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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潜规则-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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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提供如何成为真人的答案,帮助我们成为可能是、应该是、本来是的那种人。但是即使有了明白易懂的答案,恐怕在有人挨饿受冻,有人互相残杀的时代也不容易大行于世。
    话说远了。最后收一句:好公民是不会干涉别人明心见性的,他自己也可能做同样的事。等大家都有适宜的条件和巨大的兴趣做这样的事了,公民人格自将让位,替代它的东西或许很有仙风道骨。
 
注:
    (1)事见《后汉书?陈王列传第五十六》。
    (2)《中庸》。
    (3)《庄子?胠箧》。
    (4)《论语?阳货》。
    (5)《论语?卫灵公》。
    (6)《论语?雍也》。
    (7)《周易?乾》。
    (8)《周易?坤》。
 
理解迷信
    尽管我受过正统的唯物主义教育,最近还是从事了一回〃迷信活动〃。
    五月下旬我在安徽农村搞调查,和一位承包鱼塘的农民聊了半天。我听他讲自己这十多年的经历——在北京卖菜,然后卖鱼,再回家养鱼,赚了数以10万计的辛苦钱。这是一位瘦小的中年人,小学文化程度,和气而小心,看起来有点腼腆。村干部说,如果他不赌博,日子过得还要好。他在赌场上输了总有10多万。村干部当着我的面追问他:你今年又输了多少?他不好意思地答:〃7000。〃
    我对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他说他和他老婆两个人,干的是北京十个人干的活。起早贪晚,养猪养鸡养鱼种稻,建立起来一套生态农业的生产模式。他挣的钱太干净了,我不愿意看到他拿自己的血汗钱打水漂。于是我端详了他一会,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你的命里没有横财的运。你的晚年可以过得很好,但是有一道凶纹悬着,追求横财有家破人亡之祸。〃这位农民听了满脸肃然。村干部和我的同事也满脸敬意。后来,我的同事反复请我给她看看相,我说我是瞎说八道呢,古人所谓〃神道设教〃,目的是劝人改恶从善。你需要我劝你改恶从善么?
    话虽如此说,但我相信,这番包含了凶吉预言的劝戒,那位农民会记一辈子。对此我有切身体验。
    20多年前,我去一个山村劳动。村里的民兵排长和我关系挺好,晚上便拉着我,偷偷去找一位富裕中农看相。那个老头盘腿坐在炕上,就着油灯端详了我一会,说:〃一满星,想当兵。〃然后问我对不对。当兵是当时多数年轻人的理想,但不是我的理想。我那时很左,满脑袋毛泽东思想,我的理想就是上山下乡,干一番改天换地的事业。但我不好意思说他说得不对,就胡乱点了点头,说对对对。其实在我心里,半信半疑的玩笑已经染上了轻蔑。那位老头又看了看我的额头,接着说:〃天肖(音),克父母。〃前两个字我没听懂,后三个字我听懂了。我问他什么时候克,他说二十四五岁。我问怎么办,他说,你家当院的大门上,有一颗大钉子,拔下来就好了。我家住在机关大院的宿舍楼里,哪里有什么当院?我心里更不以为然了,就应付说,好好好,要是不管用我来请你。最后老头向我要了一斤粮票。
    那是毛泽东思想所向无敌的时代,是〃妖魔鬼怪〃被彻底扫荡的时代,我根本就不信那个富裕中农的胡说八道。从逻辑上说,他也确实在胡说八道。按说这事笑笑就算完了,没想到,六七年之后,在我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位老头的预言。那时我在大学住校,特地嘱咐我弟弟注意大门上的钉子。每个星期我回家的时候,经常要看看楼门和家门上有没有大钉子。我怕老头的预言应验。当时的心理似乎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人类不懂的东西很多,别真出什么事。这是一种非理性的恐惧。这种恐惧和担心,直到我过了25岁才彻底打消。当然,什么事也没有出。可是这种预言对我内心的影响却是真实有力的。将心比心,我估计深受算命看相之类的预言影响的人,数量不会太少。
    昨天半夜,一个朋友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让我帮他出主意。他是一家宾馆的老板,他发现自己的员工普遍贪污,从领班到服务员结伙盗窃。本来给顾客的优惠,被她们自己装进腰包。本来是自己上门的客人,被她们说成是出租车司机送来的,按照规矩给那些司机的提成也进了她们自己的腰包。这位老板最近连续解雇了三个员工,一个是有上述行为被他发现的,一个是涉嫌盗窃顾客财物的,一个是负责买菜却贪污菜款的。他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好了:〃我也不能把她们都开了,都开了谁来干活呀?〃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的工资给得太低。我说你虐待员工吧?他说他们的工资标准属于中上等,绝对不低,他对员工也彬彬有礼。我说你监督不严吧?他说规章制度和执行情况都很严格,但是你不可能整天盯着她。只要有一点空子她就贪污,而一点空子也没有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说你为什么不逐步换人呢?他说换过人,新来的还是这德行。这时我想起了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人是理性自利的,人们都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只要贪污的风险不大,贪污就是他们的最佳策略。我说,那你就认账吧,她们贪污是很自然的事情,别大惊小怪的,这是你必须付出的成本,只要别太过分就行。你就把这笔钱当成管理费用吧。他想了一会,说,也只好如此了。
    话虽如此说,回头细想,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为什么这里一点道德因素也没有呢?我们面对的毕竟是有尊严和良心的活人呀。我问自己:如果我是那些员工,我会贪污么?我确信自己不会。我可能偷懒,但绝对不会贪污,连想都不会想。那么她们为什么与我不同呢?也许,她们觉得自己那么做很合理?譬如,按照马列主义的说法,老板是剥削者,她们是被剥削者,剥夺剥削者并没有什么不道德的等等。或者干脆连这种自我辩护都不需要,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今天早上起来去上班,我买了一份刚出版的1999年7月9日的《南方周末》,在第十四版上看到了一篇文章:《〃黑〃木耳暗访报告》。一位名叫刘根林的山东好汉,一次吃了劣质黑木耳呕吐,便自费追踪这劣质黑木耳的由来。他在安徽涡阳的两个镇数十个村庄见到了大规模的假货加工。在河北大城县的某村庄看到家家户户用硫酸镁等有害物质加工黑木耳,目的是增加分量和以次充好。他在黑龙江的木耳产地也见到黑木耳掺杂掺假。如此大规模的假货害了中国顾客的健康,也害了俄罗斯顾客的健康,俄罗斯已经不从中国进口黑木耳了。我估计许多中国顾客以后也不会再买黑木耳了。
    这就是说,报复最终会落到整个黑木耳产业头上,大家的饭碗都要砸。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最合理的抉择应该是停止造假。但是团体理性与个人理性在此发生了冲突。每个造假的个体都有理由在最终的报复来临之前,努力捞上最后一把。反正自己不捞别人也要捞,这个产业早晚是要完蛋的。这种个人想法显然是合理的,于是这个产业就会真的完蛋。市场机制并不能摆平个人眼前利益和团体长远利益的冲突,负责这件事的应该是法律道德宗教之类的东西。在黑木耳产业里,我们显然看不到这类东西。
    刘根林看到的景象,家家户户公然伤天害理的景象,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壮观。一个人偷偷干点伤天害理的事情,这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都不希奇。一个村庄一片地区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此大干,我们就很有理由怀疑,整个社会还有没有道德良心这种东西。这样的社会和人群在我看来是很希奇的。他们为什么这样干呢?他们如何为自己辩护呢?刘根林的文章里没有说。我猜想,自我辩护之类的需要恐怕只是我的需要,未必是他们的需要。他们大概也是信奉〃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的人。不过,如果一定需要找一个辩护理由的话,我也能替他们想到,这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满世界都是贪官污吏,倚权仗势巧取豪夺,老百姓弄点假货赚点钱养家糊口,总比戴着大盖帽明抢道德多了。
如果我迁居到这样的村庄,我能拿出什么样的理由来劝阻呢?为人民服务?笑话。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神经病。〃五讲四美三热爱〃、争当〃四有新人〃?大傻帽。天理良心,损阴德折阳寿,伤天害理,不得好死,断子绝孙,下十八层地狱,除了这些古人的话,我想不出什么更有力量的说法。我好像出了毛病,或者是我们现在的意识形态出了毛病,很容易就能找到替损人利己的行为辩护的理由,但是却找不到有力的反对理由。天理良心,这是宋明理学的东西,被几百年来的英雄好汉斥为假道学的东西。损阴德折阳寿下地狱,这是迷信,传媒们正在起劲地反对着。反对了,打倒了,然后呢?光天化日之下还剩下什么?
    明清两朝所有州县衙门的头门内,南道之上,都立着一块碑,上边刻着十六个字,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叫戒石铭。这句话是很有分量的。说你的俸禄就是民脂民膏,这已经规定了你与人民的基本关系。说欺负小民天理不容,这又宣布了恶行将要导致的结果。这是一个无法确证的结果,所谓抬头三尺,即有神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话在那时人们心目中的分量,绝对不同于现在的说笑。这种神秘的威胁是永远无法证实,也永远无法打消的,它永远是一把悬在贪官污吏头上的剑:欺压百姓不得好死。就算得了好死,地狱里也有油锅等着你。你可以不信,但是又不敢完全不信。就是〃迷信〃 的力量。我们可以说这是神道设教,说这是胡扯,但是你发明一个既不胡扯又有威慑力的说法试试?
    我们还没有建立一个能够保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人间制度。我们看惯了好人倒霉和恶人得势。这就是〃迷信〃生根开花结果的沃土。〃迷信〃斩钉截铁地告诉你,天下的事情终究是公平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行必得善报,恶行必得恶报。现世不报来世报,活着不报死了报。所以马克思说,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被压迫者就在这种关于来世的想象和期待中,对虚无飘渺的报应的信念中,得到了替代性的安慰。反过来,压迫者也感觉到了一些威胁和不安。如果一报还一报可以延伸到阴间,延伸到死后,这毕竟叫作恶者心里有点不塌实。如果说这种信念不好,需要批判,那么,剩下的恐怕将是另外一种无所顾忌的更糟糕的信念:损人利己占了便宜,不占白不占。与人为善吃了亏,亏了也白亏。这是鼓励害人的信念。如果我们企图将恶人心里的最后一点不塌实也铲除干净,却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建立遏制恶行的机制,那你到底在干什么?
    明清小说里充满了因果报应的故事。那是一个渐渐脱离血缘和地缘关系,逐步进入市民社会的时代。在那个充满了陌生人的世界里,害了人可以一走了之,不像在亲戚间和村庄里那样结下了躲不开的三代深仇,让人不得不瞻前顾后。在这种现实的报复难以实行的情况下,就需要创造出某种想象中的约束。皇上和官僚集团不能提供公正,说故事的人就编了出来。他们津津乐道,一头愿说,一头愿听,这类故事流传甚广。这便是社会心理正在寻求报应均衡的表现和证明,也是儒家正统意识形态的补充和变化。这种变化正在努力以一种〃迷信〃的方式解决正统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解决不了的问题。
总之,这是解决问题的努力,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努力。也是原来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失效的证明。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又一个祖宗们未完成的努力,是多次努力的中断,是一片又一片的废墟。关帝庙塌完了,戒石铭拆掉了。过去的问题仍在,过去的努力却消失了。目前的意识形态舞台上,仍进行着迷信讨伐战,而最终决定胜负的,大概是台下和后台的现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

探究雷锋
我想探究雷锋做好事的动机,便重读了雷锋日记。
   《雷锋日记摘抄》中记载的第一件好事,是1959年11月14日的〃抢救水泥〃。那天晚上,雷锋正在屋里看书,突然下雨了。他想起了工地上露天堆放着7000多袋水泥。〃这时〃,雷锋写道,〃我猛然想到了党的教导,要我们爱护国家的财产,又想到了我是一个共青团员。想到这些,一种无穷的力量鼓舞着我,跑到宿舍,发动了20多个小伙子,组织了一个抢救水泥的突击队……〃
   〃党〃提出了要求,〃共青团员〃的身份提出了要求,雷锋便热诚地满足了这种要求。1961年农历正月初一,他抵抗住看戏的诱惑,背着粪筐给人民公社拣了300斤粪。300斤不是一个小数。请想象一下,雷锋一个人,孤零零地背着粪筐,在大年初一走在冬日的路上,走了整整一天。如果不是由于他后来光荣牺牲,不是由于他的日记公开发表,他在这一天的行为不会有什么人知道。他不会得到任何外来的东西,除了他自己内心的奖励。那么,在这位年轻人的心里,究竟萦绕着什么样的思想?第二天,1961年正月初二,雷锋把舍不得吃的一斤苹果送给了素不相识的住院病人。我们知道,那是一场夺去了二三千万人性命的大饥荒的最困难的年头。
    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他在火车上送水扫地,他在半夜三更冒雨送妇女儿童回家。对这一切,雷锋记载下来的内心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的模式:〃我心想,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立刻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
    真正的问题在于:雷锋为什么会以如此异乎寻常的热情实践党提出的行为规范呢?
    在雷锋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共产党的感恩戴德之情,可以发现他对荣誉的珍视和向往,也可以发现他的敏感的同情心。这些因素都可以解释他的热情,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雷锋日记表达出来的最强烈的渴望,是做一个高尚完美的人,是追求生命的意义。他的日记里充满了关于怎样做人的思考。有一次他学习毛主席著作,读《纪念白求恩》,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矮个子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的时候,竞感动得热泪盈眶。
    雷锋是毛泽东门下的贤人,就如同孔子门下的颜回,只是寿命更短。
    那么,做一个毛泽东的战士,一个理想中的共产党员,对雷锋和他的同时代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有一种宣扬了数十年的信念:如果你投身到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之中,成为一名完美的共产主义战士,你就会体验到最广大最深刻的幸福,你的生命就充满了意义,你就能克服个体生命的渺小和有限,进入不朽的无限境界,即使你死了,也死得重于泰山。
    在我的眼界里,这就是雷锋所追求的最深层的东西。颇有点像一种古老的寻宝的神话——如此这般地克服了障碍,从此就幸福地生活着。
    雷锋在记日记的时候,几乎还是一个孩子。他的日记摘抄起于18岁,止于22岁。他记载下来的是一种青春期自我塑造人格的努力,一种如何度过人生,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最初的尝试。雷锋没有机会继续往下走,没有机会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而时光对人格的作用就像对醇酒的作用一样重要,即使圣贤也不能例外。
    如果雷锋有机会继续走下去,他会变成什么样子?没人能够断言。不过我相信,他会遇到许多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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