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规则－－股市职业炒盘手自述-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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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的到来，万国西南地区的这家营业部人气也在不断地上升，交易量也有了明显的提升，而我第一次做股市评论也是在这家营业部开始的。
1993年上半年的行情使我的个人资产也在呈几何级数上升，当时手上可以动用的资金己经达到了千万元的数量级。于是经人介绍，又有一位名噪一时的博士先生（以下均以博士先生称之）来与我合作。
1993年6月以后的上证指数基本上在777点到1O50点左右箱体中上下运行，股民也是输多赢少，舆论都把此归罪于扩容太快。但到了1993年9—10月间，中国股市爆发了第一件收购事件——宝延风波，我成了这次风波中合规合法的最大受益者。
1993年3月以后的股市下调，深市的下跌幅度比上海深得多，可能因为深市历来有高比例融资的传统。几个月达60％以上的跌幅，深市的不少机构已经有点支撑不住了，总想在股市上鼓捣出什么动静来，于是他们瞄准了上海的“三无板块”（无国家股、无法人股、无发起人股），因为该板块的最大特点就是全部流通，因此，容易在二级市场上收集筹码从而成为控股大股东。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当时排名在沪市第一位（600601）的延中实业（现为方正科技）。
从1993年9月中旬开始，延中实业从78元开始在下跌市道上连续逆市翻红，引起了市场注意，有几次在股市沙龙上有股民探问：“听说有大机构准备炒延中，已经在收集筹码了，是真的吗？”
按照习惯思维，当时都以为大量收集筹码不过是为了炒作罢了。我尽管从境内外的报刊上已看到收购上市公司」带来的个股火爆行情的案例，但也没有意识到这么快就会在自己身边的市场发生，因此也没有当回事。直到9月3O日中午收盘，当时我与博士先生在延安西路的赛格证券营业部，看到深圳宝安发布公告，已持有延中实业流通在外约5％的股份。这时我的心怦然一动，“狼”真的来了。
下午开市恢复交易，我即从13．4元的价格5万股、10万股一路追打，当天的最高价19．99元即是我“盖帽”打进的，打进后即一路下滑，当天好像在15．68元收盘，一共打了几十万股，平均大约套住1元左右。但是我根据成交量判断，前期庄家收集的筹码根本不可能在这天下午出货，因此我胸有成竹：“赶紧补仓，至少可以看25元。”博士先生在一旁也关切地说：“老马，你胆子也太大了，到底有没有把握？”我笑笑说：“你慢慢看吧。”
国庆以后，延中的股价在16．60元至17元一线盘了两天，但抛出的股票好像被无底洞吸干了，而水位却在不断地慢慢上升。两天后股价已经上升至19元一线了。这时，各种传媒对宝安收购是否合法、规范辩论得如火如荼。延中公司尽管被这当头一棒击得晕头转向，但也不甘示弱，在呼吁保护“弱者”的同时据说高价从香港聘请了一位“反收购专家”，准备以上级主管部门为依托，筹集巨资对宝安的收购进行狙击——反收购。愈演愈烈的场外战，使延中股价越抬越高，参与进来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博士先生看到股价下不去，不知什么时候也买了进来。但涨了几毛钱就开始分批出货了，并再三给我来电话：“老马，你已经赚钱了，可以跑了。”此君以后以“2毛里”（即赚O．2元就抛）著称，被深市的股评家讥为“菜篮子工程”。但我铁了心，除了将超比例透支部分平仓，以摊低成本，降低风险外，大部队全部锁定，不见25元以上不出货。
宝延之争越演越烈，反收购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节后第三天，股价已经轻松地越过20元大关，站到了21．98元。10月7日后，股价跳空高开后，以不可阻挡之势上冲，最高冲至42元以上，成交量也急骤放大。我从26元开始，每涨0．1元挂上2万股、3万股不等，冲至最高价也差不多全部抛出去了，这时距前市收盘也差不多了。各方打来的电话，都说赶快买进肯定要到80元以上。我从当天上午换手率达7O％以上来判断，庄家已经开始出货，好戏快要收场了。
果不其然，延中当天收于34．61元，第二天开盘冲不过40元就开始掉头向下，收在24．20元，不到一周就跌回到20元以下。
延中一役，我在沪市证券界圈内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了，我再三告诫自己，做人一定要低调，做事一定要勤快。但好动天性决定了我炒股乃至人生的经历是不会平坦的。
界龙实业“32阳”惊天下
由于我下放多年，又一直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长大。因此在物质生活上要求一直不高。赚了大钱后就是在市中心购置了一套当时仍不多见的多层三室一厅房子，让我母亲能在晚年改善一下居住环境，又使我女儿能有一方独立的天地。此外全部资金仍在股市中流动，由于惯于高比例融资操作，到1994年初已经将延中的获利输去过半了。但我的“多头思维”促使我仍在寻找资金，乐此不疲地在股海中沉浮。
大盘一下挫后，大部分股票价格已跌到了10元钱以下。我们长期关注的东北某医药公司股票的市盈率已跌至20倍以下，我认为它初具投资价值了，于是找到东北一家证券公司发出寻求合作的意向。一个月以后，通过东北某证券公司介绍，医药股份的张总和我见面了。
提起东北某医药公司，在1993年为数不多的异地上市公司中可谓赫赫有名，1993年6月29日上市那天的高开低走，消灭了一批上海大户，而且报载当天晚上该市举城欢庆，笑着“上海人傻冒”，灌下了大桶啤酒，因为他们一元钱的东西让上海人20元钱抢着买了去。
由于双方对市场现状及发展的观点比较一致，于是就投入的资金规模、期限、目标等很快达成共识，并由万国证券公司的营业部出面与对方签订了协议，由我公司接受委托，实际由我与证券营业部认可的博士先生、小周实际操作，操作室是由营业部出面在富丽华大厦专门租的一套住宅。
实际运作开始后，正当市场人气低迷、成交萎缩，大盘股根本无人问津。医药公司股票上下两难，处于胶着状态，我们必须把炒作的目标转移到别处了。
1994年春节一过，沪市1993年最后一批认购证发行但未上市的商业网点、东方明珠、凌桥股份，及1993年第二批认购证发行的农垦商社、界龙实业等一批新股共11家在2月24日一天上市。在此之前，市场在800点上下徘徊日久，久被抑制的人气开始逐渐抬头，各类舆论已开始为新股的炒作鸣锣开道、摇旗呐喊。市场一致看好的是“亟待擦亮的明珠”——东方明珠，将其誉为浦东股龙头，市场预测其价位将超过陆家嘴。
2月24日一早，股市多路人马像赶集一样迎接股市第一次新股批量上市，准备挑选自己心仪的中意货色。我们筹集了一批资金后，先看中的是农垦商社。因为我在江西农垦系统待过近十年，可能是旧情复燃吧，也深知当时的上海农垦系统实力在全国排名第二，仅次于新疆。可农垦商社当天开盘，股价在15元以上，高于我们心理预期，而且感觉盘中有大资金在吸纳，我们进入的意义不大了。
注意力转向其他新股后，发现一只被遗忘的“丑小鸭”—一界龙实业，中国第一家村办企业改制上市的股份公司。其股价最低只有12元左右，我觉得有机会，因为只要是第一，在中国股市就是机会，就是题材，那怕是第一个亏损股！于是5万股、5万股地开始吸纳，利用当时‘T＋0”的有利条件，每买进5万股，就作为压盘马上挂出去，这样上方抛盘越来越大，股价也越压越低，当我们在12元以下收集了200多万股以后，抛盘全部撤单，股价当即飘升，收盘在12．58元。第2天跳空高开，一路推高，在13．20元以上全部抛出，轻轻松松地做了一把短差。在边上观战的医药股份张总面露钦佩之色，连翘大拇指。
界龙在13元上方仅维持了一天即掉头往下，在12元多横盘一天。随着新股热的出现，短线客开始纷纷进入了。一天收盘后，医药股份的张总打电话给我说：“老马，能不能再买些界龙，咱们大做一下。”我答：“不用说，你们在外面买的界龙己经套住了。两天以后再商量。”不出两天，我们又买回200万股，开始通知医药股份，我们可以合作了。
当天收盘后，我们一行来到地处上海南隅北方某省证券公司的一家营业部与该公司老总及该省几家机构的驻沪代表见了面，当晚在复兴路上的南方夜都会把盏细谈，“一口闷”之后敲定了暴炒界龙的操作细节。
由我提议，他们派人到富丽华操作室，由我指挥，共同运作。为了公平起见，双方目前持仓筹码不动，再各调集3000万资金，总计持仓600…800万股开始向上滚动（当时界龙实际流通盘为1125万股）。买入抛出办法为我方挂单数价位，如15．73元、15．75元，他们挂双数价位如15．74元、15．76元，这样大家成本差不多，谁也不吃亏。
说干就干，第二天他们当时的业务经理小李与张总就一起到操作室开始并肩作战了。
当时的新股炒作以东方明珠领军，已到了2628元一线，由于1993年初上市的浦东概念股金桥曾到过38元的高价，因此大家认为新股炒作仍有上升空间，一时如火如荼，人气鼎沸。为了鼓动人气，我提出了“界龙戏明珠”的口号（界龙当时14元左右，后来也曾实现了这一口号）。并与博士先生一起拟定了“追申华、超物贸、赶网点、戏明珠”股价上四个台阶的口号。在市场将信将疑、半信半疑的情况下，界龙股价节节上升，不到一周已冲上20元大关，与网点比肩，差明珠一步之遥了。
由于博士先生当时在各地的股市沙龙，尤其是福建、江苏等地有一定影响，先期跟进的人已经尝到了甜头，示范效应在慢慢扩大。为了不让股价震荡，我们每天都要在上方压上很多抛盘，以保证在每个价位都有一定的换手，走势尽管强劲，但一直尚算稳健。终于，火山爆发的一天到了。
界龙连续超强的走势已经吸引了大批跟风者与市场的关注，特别是连超原来股价在界龙之上的申华、物贸、网点之后，市场认为“界龙戏明珠”已成定局，更有甚者叫出了“超爱使、赶小飞”（都曾到过50元之上）也指日可待，于是那天开盘跳空1．80元，在23．60元。开盘之后，一路挂出的大抛盘也有人在“啃”了，我感觉有点不对劲，而且一个上午就涨了2元多钱，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当天中午在用工作午餐时我认为：“感觉不太好，下午该出了。”
当天下午我将压在上面的抛盘全部撤下，从26．50元开始每上去0．3元就抛出20万股，仍拦不住股价势如破竹。当大笔买单一路将股价扫到33元之上时，我们手中的筹码已经全部出清，估计在两周不到共获利7000万元。
于是我通知场内“马夹”在22元与20元各放上200万股的接盘，因为我不想让股价震荡得太大，引起市场过分的震动。放下电话，我深深地松了口气，等我从卫生间出来，场内传来“界龙已跌破18元”。我大吃一惊，马上吩咐在20元以下全线买进，博士先生也通知外围资金也全部进场。跌势止住了，股价又回到22元以上，并在22．60元收盘，还涨了几毛钱。
这就是中国股市的第一次“庄家跳水”吧，因为当天最高、最低价相差1倍以上，实际上往上打、往下压全部是市场狂热行为，与庄家无关。
界龙跳水殃及其他庄家。受其拖累，明珠失色，网点破网，物贸、农垦等一批新股无一幸免。界龙还能止跌，其他股票股价则一蹑不振，有关庄家悉数被套，纷纷通过博士先生打电话来要求我们伸出援手将界龙再往上打，以减轻他们的抛压。众人的捧场，加剧了我内心深处的名利欲，于是胸脯一拍：“好说，明天经过探底T字形，后天光头阳线到25元以上，一周内再创新高。”
以后两天的界龙K线就在庄家的操纵卜走出探底成功发力上攻的图形。就在这个周末，证监会刘鸿儒主席发布了暂不扩容等“四不”救市讲话。
与医药股份张总他们合作时，当时他们手上的一大把被套的医药股份，按买进价结算给了我们。而在当时的炒新股热中，这类异地大盘股都是平仓对象，因此股价已套住了。我想利多出台，周一倒是出货的好机会。
在利多讲话的刺激下，周一大盘果然跳空高开，股民们为管理层的救市讲话亢奋，买盘蜂拥而入，但没有想到却为深套多时的各路庄家解了套。我将手中的700多万股的医药股票每一个价位挂5万股，全部被接走，全部出货套现了5000多万元资金，打了平手。这时我的自我感觉更好了，界龙也在市场买盘推动下往26元上面冲。但一到26元以上，获利盘、解套盘蜂拥而至，大手扫盘也只涨到26．80元就冲高乏力了。
后市开盘，大盘就急转直下，因为该进来的都进来了，场外的观望资金看到冲高乏力反而反手将手中筹码往下砸。不一会我们手中就增加了200多万股筹码，而股价却纹丝不动。一向强悍的界龙终于也显出了疲态，但我好胜斗勇的个性使我头脑更加发热，还在继续大手扫盘。这时，旁观的医药股份张总悄悄将我拉到一旁：“马老师，我们出货吧，这一把不赚，保本就行。”但在众机构面前的承诺、夸口却使我不肯收手。于是我反问：“那现在手上的筹码怎么办？”他说：“要么筹码全部给你？”我不假思索便答应了下来，因为当时手上双方己掌握了700多万股筹码，我手中可动用的还有7000余万现金，我认为做上去完全没有问题。
在以什么价位结算的问题上，博士先生以上海人的精明帮了我的大忙，当时股价还在25—26元，医药股份老总提出22元结帐，我也几乎同意了。但博士先生测算了他们的成本后提出以19元结帐，想不到他也同意了。我又提出在二周内付清590O万元，他也一口答应。事后我想，可能是他们好不容易在股市熬了这么长时间后能一下子赚二三千万元也就是大获全胜，更何况我们以后赚了钱对他们还有好处呢。而我在进股市两年内没有吃过大的苦头，特别是被近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忘记了股市的风险二字。
而风险，往往是在你没有觉察的时候，悄悄地降临的。
“四不”救市昙花一现，股市只涨了一天，还留下了一根长长的“避雷针”——上影线，第二天开始就急转直下。大盘如此，跟风“界龙”的股民也不愿再经历第二次跳水，于是也纷纷逢高减磅，7000多万元付给医药股份张总以后，所剩资金不足支撑界龙的高价位了。没有了庄家的护盘，界龙实业也跌到了20元以下。这时我感到日子不好过了。
在医药股份退出界龙的炒作之后，我完全成了天马行空。手中最窘困的时候只有50万元资金可供调用，股价也像断线风筝一路下滑，最低只有15．60元。怎么办？这时有人提出了股票抵押融资将股价顶住的做法。于是经人介绍，认识了几家机构，经过几轮谈判，我拿到了一大笔新的资金。
资金多了，胆子也大了。手中持有的界龙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