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虚伪的形式-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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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说与“世界”的关系无疑正是我们考察、审视和阐释新生代作家群体的一个重要视角。实际上，新生代小说的全部独特性和“个人性”也自然首先表现在他们对于“存在”的态度以及对于“存在版图”的体认、言说和“绘制”上。对我们来说，新生代作家与其说是以他们的文本在九十年代独树一帜，倒不如说是以他们对于小说与存在关系的个人化的理解以及与这种理解相伴的他们的独特的写作姿态使他们与流行的写作区别了开来。而在我看来，惟一标示新生代作家个性和革命性的写作姿态就是一种“在边缘处叙述”的姿态。对这个汉语词组有两种阅读方法，一是“在边缘处叙述”，一是“在边缘处叙述”，它们分别代表了新生代作家人生和小说的不同方面。一方面，在新生代作家这里“写作”已经被等同于生活本身，他们中的不少人都辞去公职而以写作为生。所谓“在边缘处”既是对他们文本状态的描述，又更是对他们生命状态的描述。在他们看来，小说写作是“作为特殊的精神冲突和难题”的缓释 ② ，甚至有时是用来“克服自己难以克服的某种情绪，为了更好地生活下去” ③ ，而小说的价值是“行走在现实泥土之中的人内心的一种飞翔的愿望” ④ 。这就意味着，小说成了确证他们个体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意味着他们对于小说家作为一个“存在者”对自身生命存在性的警醒、自觉和关注。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觉的小说家必须对小说有某种与其说新的不如说更个人化的理解” ⑤ ，而这种“个人化”本质上也正指向了小说家的生命存在和自我实现。在此，我们看到了小说家的人生方式和小说方式的同构与重叠。新生代作家似乎总是一半在生活中，一半在小说中，小说是生活，生活也是小说，小说写作和作家个体的存在在本质上对应等同了起来。韩东在为朱文的小说集《弯腰吃草》写的《序》中对朱文写作方式的描述其实也可以说正是对于整个新生代作家群体的共同描述，他说：“把握住自己最真切的痛感，最真实地和最勇敢地面对是惟一的出路。朱文的方式就是要不断地回到自己，他从不间断地考察和追问自己的写作动机和文学热情是否真实和纯粹。与其说是完善自身的需要不如说是把自己当成了一条道路、一座桥梁或者一块铺路的石子，那流淌于天上地下的精神洪流从此经过，伤及自身、流血流汗甚至被完全碾碎也在所不惜。这样的写作显然是献身性的。但不因其献身的意义而变得悲壮，同时它也是坚实而痛快的。其中的奥妙谁又能解呢？朱文曾这样对我说：真实的写作将和你的生活混为一体，直到我们相互交织、相互感应，最后不分彼此。这和那些杜撰悲哀和绝望的作家是截然有别的。他们的写作不伤皮肉、名利双收，一面侈谈崇高之物，既虚无又血腥，一面过着极端献媚和自得的庸俗生活。他们把写作看成了成功的一种方式，如果能从其他方面获得更多的成功和回报，放弃写作又有何不可呢？” ① 显然，新生代作家是把对于“存在”无限可能性的开掘和对于小说无限可能性的寻找作为两个相互依存的环节统一在他们的“写作姿态”里的。这种小说方式和人生方式重合的写作姿态不仅直接导致了新生代作家对于自我经验的偏执与坚守，而且也使得他们“在边缘处叙述”的小说理想得以真正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在边缘处叙述”可以说是新生代小说区别于以往的任何小说也区别于同时代的其他形式的小说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在边缘处叙述”意味着对于自我私人经验的强调和对于公众经验的远离，意味着对于小说叙事传统的拒绝，意味着个人化“经验”对于小说技术和观念的全面超越，意味着自由的莅临和自我的重新发现。另一方面，“在边缘处叙述”表现在新生代小说的艺术形态上又体现为一种“返璞归真”的艺术境界的实现。这种艺术上的“返璞归真”当然也主要是针对新潮小说的参照系而言的，在我看来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叙述人的返璞归真。前期新潮小说的叙述基本上是一种贵族化的“高调”叙述，它维系着作家自我的乌托邦情结。而新生代小说中的叙述者则大都被还原为以主人公形态出现的与作者具有生命同构性的世俗性、欲望化的生存个体，更真实也更具有生命意味。二是叙述方式的返璞归真。新生代作家在叙述中已经放弃了文本游戏和技术表演的倾向，而开始返回小说叙述的初始状态，生活的流程和故事的流程紧紧联系在一起。三是语言的返璞归真。新生代小说中的语言已经背离了欧化风格和华丽色泽，方言、口语和本色生活语言构成了新生代文本的主体。新生代作家以朴实无华的文字讲述着一个个当下的生活故事，这些故事具有原初、真实的生命气息和粗糙、质朴的形态。这里既没有游戏化的叙述，也没有艺术上的雕琢和安排，无为而为，甚至比现实主义的叙述还要本分。作为新潮小说的传人，新生代从极端的叙事实验向朴素的“无技巧”叙述的还原、从凌空高蹈的想象虚构世界向直面当下生活的回归无疑是有意义的。它意味着新潮作家创作心态的成熟和艺术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新生代作家主体和自由得到了真正的解放，他们已经不再是技术的奴仆，也不再需要通过夸张的极端的姿态来证明自己了，他们对于“边缘”的主动撤退和坚守本身就已是一种高度艺术自信的体现。
而从这样一种“在边缘处叙述”的写作姿态出发，我们发现，“边缘化”也正是新生代作家的一种最根本的文本叙述立场。这个立场包含着互为因果的四重内涵，即心灵化、个人化、经验化和民间化。在我看来，从“中心”退居“边缘”，实际上就是退回内心、重返个体、立足民间，而对于私人经验的强调以及对于主流或流行价值观念的疏离也都是题中应有之意。从观念和写作革命的意义上说，“民间化”立场对于新生代作家无疑是举足轻重。中国文学近年来一直在探讨和呼唤“民间”立场，但这个问题却一直也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即使前期新潮小说高扬反叛和革命的大旗，他们也只是寻找到了“西方”的立场，而没有或者不愿意回到“民间”立场上来写作。而到了新生代作家这里，“民间化”立场已不再是一个问题了，它已溶入了他们的生命存在和文学存在之中，成了标示他们个性和风格的前提。因为，所谓“民间”立场乃是一种真正个人化的立场。它既无需打破什么，也无需建构什么，而是纯粹回到个人的视点上来观照生活和艺术。作家不企望进入“中心”，无须遵守“中心”的话语秩序，也不靠“中心”的认同来证明自我的存在。主体的解放和创作心态的放松自由是“民间化”的最直接馈赠。而从新生代作家的文本来看，“经验化”立场对新生代小说的影响则又更为直接和具体。这不仅因为“经验”曾一度被新潮作家遗弃和鄙视过，而且还因为“经验”的崭新审美形态直接决定了新生代小说的文本面貌。在新生代作家的叙述中，“存在”无疑首先呈现为一种“经验”，他们正是在对经验自我的偏执和坚守中确立他们小说写作的基本支点和出发点的。他们将小说家的角色从固有的社会期待中解脱出来，而变成一个普通的人，将激情内敛为对生命存在的守望，以经验自我的敏感的触须去触摸生存的真实和本质。 ① 经由作家“经验”的过滤，真实与虚幻的界限已经消弭，心理想象与生活实在的边界不再清晰，过去、现在、未来融为一体，“存在”的可能性和丰富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敞开和呈现。正如张在《一种状态》的创作谈里所说：“在我的感觉上，除了现实和梦幻，我们的生活中还存在着第三种状态，这是一种不能用任何标准去衡量、用任何概念去阐释的非真非假的状态，是一种不确定的、不可知的、若隐若现、随机应变的状态。”“我不能简单地把它们剥离开来。它不像我的朋友所相信的那么虚幻，也不像我妻子所疑心的那般真实。它是一种可能太逼真的状态，又是一种我只能以虚构（或编故事）的方式让你信以为真的状态，一种简单、自然、合理的事实。” ② 在我看来，“经验”对于新生代小说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层面：其一，“经验”表现域的拓展与存在可能性的挖掘。我们当然承认在一切形式的文学作品中都当然地存在着“经验”的因素，但“经验”在文学作品中的呈现方式却是迥然不同的。在新生代小说中，“经验”主要呈现为两种形态：一是欲望化形态；一是私人化形态。就前者而言，何顿、朱文、张、刘继明、邱华栋等人的小说对于世纪末中国社会的欲望化生存表象所进行的多方位的表现和描述无疑是新鲜而有开拓性的，他们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切入了当下社会和当下个体的生命真实和存在真实。何顿对于小中产者积累财富过程中无限膨胀的人生欲望的纪实，邱华栋对于都市“顽主”追逐金钱、游戏爱情的欲望化生命的放大，朱文、张对于知识分子欲望心理的剖析……无疑都是对于我们当今时代的整体生存景观和心理氛围的成功素描。就后者而言，新生代作家文本中的“经验”又完全是一种个性化、私人化的“经验”，它远离公众和集体意识形态的“经验”，特别是在对于具有文化和意识形态禁忌色彩的边缘“经验”的发现和言说中凸现了他们个体的生命存在。可以说，新生代小说的个人化风格首先就直接来自于他们个人化的“经验”。这种“经验”一方面对于公众体验来说是全新的、陌生的，另一方面也是对于我们的既有文学传统的封闭格局的一种打破和拓展，他们使人类的一切“经验”都得到了敞开并从容而堂皇地进入了文学的领地。
第一章在边缘处叙事（3）
在此，韩东、鲁羊、刘剑波等作家的“诗人化”的经验构成了新生代小说“私人化”景观的一个层面，而陈染、林白、海男、徐小斌等新生代女作家对女性“个人化”经验的言说则代表了“私人化”景观的另一个层面。而我们今天所讲的新生代小说的私人化问题其实主要是针对女性作家的文本而言的。陈染从《嘴唇里的阳光》、《在禁中守望》等中短篇小说到长篇新作《私人生活》，都以一种近乎“呓语”式的内心独白体对女性的私人隐秘体验进行了大胆的挖掘和表现。林白在她的《守望空心岁月》、《子弹穿过苹果》、《回廊之椅》等小说中对于女性同性恋、自恋、恋父等尖锐而“边缘性”女性经验的言说可谓率直而大胆，她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则更是在一种“自传式”的氛围中前所未有地凸显了一个女人成长历程中个别的、个人的铭心刻骨的记忆，并由此把女性的奇特经验渲染到了极至。有人甚至认为她们就是依照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埃莱娜·西克苏的“身体写作”原则来写作的，“几乎一切关于女性的东西还有待于妇女来写：关于她们的性特征，即它无尽的和变动着的错综复杂性，关于她们的性爱，她们身体中某一微小而又巨大区域的突然骚动。不是关于命运，而是关于某种内驱力的奇遇，关于旅行、跨越、跋涉，关于突然的和逐渐的觉醒，关于对一个曾经是畏怯的继而将是率直的坦白的领域的发现。妇女的身体带着一千零一个通向激情的门槛，一旦她通过粉碎枷锁、摆脱监视而让这明确表达出四通八达贯穿全身的丰富含义时，就将让陈旧的、一成不变的母语以多种语言发出回响。” ① 我觉得，陈染、林白等女性作家对于隐秘的女性意识、女性欲望、女性躯体等的言说和体认既彻底地呈现了那些被遮蔽的女性经验，又在对于女性这个神秘领地的真正打开中实现了对于生活“可能性”的敞开。实际上，无论是“欲望化经验”还是“私人化经验”，在新生代作家这里都只是寻找和发现生活与存在无限可能性的一种有效的艺术手段。对于“经验”的强调表面上似乎是一种内缩和封闭的姿态，但实质上却是以一种私人化的方式延展了小说的艺术空间。可以说，私人性和经验性正是“存在”的可能性得以凸现的前提，因为生活的可能性既包容了个体的可能性，又只有在个体的可能性身上才能体现出来。韩东是新生代作家中对于存在可能性的表现最专注和突出的一个。虽然韩东把他的小说称为“虚构小说”，但这种“虚构”却又是与“生活”和“经验”紧紧相连的，他表示：“我赞成小说家的写作有赖于他的生活。但我认为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对生活的理解，甚至就是对于‘生活’这一词语的理解。由于对‘生活’的不同理解产生了对小说家的不同要求，他们的作品因此面貌也迥然有别。”同时，他又觉得虚构小说面对的是“生活的可能性”，他相信“以人为主体的生活，它的本质、它的重要性及其意义并不在于其零星实现的有限部分，而在于它那多种的压抑或无限的可能性” ① 。他总是不动声色地把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那种“被湮灭和潜在的可能性”挖掘和呈示出来。无论是表现知青和下放生活的《西天上》、《田园》、《下放地》等具有童年记忆色彩的小说对于历史反本质化的日常性、具体性和细节性的叙述，还是描写充满“自传”意味的校园和诗人生活的《反标》、《同窗共读》、《三人行》等小说在生活的现行逻辑秩序内开拓出“反逻辑”可能性的艺术尝试，抑或在表现普通人生存状态的《房间与风景》、《于八十岁自杀》、《吃点心，就白酒》等小说中对各种不同人物“关系”的透视与剥离，韩东在对他自我个人化经验的理性叙述和呈现中所完成的正是对于生活和文本可能性的双重建构。
其二，哲学化主题的生命性。我不同意所谓新生代作家对于“经验”的强调导致的只是平面化叙述和深度主题丧失的观点，相反，我觉得新生代作家正是在“经验”的帮助下才真正完成了对于八十年代新潮小说哲学化主题的重构与超越。新生代作家显然并不满足于对生活和现实表象的书写，相反，他们倒是时常在他们的文本中表现出了穿越生存表象而直抵生存本真的愿望，这也使得他们的小说对人类生存的关怀总是透发出一种浓重的哲学意味。某种意义上，我觉得，陈染、鲁羊等新生代作家的价值其实正体现在他们对于“存在”进行哲学思索的巨大深度上，离开了对其文本哲学化主题的确认，我们对他们的把握将是片面而不得要领的。不过，不同于八十年代新潮作家的地方在于，鲁羊、陈染等人的哲学性主题不是观念性而是体验性的。他们的小说总是充满一种真实的生存痛感，他们以个体生命经验的方式切入对于存在的哲学追问，根本上超越了前期新潮作家对于西方现代派理念的观念性认同、趋附与模仿，从而赋予了其哲学主题以强烈的生命性和真实性。陈染是当今作家中对于个人化的风格追求最绝对的一个，她宣称：“我以为，在人性的层面上，恰恰是这种公共的人才是被抑制了个人特性的人，因而他才是残缺的、不完整的、局限性的。……我想，应该说，恰恰是最个人的才是最人类的。” ① 在她充满女性自我经验的小说中，对于人类生存之痛的抚摸与言说是尖锐而触目惊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