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解释-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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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中，做官的大都诗、文、书皆能，没有大能也有小能，因为这些是科举的需要。读书是为了做官。这样一来，旧中国没有一个可以纯在市场出售知识或学问而维生的空间。中国因此没有一个科学传统。零碎的科学家是有的，但科学传统就谈不上。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度中，科学传统不重要。事实上，以中国人的智能，经过数千年的农业发展，耕种知识的累积很了不起。一九二五年美国的农业经济大师卜凯（J。 L。 Buck）到中国调查近十年，对当时中国农业的操作方法拍案叫绝。
伦理治国，家中论资排辈，没有科学传统，在一个墨守成规的农业经济中是可以的。昔日中国的经济雄视天下。是工业的发展使中国落后于人，而中国的旧家庭与旧礼教也被迫而改变了。
（《经济解释》之九十四）
第二节：工业发展的影响
快将九十大寿的华中科技大学的张培刚教授，在他一九四五年的重要博士论文中，指出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重点是把农业工业化。是的，今天经济先进之邦，不容易找到一个农业人口在百分之三十以上。
除非特殊情况，国家富裕要靠工业发展。那是为什么？卷三分析生产成本时，我指出专业生产然后在市场交换，大家所得的利益往往以千、万倍算，远比史密斯（A。 Smith）提出的制针厂的数百倍例子高。但这专业生产而交换的巨利，主要来自工业。农业当然也可以专业获利，但比起工业相去甚远。
中国历史上士农工商的「工」，是指工艺，不是在一家工厂之内，用机械专业合作那一种。二百年前，后者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大约一百二十年前，一厂之内的专业生产在中国开始出现。不多，不普及，但还是出现了。参与这种生产工作的人要离家离土，甚至离乡别井。这样，作为旧家庭的一家之主就不容易控制子女产权了。儿子要到城市工作，为父的不准吗？不准，儿子可能跑掉不再回家。准许吗？儿子在工厂的收入，孝敬的带回家交给父母，次孝的自己收藏一点，不孝的尽归己有！
是工业的发展促成子女有自己的人身产权的。一百年前当然不普及，但不多的例子会影响整个旧礼教家庭的传统。一村之内，三几个青年到城市工作了两三年，衣锦荣归，其它村内的青年会怎样想、怎样看、怎样自作打算？父母子女之间有爱，子女要出外谋生，为父母的难道要杀了子女？
旧礼教家庭的瓦解是缓慢过程。我自己的双亲是盲婚的，父亲年青时长辫子，母亲婴孩时扎过几天脚。他们是大乡里出城，二十世纪初期到香港的工厂作学徒。我出生时父亲自修懂英语，重视西方的科技文化，信基督教，所以没有把我看作他的私产。母亲没有读过书，但她是我平生遇到的最聪明的人。她对我关怀备至，喜欢要我躺下来，坐在身旁对我细说中国旧家庭的往事。她详尽的描述与精辟的见解，促成上节提及的我一九七二年发表的文章。
是的，旧礼教的消散不快。伦理风俗弹性不足，我说过了。另一方面，某些风俗礼节协助节省交易费用，就是今天也有经济利益。哪些风俗在工业生产的增长中要废除，哪些应保留，要经过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程序，不是朝夕之间。我父亲割了辫子，母亲只扎了几天脚，是比较容易的风俗更改。年青时我有自由找自己的女朋友，是香港当年的西方文化，但整个中国而言，虽然盲婚不再，今天父母干预子女选择配偶还是往往存在的。五十年代初期，在香港西湾河的山头，我见到两户客家人有童养媳。
人身产权的转移，由父母或一家之主交给子女自己拥有，也不是快程序。就是今天的香港，子女供养父母的现象还存在，被社会视为美德。大部分中国家庭今天还在论家孝（filial piety），而这风俗在西方是远为少见的。适者生存，在一个政治动荡、战乱纷纷的历史过程中，家孝风俗驱之不去是不难明白的。我个人的价值观是孝敬父母永远是美德。
第三节：从袖珍国家说起
国家的定义不明确。一个比较可取但有点模糊的看法，国家是一家大公司或机构。这是高斯说的列宁的看法了。
昔日弱肉强食，强者为王，弱者为民，中国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这样看「国家」也有可取之处，与公司的看法是没有冲突的。弱肉强食，但强者不懂得种菜煮饭，土地没有庶民工作是一文不值的。强者要扩张版图的目的，是争取庶民的生产操作。这是我对「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阐释了。天下都是我的，你不替我工作还可以跑到哪里去？这解释了为什么古时国界或版图是那样重要。打生打死，为的是要扩张版图，或保持不失。儒家学说建议的以善待庶民为保国之道听来有理，但强人大军杀到，怎么办？中国历史上，像康熙那样关心人民生活而又可以保土的皇帝不多见。
今天，扩张版图的强权意图是日渐式微了。这是因为国家多，通讯交通成本低，语言国际化，这国不好走他国，保国的根本办法是保民。是的，世界是渐趋大同了。
我自己的国政理论，不是传统的以强权立国作起点。我要倒转过来，起点从每个社会成员是私有财产的拥有者，然后推到强权那边去。在某些要减低交易费用的情况下，私产成员会以合约的安排组织一家类似国家的公司。这就是我说的袖珍国家了。与上章分析的公司性质不同，这里的国家公司组织不是为了生产，而是为了有公众事宜要管治。
我很喜欢以前说过的公寓大厦的例子。大厦中公寓多间，各有各的业主，但有多项事务是公众的，为了节省费用不能各人自扫门前雪。例如保安、公用地方的清洁、电梯及其它公用之物的保养、外墙的维修、公众会所的使用安排等，为了节省费用要统一处理。
最常用的处理方法，是各业主以合约形式成立一家长生不老的法人（legal entity）公司，公司化（incorporate）是也。在这公司（国家）的管治下，每户每平方呎每月要交一个管理费（可称为税），公司有委员会（国会），也有界定各户的权利与责任的规例（宪法）。
更重要的是，关于大厦公众事宜的决策不是由市价取舍，而是由投票决定的。这些公众事项可由各户投票决定，可由各户投票选出委员后，由委员会决定，而委员会的决定也往往是以投票取舍的。为什么不用价（投钞票），由价高者作取舍呢？答案是公众事项的取舍，以价高者胜的交易费用过高。例如大厦的外墙应否维修，由各户摊分费用，各户会怎样出价表达呢？我想维修，但出高价可能中计，还是让他人出高价好了。
不像买苹果，要买就买。公用或公众事项的决策有搭顺风车（free ride）的问题，也有个别不愿意参与而使整体不能成事的问题。天下间不会有几个豪侠跑出来，说：「维修大厦外墙，费用由我全包！」是的，放弃投钞票而用投选票是因为前者的交易费用过高。琐碎的公众事项，投选票或独裁决策可以大幅地减低交易费用，而投钞票的出价通常不会有效果。然而，以民主为名的投选票可以变得凡事皆投，挂羊头卖狗肉，引起很多压力团体或特权利益的问题。
把我们的袖珍国家加大一点来看吧。美国有数之不尽的城市，其管治方式与上文的公寓大厦类同，只是比较复杂，其法人公司成立的文件，小城市的也厚达四吋。除了保安、清洁、公众场所等事项外，城市通常加上消防、公众学校、图书馆，甚至小法庭。城市有市长，当然也有委员。有些小镇的市长每天上班一两个小时，其收入不足以餬口，是兼职的。但有些大市的市长油水甚多，连委员也可以上下其手。
任何政府，其管治的事项越多，价值越大，政府的权力也就大起来。权力欲姑且不谈，有管治大资源的权力，执政者的收入，直接或间接的加起来总会增加。以无可避免的公众事项的决策为理由，例如公寓大厦的外墙维修，舍投钞票而取投选票，说可以减低交易费用，是对的。然而，一旦有了投票制度，为了增加执政者与压力团体的利益，可选投钞票（出价）的会以多种借口来以投选票作决策。这样一来，私有财产的权利就可以被选票剥削了。
以一个美国城市的公立免费学校为例子吧。学校绝对可以私营，由私人投资或多人合资建造，招兵买马，选贤与能，然后收费招生。美国教育最好的学校都是私营的。但那里比较大的城市都有多间公立学校，免费的，以抽市税或区税资助其建造及运作。公立的每学生的成本费用比私立的高一倍，而教育水平一般尘下。这是投选票作决策的结果。「穷人家的孩子没有钱交学费呀，让我们投票决定应不应该帮助穷人吧。」穷人多，公立学校于是被投出来了。但甲多钱，送孩子到私立学校去；乙少钱，还是选交学费送孩子到私立去；丙没有孩子，不需要学校。这三种人投票输了，但还要付学校税，他们的私有财产的权利是被投票侵占了一部分的。
同样，一个公众享用的公园可以由私人建造，收入场费。原则上，收入场费无利可图不是好投资。说私人投资公园收不到对邻近环境改进的利益，因而要由投票作决定，也是借口。私人发展的住宅区公园，不收费可赚住宅的升价，其质素往往高于公立的。
问题是有些公园的用地非私有。政府若不把该地卖出去，其用途可由大众投票或委员投票决定。非私产的使用可以独裁决定，可以论资排辈使用，可以规例约束使用，也可以投选票作决策。不可以的是投钞票。只有私产才可以用市价作为使用的决定准则。这是高斯定律。
（《经济解释》之九十五）
第四节：民主与独裁
从来没有学者能给「民主」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胡说八道的多得很，但有说服力的定义我没有见过。一般学者认为，民主的定义是以投票选取舍，而这投票可以是选人、选物或选事。虽然投票有多种形式，但以投票定民主是一般地接受了的。不是学者们不知道这样的民主定义有困难──有很多困难──而是他们想不出有什么比投选票更能代表民主的象征。市场投钞票，民主投选票，独裁不投票，是我自己发明的简单划分。
虽然英语democracy译作民主不十分对，但意义差不多。那就是选择要以人民的意向为主，那是让人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了。但选择必定有局限，而自由永远是局限下的自由。产权制度不同，管制法例不同，财富不同，选择的自由也就跟不同。佛利民（M。 Friedman）所说的选择自由（free to choose）是指在私有产权的局限条件下应该有的自由，政府不应该诸多左右。但考虑到所有不同的局限，我们只能说不同的局限有不同的约束或不同的自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自由，但究竟孰多孰少，是好是坏则很难说。
投票吸引人的地方，是不管产权制度怎样，不管大富或是清贫，不管有没有管制，为什么你不让我投一票？市场投钞票是要有钱才可以投的。我是人，天生有人的权利，为什么不让我毫无约束地投一票，然后以多数取决？民主受宠，非无因也。
表面上，民主投票是要保障社会或整体的利益。然而，要保障整体利益，基础上要从保障个人利益入手。以投票的多数取决来保障整体利益，某些个人利益会受损，而少数人的受损可能远高于多数人的获益。另一方面，若投票投得多，多数人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中听不中用，因为在社会中我们每个人在某方面必定是少数分子。票投第一项损害我，投第二项损害你，投第三项损害他，到最后所有的人都受到损害。多数专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为祸不浅，这些就是解释。
票不可以乱投，更不可以凡事皆投。好些人认为普罗大众的知识不足，投票所带来的后果，事与愿违，是投票的不足之处。这当然是可能的。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事项可以投票决定，什么不准投票，要有清楚的划分。这是一个国家的宪法精神所在。然而，精彩如美国的宪法，因为权利的界定略欠清楚，违反个人权益而不应该投票的事项，屡有投票之举。一九七五年美国西雅图考虑租金管制，请我作专家供词。我说租金收入是私产业主的权利，管制租金是对私产的侵犯，违反美国宪法。那次讲得顺，西雅图租管不成，但我认为主要是支持不足，政府不想管。几个月后，三藩市通过租金管制，法庭说没有违宪。
原则上，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中，人民有税务的责任，换取政府服务。政府的服务如果限于公众事项，除上节所说的还有法庭，而保安当然包括国防军备了。但哪些公众事项应该是政府管治的呢？以柏拉图情况（Pareto condition）的理念来衡量，有些公众事项，因为交易费用过高，不能以金钱价格的准则取舍，投票或独裁决策是可以减低交易费用的。不用价格或市价，用其它准则在不同程度上就总要带出一个政府。
民主投票，没有明确的宪法保障或其它明确的个人权利界定保障，是会容易地侵犯他人的私有产权的。问题是，上节我提到的公寓大厦外墙的维修，其取舍因为投钞票的交易费用过高，要投选票。投选票，我不愿意摊分费用维修，投输了也要服从大众。这有被大众侵占我的产权的形象。其实没有，因为我买公寓时就知道外墙维修是怎样决定的：我的公寓产权早就界定得清楚。
重点是，一旦政府成立了，为了增加政府与压力团体的欲望，公众事项可以伸展到社会所有的资产去。在上节我提到公立学校的例子，如此类推，什么医疗服务，社会福利，年长退休，环境保护，等等，可以由市场处理的，都归纳在公众事项的范畴之内。
私有产权的理念，以经济学而言，要到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才开始搞清楚。但清楚又怎样了？回顾历史，纯真的私产安排是奢侈品。界定与保障私产费用不菲，法治不够严谨可以弱肉强食，可以官、商勾结而夺之，而在民主政制下，政府与压力团体可以公众利益为名，以投票作武器而削之。
民主投票的困难还有布拉克（D。 Black）与阿罗（K。 Arrow）提出的难能定律（impossibility theorem），众所周知，这里不说了。不要忘记，投钞票也是一种投票方式。以民意取舍定民主，没有一种票能比钞票来得准确、可靠。我买苹果你不买，是我投钞票胜了你。困难是投钞票要有私有产权的界定与保障，订价的费用不能过高，而不够钱就不能投。
民主投票有问题──有目的之外的效果──经济学者都知道。投票者不是为社会利益，而是为自己利益着眼，加上政客与压力团体的参与，「黑暗政治」（dirty politics）一词家喻户晓。我在这里提出的是从产权与交易费用的一个比较新的角度看，是我走惯了的思路，有没有贡献自己管不。
因为民主有明显的困难，好些经济学者认为仁慈的独裁者（benevolent dictator）是最好的制度。我认为仁慈不必，但明智重要。可不是吗？仁慈的蠢才可能是大灾难，但明智的不可能是暴君。中国的清三代──康熙、雍正、干隆──就有一连三个相当明智的独裁者，大致上国泰民安长达一百三十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