增量的估价低于他对前一单位的估价（边际效用递减），他也就开辟了通向基数测定的道路。但也到此为止，因为他并没有要求消费者真的去计量基数量。
事实上，直到谈及补全物品问题时，他才离开了序数观点。他感到不得不从基数上去研究代表边际效用的数字。可是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对这些数字的使用与以前已经有所不同。他假定：“A，B，C三个物品组合起来的效用是100，A本身的边际效用是10，B本身的边际效用是20，C本身的边际效用是30……”这显然是一种新调子，它不同于庞巴维克先前举出的等级数字。庞巴维克表明他也是有区别地看待它们的，因为他立即开始把它们加减，以便得出补全物品的价值，这些做法表明他不再限于仅仅使用序数尺度了。
Ⅶ
庞巴维克在大多数场合不需要在个人之间比较效用，因而人们通常以为庞巴维克认为这种比较是不可能的。的确，他没有说过在通常情况下某物品对某人的边际效用会超过同一物品对另一人的边际效用。但他承认收入的边际效用对富人和对穷人有所不同。请看他对如下普通常识的观察：“我们很难比较以下两种人的心态：一个贫穷职员在月初领得全月工资5镑，可能在回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