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金融索罗斯的哲学(索罗斯一生-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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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他们中央银行的资金平衡表给这个体系注入资本，为商业银行的债务进行担保，
而且政府为刺激经济，使赤字财政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这些措施已见成效，全球经济似乎在稳定下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金融
体系已再次免于崩溃，我们在逐渐回到一切照旧的状态。这是对目前形势的严重误
解，已经破碎的不可能再拼回到一起。让我来解释为什么。
80　年代以来形成的金融市场全球化，是一个以美国和英国为首发起的市场原
教旨主义运动。允许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移动，难以对其征税或监管，使金
融资本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各国政府不得不更多地注意国际资本的要求，而不是
本国人民的愿望，因为金融资本可以更自由地移动。这样，全球化作为市场原教旨
主义的项目，进行得非常成功，使各个国家均难以抵御。但是由此产生的全球金融
体系从根本上不稳固，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基础上，即金融市场可以安
全地依赖自身的机制来调节。这正是它垮台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不可能再拼凑到一
起去。
全球性的市场需要全球性的监管，而目前的管理法规都是基于国家主权的原
则。也有一些国际协议，其中最著名的是设立了最低资本要求的巴塞尔协议（Basel
Accord），市场监管部门之间也有较好的合作。但是监管权威的来源总是归于主权国
家。这意味着，重新启动一个停止了的机制与事无补，需要创造一个过去未曾存在
过的监管机制。目前的情形是，每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由各个国家自己来维护和支
持的。政府主要关注的是本国经济。这会助长“金融保护主义”的倾向，有可能扰
乱甚至摧毁全球金融市场。英国的监管部门永远不会再依靠冰岛政府的政策；东欧
国家也会对完全依赖外国银行而三思。
我想要说明的是，监管条例的涵盖范围必须是国际性的。不这样的话，金融
市场无法维持全球化，会被独断性的监管毁掉。生意会流向监管气候最温和的国家，
这会将其他国家置于其无法承担的风险之下。全球化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迫
使所有国家取消监管，但要反过来做则很难　–　让所有国家接受统一监管条例将非常
困难。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这促使他们会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
这一点在欧洲可以看到。如果欧洲国家之间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怎么能让
世界其它部分做到呢？在危机期间，欧洲未能达成在全洲范围对其金融体系进行担
保的协议，因而每个国家不得不自保。目前情况下的欧元是一个不完整的货币：它
有一个共同的央行，但没有一个共同的财政部，　而对银行担保和对其注入资本是财
政部的职能。这次危机提供了修补这一缺陷的机会，但是德国充当了阻力。
德国曾是促进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但那是在其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德国
统一的时候。当今的德国已非常不同，它和世界其他国家不一样，担心的是通货膨
胀而不是衰退，而且更重要的，它不想为欧洲其他国家掏腰包。没有了推动力，欧
洲的一体化已逐渐陷于停滞。
所幸欧洲有社会安全保障的福利，在情况好的时候这一保障制度被指责减缓
了欧洲的经济增长，经济不好时它则起了作用，使欧洲大陆的衰退没有预期的那么
严重。现在随着对经济崩溃的恐惧减退，欧洲共同体正表现出政治意愿复苏的迹象。
欧洲中央银行实际上是救助了爱尔兰的银行系统，而爱尔兰痛快地批准了里斯本条
约。不幸的是，欧盟政治上的复苏很可能和经济复苏一样苍白无力。
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所将产生不同的长远影响这一事实，也可能会成为一个
问题。在短期中所有的国家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但是从长远看，有赢家有输家。虽
然情况发展的具体过程变数范围仍很大，但地位相对变化的预测则有较大的肯定性。
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将输得最多，中国则倾向于以最大的赢家姿态出现。这一转变
的程度已经超过多数人的预期。其他国家的相对地位也会有相当大的变化，但从全
球角度来看，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变化是最重要的。
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美元是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
因此获利甚多，但近来开始滥用其特权。美国从80　年代起建立的现行账户赤字日益
增长，这种情况本可以无止境的延续，因为亚洲小老虎们，开始以日本为首，后来
是中国，愿意支持这种赤字以加强自己的美元储备。但是美国的家庭欠债过多使这
一过程终止。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美国的家庭发现自己承担了过多的风险。银行体
系遭受极大损失，必须赢利才能摆脱困境。商用物业和杠杆式贷款收购（leveraged
buyouts）　流血的时候还在后面。这些因素会继续增加美国经济的负担，美国的消费
者不再有能力做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而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取代这个位置。中国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
而且很大程度上隔绝于金融危机之外。
对西方总的来说，尤其是美国，危机是内在因素引发的，导致了金融体系的
崩溃。对中国来说，金融危机是来自外部的震动，影响了出口，但其金融、政治和
经济制度并未受创伤。
中国已找到一种极有效的方法，能释放和激发其人民渴望和获取财富的创造
性、能动力和创业精神，人民被允许可以去谋求自身的利益。同时国家可以通过支
持低估的货币和累积贸易差额，提取其劳力剩余价值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因此中
国很可能成为一个大赢家。
中国实行的不是民主制度，其领导者们也知道，如果要保持领导地位，必须
避免社会动乱。所以要尽一切所能保持8％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为不断增长的劳动
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贸易差额使中国很强有力。中国可以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刺激国内经济，而且可以通过对其贸易伙伴投资和提供信贷增加出口。事实上中国
就是这样做的，用买美国政府的钞票资助对美国的出口。鉴于现在美国消费者不得
不减少消费，中国可以发展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样在美国步履维艰地跛行时，中
国会成为世界经济积极的推动力。
当然中国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得多，发动机小了，世界经济前行的速度也会
慢一些。但在这一局限之内，中美之间的地位正在发生结构性的交替，第三方也在
随着积极能动的脉搏重新调整自己的位置。中国已经成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
中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这种位置交替不一定是永久的或不可逆转的　–　只要想一
想日本公司的起落　–　但在目前，这是全球政治经济中最可预见的也是最重要的趋
势。中国正在带动像巴西这样的贸易伙伴，及其他一些非洲和亚洲国家。印度以国
内增长为基础，发展得也不错。
中国经济政策的成功不能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在中国内陆的基础设施的
投资也许产生不了能自给维持经济增长的效益。在中国的体制下，新投资的回报一
般很慢，因为投资的决策主要是由政治因素而不是商业因素决定的。前两次，银行
信贷的宽松造成了一大批不良贷款。这次可能会不同，因为权力在从地方转向中央，
地方银行的官员不再受省的领导管辖；　但尽管如此也不能保证一定成功。再有，中
国可能被全球的衰退所拖累。但是如果中国出了问题，全球的经济就失去了发动机。
因此可以确信中国会有相对的成功，但不能确保绝对成功。
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在某种程度上与二次大战结束时相似。那时主流体系
已经崩溃，一个全新体系有待重建。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战胜国承担起了这个任
务。在凯恩斯勋爵理念的激励下，他们创立了一个能包容全世界的体系，尽管美国
占据了某种特权地位。目前主导的，我们称之为“国际资本主义”　的多边体制，还
没有彻底垮台，但已大大削弱；它的内在弊病已经暴露，而且受到一个可行的替代
方式的挑战。中国的崛起展现了一个与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根本不同的经济组织形
式，可称之为　“国家资本主义”，　以区别于在华盛顿共识旗号下的“国际资本主
义”。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终点，但人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
两种经济组织形式，国家资本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在互相竞争。两者都缺
乏吸引力。华盛顿共识已经失败。目前形式的国际资本主义已被证明自身固有的不
稳定性，因为缺乏足够的监管。而且它极不公正，相对穷人穷国而言这个体制偏袒
富人富国。
与此同时，建立在国家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之
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已开始初露锋芒，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殖民国家已经认识到
自己过去的错误并力图纠正时，中国在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打交道时，又在重复
这些殖民国家的错误。为了能接近这些自然资源，中国在与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打交
道时忽略了那里的老百姓。这有助于压迫性和腐败的政体维持政权。这样的结果不
好，但中国不是唯一对此有责任的国家。中国一家公司想买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
（Unocal）　时遭到拒绝。更近的，力拓矿业集团　（Rio　Tinto）　反悔了将一部分股份卖
给一家中国公司的交易。这促使中国与国际金融机构回避的一些国家进行交易，其
中包括缅甸、苏丹、津巴布韦、刚果和安哥拉等国。几内亚是最近的一个例子。这
种情况正在成为相当多摩擦的来源，对中国的根本利益并无好处，对全世界也是如
此。但中国视自己为受害者而不愿意参加“采掘业透明度倡议”（EITI；　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　这已成为该倡议能否继续成功的最大障碍。
在现行主流的多边制力图自身重建的同时，中国会在双边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
发展。当然中国也是这个多国体制的一部分，但它在这个体制中所占的地位与它目
前的国力不相称；因此它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参与是比较消极的，其积极发展主要
是通过双边渠道进行。例如，中国会抱怨美元的作用，而且会推动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　的使用。但中国不太会允许人民币自由兑换，因为这样会摧毁现有
机制，即允许国家通过低估的货币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中受益。中国会继续实行资
本控制，但会与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建立以人民币为主的双边结算账户。这样会削弱
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但不是取代它。
综上所述，世界面临着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　国际资本主义和国家
资本主义之间进行选择。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已经垮掉；后者，以中国为代表，
正在兴起。自然发展途径　（th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导致了国际金融体系逐渐瓦
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而双边关系体制又容易造成国家之间的冲突。所以需要创
建一个以更健全的原则为基础的新的多边体制，它能符合美国和中国的最大利益，
自然也是整个世界的最大利益。
尽管在监管制度改革上的国际合作，几乎不可能用零打碎敲的方式实现，但是
有可能通过整体重新安排，调整金融秩序的全盘交易来商定。20　国集团作为国际合
作的主要论坛，和在匹兹堡会议上采纳的同行评审程序　（peer　review　process）　是朝
正确方向迈出的步骤。但是20　国集团必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的范围内运作，
因为修改章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可以一举完成很多任务。
它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构建，使之能更好地反映国家之间的排序（pecking
order），　并且修改现行运作方法。会议也可以决定怎样对待规模太大而不能让其失
败的金融机构，以及考虑控制资本游动的新规则。金融资本在国际范围完全自由地
游动，已被证明是不稳定因素的一个来源，需要约束控制。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体
系需要改革。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已造成了危险的不平衡。美元已失去了它曾
拥有的信任和信心，但尚无其他货币可取而代之。现在总的趋势是各种货币正在向
黄金、其他商品和有形资产迁移。这样是有害的，因为它将这些资产锁住而不能投
入有效的使用，并且会煽起对通货膨胀的恐惧。
美国不应该排斥更广泛地使用特别提款权（SDR）。这可以使国际社会敦促中国放
弃将其货币与美元挂钩；　也是减少国际不平衡最好的办法。鉴于特别提款权是由数
个国家的货币决定的，没有哪一种货币可享有不公平的优惠特权。
特别提款权中包括的货币范围也必须扩大，其中一些新加的货币（包括人民
币），也许是不能完全自由兑换的。这样，美元仍可能重新将自己树立为更可取的
储备货币，其前提是美元是被慎重监管的。
特别提款权很大的优越性之一，是它允许国际性的创造信贷。特别像现在这样
的时刻这种做法尤其有用，信贷将被引向最需要的地方。针对目前的情况这将是一
个大的改进。这种机制允许不需要额外储备的富国，将他们现成的份额转让给需要
储备的国家，该做法在小范围上已经开始实行了。
如果我们想在解决全球暖化和防止核扩散等问题上也有进展的话，那么对当前
主导的世界秩序的重新调整，也许必须超越金融体系的范畴。可能需要联合国，特
别是安理会成员国的参与。
这一程序需要美国启动，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应以平等的地位参与。他们
是布雷顿机构中不积极的成员，因为主宰这些机构的国家已不能主宰。新兴国家应
该参与新秩序的创造，以确保他们是这一新秩序的积极支持者。
美国为什么应该动议改革自己一直是主要受益者的体系？因为这一体系以目前
的形式不可能维持，美国如不带头对其进行改造，损失可能会更大。美国在布什执
政期间已经失去了很多势力和影响。如果没有具有远见的领导，美国的相对地位很
可能继续下滑。美国仍然可以对世界起领导作用。它不再能像布什政府企图的那样
将其意志强加于人，但它可以领导一种共同的努力，不仅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
展中国家。这将以一种可以被接受的形式重新树立美国的领导作用。
既然中国会以赢家的身份从目前的混乱中脱颖而出，那中国为什么应该接受一
个新的多边体制呢？答案同样简单。为了继续崛起，中国必须要让世界其他国家接
受它。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向更加开放的社会方向前进，将个人自由的扩大与法治
相结合。鉴于目前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中中国才能继续崛起，
世界各国也才乐于接受中国的崛起。
为了能有一个和平的世界，美国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更为重
要。一个已经失去了政治和经济主宰的衰落的超级大国，仍拥有军事上的绝对优势，
是一种危险的混合。
如我已经指出的，美国的民主在陷入困境。金融危机使不喜欢面对严峻现实的
美国人备受痛苦。奥巴马总统采用了“信心增值”的做法，宣称衰退已得到控制。
如果发生再次衰退，美国人会更容易受各种散布恐惧心理和蛊惑人心的煽动。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