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金融索罗斯的哲学(索罗斯一生-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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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为了控制资产泡沫，仅控制货币供给是不够的，还必须控制信贷的可得
性。这不是仅靠货币途径可以做到的，还必须采用信贷控制。目前所知的最佳控制
办法是保证金要求（margin requirements） 和最低资本要求（minimum capital
requirement）。 现在这些要求是不论市场情绪而固定的，因为市场不应该有情绪
（moods），但市场确实有。为了控制资产泡沫，金融当局需要采用不同的 保证金
要求和最低资本要求。
监管者也许还需要发明新的办法，或者重新起用已废弃的一些办法。比如，很
多年以前，我在金融界工作的早期，中央银行会指令商业银行限制对经济某个部门
的借贷，如房地产或消费者贷款，因为他们感到那个部门发展过热。市场原教旨主
义认为那是对市场机制的粗暴干涉，但他们错了。当我们的中央银行曾经这样做时，
没有危机可谈。中国的监管机构现在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对银行业的控制要好得多。
暴涨的繁荣时期，中国的商业银行在其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必须保持的存款额增加了
17 倍，而监管当局扭转方向时，他们也欣然服从。
再看一看互联网的暴涨繁荣。艾伦。格林斯潘较早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 1996
年谈到“非理性的热情”。但除了著名的演说外，他没有做任何事情阻止其发生。
他感到使用减少货币供应的手段太生硬，他是对的。但是他可以要求美国证券交易
委员会（SEC） 冻结对新股票的发行，因为互联网的繁荣是被资产杠杆运作（equity
leveraging） 刺激起来的。但是他没有做，因为那会违反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信条。
这是错误的。
第三，鉴于市场的潜在不稳定性，除了影响市场个体参与者的风险之外，还有
体系性的风险。参与者们可能会忽视这些风险，认为他们总是可以将定位处理给别
人，但是监管者不能忽视，因为如果太多的参与者这样做，会出现定位清算引起的
间歇波动，或在更坏的情况下引起崩溃。监管者必须注重监测参与者的定位，以发
现潜在的不平衡。这意味着，所有主要市场参与者，包括对冲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
（sovereign wealth funds），都需要被监测。某些衍生品（derivatives），如信贷违约互换
（credit default swap） 和剔除选择（knockout options） 等，尤其易于制造隐蔽的不平衡；
因此必须被监管，而且适当时应被限制或禁止。合成证券的发行，就像普通证券的
发行一样，需要监管部门批准。
第四，我们必须认识到，金融市场的运转是单向的，不可逆的。监管机构在实
施防止系统性崩溃的职责时，实际上是对所有“太大而不能失败”的机构做出了默
许的担保。只要这些机构仍是太大而不能失败，就不可能可信地撤除这种担保。因
此他们必须施加监管条例，以确保不需要行使此担保。“太大而不能失败”的银行
必须减少使用杠杆运作，并且接受对储蓄者的存款如何使用的限制。存款不应被用
来做业主账户的自营交易 （proprietary trading）。监管者还需要走得更远，必须监管
这些自营交易者的补偿方案（pensation package），以确保风险与回报相匹配。这
也许可能将自营交易者推出银行而进入对冲基金，那是他们本来应在的地方。
正像运油船分成不同的仓以保持平稳，不同的市场之间也应设有防火墙。也许
像1933 年的Glass…Steagall 法案那样把投资银行业与商业银行业分开不太实际，但
必须有内在独立的部门，将各种市场中的自营交易彼此分开。一些已经形成准垄断
地位的银行，也许必须拆散。
最后，巴塞尔协议的起草者们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把银行持有的证券风险等级
（risk rating） 定的比一般贷款低得多， 忽略了定位密集的证券所带有的体系性风险
（concentrated positions in securities）。这是加剧这场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应纠正
提高银行持有证券的风险等级，这也许会降低对贷款的审查。
所有这些措施都将减少银行的利润率和杠杆力。这就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时机问
题。现在不是进行永久性改革的时机。金融体系和经济都远非均衡， 而且不可能用
一个直截了当的纠偏措施将其带到近于均衡的状况。就象汽车打滑时，必须先把方
向盘转向打滑的方向，然后才能再正过来。近期内要做的，与长远的需要几乎完全
相反。失去了的信誉，必须先用唯一剩下了的可信的东西补回来，这就是国家。这
意味着增加国债和扩大货币基础。随着经济的稳定，必须以恢复信誉的同样快的速
度缩小货币基础，否则通货紧缩将被通货膨胀的幽灵所取代。
我们现仍处于这一脆弱驾驭的第一阶段。银行尚在摆脱困境的自救过程中，现
在降低他们的利润率只能起负作用。监管制度的改革需要等到第二阶段，即当需要
控制货币供给时进行，而且需要谨慎地过渡进入这一阶段，以避免干扰经济的恢复。
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忘记这一点，即监管制度需要进行改革。
你们会看到，我对金融市场的解释 – 即相关反射论– 与有效市场假定论十分不
同。严格来讲，这两种理论按照波普的标准都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我预言了超级
泡沫的破灭是在1998 年。那时我错了；现在我是对的吗？面对所有这些证据，一些
有效市场假定论的支持者们仍在维护这个理论。
人们越来越普遍地感到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总体模式 （paradigm） ，而且我认为我
的理论比现有的其他理论可以提供更好的解释。行为经济学正在得到日益增长的认
可，但它只涉及了相关反射性的一半：即对现实的误解；而没有研究错误定价可以
改变基数的途径。
我知道我关于金融市场的理论还是相当初步的，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而且显然
对其充分拓展不是我一个人能承担的。因此将我的理论称为新的总体模式 也许还不
成熟。但有效市场假定论已被结论性地否定，急需对金融市场有新的解释。更重要
的，建立在市场可放任自我调节的错误基础上的全球金融市场大厦，必须从根本上
重建。
本讲到此结束，但我还要宣布一件事。我决定资助建立“新经济思想研究院”
（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 INET）。它将成为一个主要的学术机构，鼓励促
进对不同于现行主流总体模式的研究、讲习班和课程。我将在未来十年中出资5 千
万美元，希望还有别人加盟，使该研究院的预算能达到每年1 千万美元或更多。
我希望相关反射论理念将成为探讨一个的课题，但显然不应是唯一的。我意
识到了同时作为积极倡导者和资金赞助者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为了避免这一点，
我想在我和研究院之间竖起一道中国式的城墙。为此目的，我将通过中欧大学提供
资助，而我个人不参与研究院的管理。挑选被赞助人的评审团将被明确指令，鼓励
研究除相关反射论之外的其他理论。
我计划于2010 年4 月10 日至11 日，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举办
的关于金融危机教训的研讨会上，宣布新经济思想研究院的成立。希望新的经济思
考会在中欧大学找到自己的家园。
谢谢。
第三讲
开放社会
今天我将介绍我的理念架构的第三个支柱，就是开放社会。前几讲中我综合了
从自己一生的研究和试验中得出的结论，现在我将进入新的领域。我对开放社会的
观点随着时间已有变化，并且仍在发展。因此后面这两讲将有更多探讨的性质。
开放社会与相关反射之间的联系还远不清楚。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两者是紧
密相关的。你们会记得，我在研究经济学理论时，也在读卡尔。波普的《开放社会及
其敌人》一书。正是波普所坚持的我们与生俱来有易误性的观点（inherent
fallibility）；引导我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进行质疑，进而发展了相关反射的理念。
但是在概念的层次，这两者的关联只是间接的。是第一个支柱易误性，将开放
社会与相关反射论联系在一起。在这里，易误性不仅意味着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总是
不完全的和有曲扭的；还意味着，在我们努力将极其复杂的现实简单化时，经常会
做出错误的解释。而且我们的错误观念对历史进程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如果我的思想有任何真正的创意，那就是对错误理解观念（misconception）的强
调。它为批判性的思考和开放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
波普没有给开放社会下一个确定的定义，因为他更喜欢从相反的方向来探讨事
物，即先对其进行描述，然后再给一个名称标签。他所命名为“开放社会”的社会
组织形式与民主制度很相近。
他的研究方法的净值效益（net effect）；是用认识论的观点证明民主制度是有道
理的。鉴于认知的完美（perfect knowledge）是人的智能无法达到的，因此，一个以
言论和思想自由以及自由选举为特征的社会，比用压力强加其意识形态的社会更可
取。由于经历了纳粹的迫害和共产主义的压制，我感到这个论点很有说服力。
波普的哲学思想使我更敏感地意识到错误理解观念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而相
关反射的概念使我提出了关于泡沫现象的理论。作为市场参与者这给了我很大帮助。
在作为对冲基金管理者成功之后，我经历了某种程度的中年危机。那时我接近
五十岁。我的对冲基金增长到一亿美元，其中四千万归我个人所有。我觉得我为自
己和家庭挣的钱已足够，而且经营对冲基金的压力和对人的消耗极大。什么是值得
我继续去做的事呢？
我苦苦思索，终于决定建立一个致力于促进开放社会的基金会。我为它确定的
宗旨是，促使封闭社会逐渐开放，纠正已开放社会中的不足，和倡导批判性的思维
方式。
随着时间推移我越来越多地投入公益慈善事业。1984 年我在匈牙利建立了一
个基金会，那时它还在共产主义制度下；1986 年在中国，1987 年在波兰和苏联也建
立了。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时，我的基金会网几乎含盖了所有以往的共产主义世界。
我从中取得了一些建立开放社会的实际经验，学到了很多，发现了一些本应知
道的事情。比如，封闭社会的解体不一定导致开放社会的诞生；而可能是持续解体，
直到一个新的政体出现；而这个新政体与倒台的政体，比与开放社会有更多的相似
之处。
迫使我更彻底地重新考虑开放社会的观念，是2004 年布什总统在美国再次当选
这一事实。这里是世界上最早和最成功的民主社会，却违背了所应该坚持的原则，
以对恐怖主义宣战的名义违反人权，用不实之词侵略伊拉克。然而他再次当选了。
这怎么可能呢？我不得不问自己：美国出了什么问题？我写了一、两本书试图给以
回答。我指责布什政府误导人民，又指责人们允许布什政府误导他们。
随着更深入地探索，我开始对我自己的理念架构提出疑问。我发现了开放社会
概念的一个缺陷。波普主要考虑的是对现实的理解。他从认识学而不是从政治的角
度提出了有利于开放社会的论据。他说：“只有民主制度能够提供允许没有暴力地
进行变革的结构性框架，也就是在政治事务中使用理性。”
但他的论点是基于一个暗含的假设，即思维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实。
但实际上不一定如此。操纵职能可能被摆在优先于认知职能的位置。的确，在民主
社会中，政治家的首要目标是当选，然后是继续执政。
这一相当明显的洞察对开放社会的概念又提出了一些问题。波普为什么理所当
然地认为，自由的政治讨论的目的是为了理解现实？更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在相
关反射概念中给操纵职能以显要位置的我，竟会如此盲目地追随他的说法？
这两个问题使我得出了同一个结论：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深深植根于理性的传统，
这一传统或是忽略了操纵功能的作用，或是认为其作用是从属于认知功能的。
不难看出为什么这种对世界的看法会如此根深蒂固。认知功能的目的是产生
认识。认识是由符合事实的表述表达的。为了确立符合对应关系，表述和事实应该
是明显区分的。因此对认识的追求，要求思想与思想的主题区别开。这一要求导致
以思维为主的哲学家们相信，理性与现实是分隔的。这种两元论来源于希腊哲学，
并且在启蒙时期主宰人们的世界观。
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们将其信仰置于理性之中。理性应该象探照灯一样照亮消极
地躺在那里等待被发现的现实。理性所起的可塑造现实的积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
排除了。也就是说，启蒙思想没有意识到相关反射性。其结果是对现实看法的曲扭，
但这在当时的发展时期是恰当的。
在启蒙时期人类对自然力量的认识和控制能力还相对很少，科学的方法提供了
无限的希望；所以把现实想像成是消极地等在那里被发现，而认为理性是积极地参
与对现实的发现和探索，是很正常的。毕竟，那时连地球都还没有被完全探查。收
集事实并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有意义的。知识可以从那么多不同的方向，用
那么多不同的方法获得，显示了无限的可能。理性扫除了千百年的传统关系和宗教
教条，唤起了进步的胜利感。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用相关反射观念正确理解人类事物的困难。法国大革命的领
导者认为理性可以帮助从根本上重建社会，但是他们过于信仰理性。社会没有遵从
理性的支配，1789 年的狂喜退化演变成了1794 年的恐怖。
启蒙时期对现实的错误解释，是由于在思维和现实之间引用两分法，以使理性
能够获得完美的认识。这一两分法并不是事物的主体中固有的，而是启蒙时期的哲
学家们为了能说明现实而引进的概念。
启蒙时代哲学家们的错误已经有了一个名字：后现代主义者称之为“启蒙期谬
误”。我在此将接受这个名称。但要说明一点，即我们所谈的是一个易扩散的缪误
（fertile fallacy），其核心包含有价值的真理。
我现在再准确地解释一下我所指的“易扩散的缪误”是什么。我们有能力获取
知识，但是永远不可能有足够的知识允许我们依据知识来做所有的决定。接下去即
是，当某一个知识被证明有用时很容易过分采用，并延伸扩展到它不再适用的领域，
这样它就成了谬误。
这就是启蒙时代所发生的。理性与现实之间的两分法在研究自然现象中运用得
很好，但是在对有关人的事物研究中就成了误导。易扩散谬误在历史的其他分支中，
就如同在金融市场上的泡沫现象。
启蒙期的谬误深深扎根在我们的世界观中。它使波普宣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
学应使用同样的方法和标准，导致经济理论要采用牛顿物理学的模式。波普卓越的
科学方法模式和经济学理论，都未能认识到相关反射性。更糟糕的是，就连我本人，
相关反射性的发现或发明者，居然也未能认识到，波普关于开放社会的观念，是建
立在认知功能优先于操纵功能的隐蔽暗含假设基础上 – 也就是说，我们是在试图
找到真相，而不是其实在操纵人们去相信我们想让他们相信的。
启蒙期的谬误，也深深扎根在有效市场假�
![[李梦吟] 超越永恒封面](http://www.iixs.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