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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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雷斯接着说：“马歇尔教授的著作对这些纠缠不清的问题作出了回答。没有中断，也没有抛弃。新近的成果能够同旧有的成果结合起来，得出一种更好的概念，而不破坏艺术绘画的基本原理；因为画面的统一未受损害，它甚至经此加工而变得更加光彩夺目了。”
普雷斯把他关于马歇尔和杰文斯及李嘉图的关系的观点扼要写进了他的《英国政治经济学简史》（1891年出版）。马歇尔的《原理》出现在经济思想史著作中，这是第一次。
后来的大多数（但不是全部）经济思想史家谈及马歇尔同李嘉图－穆勒学派和同杰文斯的关系时，都是步普雷斯的后尘。L．科萨在1893年说，马歇尔从杰文斯那里采纳了最后效用程度的观点……然后他直截了当地指出，这种边际效用概念解释和完善了流行的生产成本学说。”L．汉尼提到H．J．达文波特的“题为‘试图折中：马歇尔’的一章”，并说尽管“这是一个公允合适的说明……但说‘马歇尔的综合’可能更好些。”A．格雷在1931年写道，马歇尔“作为第一次尝试，最好被看成是反映了这样的一种努力，即给奥地利人的观点一定的地位……并把奥地利人的思想同较早的政治经济学加以综合。”E．威特克在1940年说：“正像他吸取了杰文斯的思想一样，马歇尔也把穆勒关于生产方面的思想加进了他的理论中。”
1942年肖夫关于马歇尔的文章显然实现了公布马歇尔信件未曾达到的目的，因为从这些信件披露以后，一些历史学家否认马歇尔把杰文斯和李嘉图捏合到一起；事实上也出现了一些不一致的看法，有人认为马歇尔是古典学派的真正继承人，又有人认为他是边际效用理论的早期创始人。E．罗尔的《经济思绪史》（1938年初版，1942年增订再版）持有同样模棱两可的立场。他把马歇尔和杰文斯以及门格尔并列为边际效用论的先驱者。他说：“据说，1871年杰文斯的《理论》和门格尔的《原理》问世时，马歇尔已经发表了类似的研究成果。罗尔认为，同奥地利人和纯数理经济学相比，马歇尔同英国传统的决裂不那么明显。他还把马歇尔折中主义的出现解释为“他的体系具有非常精细特点”的缘故。
J．F．贝尔在新近出版的一部经济思想史教材中说：“可以同意这种说法：马歇尔关于需求和效用的观点是完全独立于杰文斯和奥地利人而形成的，因为他的经济学著作形成于1867－1868年间，杰文斯和门格尔著作问世之前。”P．L．纽曼在论马歇尔的很长的一章中说：“当杰文斯发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时，马歇尔已经在他的图解经济学的范围内制定出了他的思想。”纽曼认为马歇尔“使下述这一点非常清楚：尽管杰文斯在发表著作方面领先，但马歇尔本人的著作是完全独立地搞出来的。”纽曼也接受这种说法：马歇尔不曾将杰文斯或奥地利人的学说同古典派的学说综合起来。他指出：“无论是马歇尔著作的融合的总的性质，还是从（在他先驱者的任何理论中都没有的）许多新颖思想来看，情形都不像是这样。”纽曼的结论是：“马歇尔所做的一切是要表明古典派理论的不同部分……怎样用供给和需求来表述。”历史学家在这里又要面对起着一种特殊作用的马歇尔了。但对马歇尔的这种新看法还没有渗透进非英语的经济思想史家的头脑之中，他们继续把他看作是一位折中主义者。
关于马歇尔在经济学上利用边际效用的见解的混乱状况就是这样。他对他自己在经济思想史上的作用的看法，至少可以说，也没有对此有所澄清。困难因为许多作者对马歇尔的友情而加重了，这使他们随意地对待证据；而对他们不太熟悉或不那么敬重的人就不会这样了。马歇尔的声誉太大了，不需要归功于杰文斯。在边际效用史上，只有马歇尔享有稳固的地位，即使不提发明权也罢。原因之一是，马歇尔的《原理》就像任何其他著作所能作的那样，有助于把边际效用思想镶进经济思想的总体。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第十一章 埃杰沃思
Ⅰ
在到1890年为止的时期中，除了马歇尔以外，F．Y．埃杰沃思像英国的其他人一样，也很好地运用了边际效用思想，但他将这一思想用于同哲学和心理学有关的课题比用于同经济学有关的课题要多。因此，经济思想史家难得把他的名字同边际效用学说的发展联系起来。对他的三卷本《政治经济学论文集》是这样，他的讣告也是这样。
埃杰沃思在都柏林度过四年之后，于1867年来到牛津，1873年获得学士学位。此时正值经济学的“现代时期”开端之际，但他没有对经济学表现出兴趣，此后许多年也是如此。他的主要兴趣在法律上。1873年后他从牛津来到伦敦，全身心地投入法律研究，内殿法学协会（Inner
Temple）要他1877年到法庭任职。不过法律还不是他的惟一的或永久的兴趣，他也从未实践过。1873－1877年间他读法学时，还忙于他的第一爱好——哲学，而且写了关于哲学问题的第一篇文章，这是一页短评：“麦休·阿诺德先生论毕晓普·巴特勒的自爱心学说”，刊登在《精神》杂志上，这是一本可敬佩的哲学和心理学杂志，第一期于同年早些时候出版。该杂志后来的一篇文章（作者阿尔弗雷德·巴雷特，他对亨利·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的若干部分提出了批评）直接促使埃杰沃思动手写了他一生所写三本小书中的第一本。
这本书名为《伦理学的新旧方法，或“物理心理学”和“伦理学方法”》，内容完全是讨论西季威克和巴雷特之间的争论。正好在埃杰沃思来牛津白利尔学院之前的那些年，巴雷特在该学院的出现引起了埃杰沃思对这场讨论的注意。在指出了这两位作者的主要分歧之后，埃杰沃思主要考察了讨论享乐主义的部分，讨论是围绕快乐和痛苦的测量问题进行的。在《精神》杂志著文的这位评论者在谈及埃杰沃思的《伦理学的新旧方法》的第二部分时指出，作者“从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公式出发”（尽管对据说暗含的严格的功利主义思想感到不满），完全依据菲希纳和汪茨等人对心理学概念所作的最新解释，还运用了适用于这个问题的计算各变量的公式，得出了有关最佳（最有利）分配外部享乐资料的一系列结论。”
埃杰沃思的书包含着（或触及到）许多人所想象的经济问题，享乐主义总是要包括这一类经济问题的。不过，享乐主义的分析结果通常（特别在埃杰沃思的场合）并不同经济分析的结果相一致，至少埃杰沃思没有再得出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在同一问题上已经得出的许多结论。原因之一是他没有分析价格与交换现象，这样，他的结果就不会包含交换或价格同‘幸福’的关系，像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所得出的结论那样。尽管他的分析限于非价格现象，他还是在另一个方向上扩展了他的分析，由于他许可进行个人之间比较效用，从而扩展到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一直回避的领域。
埃杰沃思的基本结论更多地来自他所许可的个人之间效用的比较，而不是更多来自其他的论据。他的结论是：“（1）在进化次序如此接近的种族和社会中（如雅利安人）中，平均分配是规律……（2）人口应受限制……（3）［人口的〕质量……应当尽可能地高……［但是〕……无限制地改进人口质量将不再是希求的事……〔假如它〕……只有通过减少人口才可能实现的话……”
埃杰沃思的情形很明显地表明了“享乐主义”同“边际效用经济学”的关系。埃杰沃思研究的问题在开始时同杰文斯是一样的，但他在第一次攻击结束时未曾到达杰文斯那样的地位。西季威克拥有埃杰沃思和杰文斯使用过的全部工具，还有经济学讲席，但他的结局不与此二人同归。甚至边沁也不曾从他已提出的各种分析要素中提炼出边际经济学的任何东西。经济学家不得不阅读和消化边沁的著作，然后再把它引进经济学。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在把享乐主义变成边际效用经济学之前，经济学家们还必须给它增加一些东西，同时又从中去掉一些东西。杰文斯和戈森可以实现这种转变；西季威克决无可能；埃杰沃思在1877年也不可能。
Ⅱ
1870年，甚至更早一些时候，有三股不同的思潮包含关于个人对其满足的反应的解释，它们是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哲学中的享乐主义，心理学的新分支心理物理学。这三种思潮可以都来自某些条件的共同作用，但它们在表面上是各不相同的思想运动。知其一者难得知其二三。但埃杰沃思却从一开始就钻研了其中的两者。在他的第一本著作中，他在享乐主义哲学方面援引边沁、西季威克和巴雷特；在心理物理学方面援引韦伯和费希纳。这时他对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还毫无所知。
经济思想史著作时常提到享乐主义，但却完全忽视心理物理学，只有汉尼对它作过简要评论。斯蒂格勒的论文“效用理论的发展（1）”对边际效用和心理物理学的关系作了最长的探讨（两页）。在边际效用的早期著作中，只有埃杰沃思对它给予很多的注意，至少在他肯定地转向经济学之前是这样。
心理物理学发端于韦伯1831年在莱比锡出版的著作，尽管“心理物理学”这个名词很久之后才通用。韦伯的实验在数理心理学上占有永久的地位。经济学家注意到韦伯只是因为他的实验涉及到与效用相类似的感觉，虽然感觉和效用不是一回事；还因为他提出的有关感觉的一条规律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相似，特别是在早期由伯努利表述的形式上。
韦伯试验了一个人感知重量差别的能力。在早期的一个实验中，他给一个人一个物体，重32盎司；又给他一个稍轻一点的物体，然后问他“那个物体更重？”回答是感觉不出什么差别。于是韦伯减少第二个物体的重量，直到该人能说出哪个更重为止。韦伯通过这种方法确定了“刚可觉察的差异”。他的一个试验者用举高的方式可以在32盎司和30．5盎司之间感到差异，于是这1．5盎司便是他的“刚可觉察的差异”（当重物在2磅左右时）。
可以看出韦伯的问题同边际效用问题有一点类似，尽管不完全类似。这种类似基于下述情形：两者涉及的都是个人对外部条件的反应；所处理的都是总量的差别。不过重量的差别同期待于物品消费的效用感觉是不一样的。
韦伯接着试验由于重量改变而引起的“刚可觉察的差异”的变化。当重物是32盎司时一个人能够区分出的重量至少是1．5盎司。假如该物不是32盎司，而是4盎司时，其“刚可觉察的差异”是否还是1．5盎司呢？韦伯的试验证实了通常的看法：不是这样。实验表明这时该举重者所需重量差别仅为0．2盎司。韦伯依据这些为数不多的实验得出结论：“刚可觉察的差异”同重量成比例。韦伯还把类似的结果扩及判断一条线的总长度的差异以及判断音量变化差异上，后来心理学家称此为“韦伯定理”。
韦伯定理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仅是类似而已。随着某物体盎司数量的增加，该物每盎司对个人判断相对重量的能力的影响在减少：随着重量的不断增加，判断差异的边际影响力在递减。一个人能在10和11盎司之间作出区分，但他不可能在100和101盎司之间作出区分；因为第101盎司对个人重量感觉的影响远低于第11盎司的影响。在效用的场合，每一增量美元收入对仅有10美元的人还有可以感觉到的差别，但对有100美元的人就不会如此，因为第101美元对个人总满足的影响远低于第11美元的影响。不过这里仅此类似而已。
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韦伯的实验结果在1834年公诸于世之后的若干年间并没有引起经济学家的注意；不过，当费希纳循着类似于韦伯研究的路径，发现了韦伯已经指出的同样理由并得出了新成果时，韦伯的著作在心理学中便结出了果实。费希纳最早得出测定精神活动或感觉的观点是在1850年，次年他曾扼要提到这一新观点，1858年公布了初步报告，1859年有了重要的应用，1860年出版了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心理物理学原理》。而戈森和詹宁斯关于效用的著作在此之前好几年就问世了。费希纳的贡献在于用韦伯的“刚可觉察的差异”来衡量感觉。他考察了感觉的每一种状态，并用它所引起的“刚可觉察的差异”数加以测定。1．5盎司可以看作32盎司和较轻的重物之间的“刚可觉察的差异”，他有一个单位的重量感觉。1．43盎司可作为第二个重量感觉单位——从30．5盎司的重物和更轻一些物体的感觉便可得出此数。循此方法把全部重量分解到接近于零的水平，费希纳得出了某物全部重量对个人的重量感觉的全部单位数。这种把一个重量感觉单位解释为“刚可觉察的差异”的思想，对边际效用理论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影响。
在这里可以把1860年即心理物理学开端之时，在心理学中占有一定地位的课题，同边际效用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加以比较。心理物理学和边际效用经济学都强调个人同外界刺激的关系。它们都运用数学。两者都得出结论说，随着刺激量的增加，个人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费希纳和杰文斯都承认伯努利在100多年前已经看到了这种关系。
心理物理学和边际效用经济学也有许多区别。在对刺激的反应的性质的看法上，它们基本不同。边际效用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所期待的消费满足；经济学家假定从不同的物品的预期满足的增量中可以得到有意义的总结果。心理物理学则限于考察同重量、距离、音调等相关的感觉。任何这种不同感觉量是没有意义的。心理物理学研究到个人为止，没有从解释个人对刺激的反应中得出进一步的结论。相反，边际经济学只是利用个人边际效用作为一个出发点，以便勾勒出整个经济体系运行的图景。心理物理学从一开始就关注测定问题，而边际效用经济学在相当一段时间则回避测定问题。心理物理学的结论是基于实验材料，边际效用经济学则诉诸于通常的经验。也许因为心理物理学使用实验室的缘故，它从一开始就以特殊函数式来表示它的结论；而边际效用经济学则仍旧只包含表现满足最小值的函数。
心理物理学比边际效用经济学在时间上领先。如上所述，1860年当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问世时，人们已经注意到了它；这离边际效用学派开始之时（按照通常的说法）还有10多年。心理物理学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初已经在欧洲大陆（主要是德国）得到了广泛的评论、批评和传播，而传入英国已是1870年代中期的事了。
英国人是通过詹姆斯·苏里（埃杰沃思的朋友）的著作才注意到心理物理学的。可以说埃杰沃思的兴趣部分地来自苏里。事实上埃杰沃思在他自己著作的开头就说：“我要感谢我的朋友苏里先生（《感觉与直觉》、《悲观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