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回忆录中文版-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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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皱了皱眉头，心想这孩子怎么了？当初经济学原理学的不是挺好的吗？于是摆了摆手：“孩子，我想这个问题不应该出自你的口中，可我还是愿意回答你，不能。”
　　　　格林斯潘忐忑了片刻，还是开口了：“我的上帝，有办法提高水价而通货不膨胀吗？”
　　　　上帝有些后悔：当初应该让撒旦来接待艾伦这孩子。上帝失望的看了看格林斯潘：“孩子，我现在就给你天堂的回程票，直接送你回哥大经济系，你需要重修当年的课程。”
　　　　格林斯潘急了：“等等，上帝，我知道有人能”。
　　　　上帝目瞪口呆：“谁？”
　　　　格林斯潘：“发改委”
　　　　上帝头晕目眩，一夜过后。
　　　　上帝精神抖擞的出现在天堂门口，天使们迎上去：“神，。。。。。。”
　　　　上帝手一挥：“从今天起，别再喊我神，叫我发改委，备车，我九点半要赶到月坛南街开
　　　关于J·P·摩根的书，只要能找到，我也全都读了。他不仅出资重组美国钢铁公司，巩固铁路运营，插手通用电气的组建，而且在美联储诞生之前是稳定美国金融系统的主要力量。他的富有令我为之咋舌——摩根托拉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解体，国会听证发现摩根控制的资产超过200亿美元之巨。我更对摩根所起的作用留下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人人都知道摩根的话就是他手中的债券。1907年，正是他对银行家的个人影响力消弥了一场本会陷国家于大萧条的金融恐慌*。
　　　
　　　*1977年，作为JP摩根董事会的一员，我坐进曾于1907年解决众多金融乱象、位于华尔街23号的会议室内。华尔街23号记载着历史。2003年JP摩根被卖掉，我深感遗憾。
　　　
　　　这些故事就象当年铁路时刻表一样，撩拨着我的心弦。华尔街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地方。我很快做出决定：那里就是我下一步要去的地方。
　　　随着战争接近尾声，未来渐露曙光。1944年通过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案》，退伍军人准备回家进入学校。我开始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肺结核病医生一直给我做定期检查，无论那个黑点是什么玩意儿，反正没什么动静。这一点越来越肯定。
　　我并不是很有把握在金融领域取得成功。1945秋天，我在纽约大学的商业财会学院入学时，已经离开学校两年了，我担心自已不能胜任学业。因此在那个夏季里，我找到我要上的所有大学一年级课本，在入学前一一阅读。令我惊喜的是，第一学期除了两门课得B，其他全得A，接下来所有学期，所有课程都得A。和乔治华盛顿中学那阵子相比，我在大学里是个超棒的学生。　　　　
　　　商学院是纽约大学当时最大、但却最没有名气的部分——它有1万学生，不过人们更多的是把它看成交易学校而不是真正的大学。（有位学院院长骄傲地称之为“一个巨型的教育工厂”）不过，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公允的。我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我涉略了有趣的文科课程，当然，也学习了会计学、经济学基础、商业管理以及银行金融知识。我感到有一股力量牵引着我奔向那些涉及逻辑和数据的学科，于是我通吃高等数学的众多课业。经济学一开始就深深地吸引着我：我沉迷于供需曲线、市场平衡理念和国际贸易演变。
　　　商学院是纽约大学当时最大、但却最没有名气的部分——它有1万学生，不过人们更多的是把它看成交易学校而不是真正的大学。（有位学院院长骄傲地称之为“一个巨型的教育工厂”）不过，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公允的。我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我涉略了有趣的文科课程，当然，也学习了会计学、经济学基础、商业管理以及银行金融知识。我感到有一股力量牵引着我奔向那些涉及逻辑和数据的学科，于是我通吃高等数学的众多课业。经济学一开始就深深地吸引着我：我沉迷于供需曲线、市场平衡理念和国际贸易演变。　　　
　　　经济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头几年是热门课程（惟一更火爆的专业大概是原子物理学吧）。这当中有两个原因。第一，大家都赞赏美国经济在政府决策者的运筹之下，成了保障盟军胜利的工业发动机。第二，新经济制度呼之欲出，新经济秩序正在人们眼前渐渐成形。西方世界的领袖们于1944年7月聚首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为的就是设立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领袖们此次达成共识，照亨利·摩根索的话来说，这标志着“经济民族主义寿终正寝”。共识称：欲保持世界繁荣则必须共享世界，确保贸易壁垒和金融壁垒降低，此乃工业发达之邦之责任也。　
　　　这样做的主要理论基础，来自于剑桥的伟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的杰作《就业、利率和货币通论》为罗斯福新政提供了理论支持，我们上学时都读过。在书中，凯恩斯创建了现在所说的宏观经济学。他极力主张自由市场，顺其自然，不要老为社会画蛇添足；而大萧条时期，发生灾难性就业危机，政府就必须插手干预。
　　当时恐怕难以找出一个比凯恩斯更适合激励青年人想象力的人物了。我的一个商学院的同学名叫罗勃特·卡维许，现任纽约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不久前对英国广播公司说上世纪40年代末的经济学学生肩负着使命：“使我们真正团结起来的是这样一种意识：经济学正在发生嬗变，而我们正处于变化的最前线。那时候，每个学经济学的人都下决心不让大萧条卷土重来。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我们一门心思避免惨剧重演。当时要想找到不受民主党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及其观点影响的人是难之又难的。凯恩斯认为：政府可以在经济事务方面起巨大的作用，并且应该在经济事务方面总揽全局。”
　　怪不得美国人喜欢本土大学学生，甚至最好纽约的大学学生。
　　　尽管鲍勃和我的大多数同学都是狂热的凯恩斯主义者，我却不是。我把《通论》读了两遍——这可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书啊！不过，令我着迷的，是凯恩斯的数学创新和结构分析，而不是他那关于经济政策的观点。我还是伴奏者心理：喜欢把注意力放到技术难题上，我当时并没有宏观视野，对经济政策不感兴趣。
　　我和鲍勃两个人都喜欢古典音乐。课余时间，我们去华盛顿广场公园逛大街看女孩子，没什么女孩子可看时，我们哼起莫扎特钢琴协奏曲互相考问对方：“这是第几号作品？”虽然我不再是职业演奏员了，但音乐仍然是我当时社交生活的中心——我在多声部重唱曲俱乐部里唱唱歌，在管弦乐队里吹吹单簧管，还和人合伙发起了一个名为“交响乐协会”的俱乐部，来宾们每周聚会一次，听听唱片或者聊聊天。
　　　不过，我最痴迷的还是数学。教授们都喜欢勤勉的学生，而我那时忘我学习的热忱，明眼人肯定看得出来。大学三年级夏天，作为一名经济学人，我的第一份有薪工作不期而至。我的统计学教授杰弗里·穆尔——后来曾任尼克松总统任内劳工部统计专员——召我入室并授命我去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拜见一位名叫J·尤金·班克斯的合伙人。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跻身于纽约最古老最庞大最有声望的投资银行之列——W·埃夫里尔·哈里曼，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国务活动家，在为罗斯福总统工作前就是该行无限连带责任合伙人。普雷斯科特·布什，即乔治·H·W·布什的父亲、乔治·W·布什的爷爷，在担任美国参议员之前和之后都曾是这家银行的合伙人。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是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华尔街企业，紧邻证券交易所。那天早上，我去见班克斯先生，是我生来头一次涉足那种地方。蹑足在那些饰以镀金天花板、翻盖办公桌、铺着厚厚地毯的办公室里，就象进入了埋藏古老财宝的密室内部——这对一个来自华盛顿高地的小子来说，有一种惴惴不安的奇异感觉。　　
　　　尤金·班克斯是一位柔声细语、和蔼可亲的瘦高个，三十奔四的年纪，负责为银行跟踪分析经济形势。他郑重其事地坦言，想对美联储的商品销售统计数据进行每周一次的季节性修正——通常要求比政府每月发布的统计数据更为精当。今天，通过键入几个计算机命令，我就可以在几分钟之内构建出他所要求的整套数据。但是在1947年的时候，要构建出这种统计数据就得大费周章：密密麻麻的多组数据一层叠着另一层，得动用铅笔和纸，还有计算尺以及台式加法机进行计算。
　　　班克斯没有交代具体做法，这对我不成问题。我去商学院图书馆查看课本和专业期刊，找到了如何将每周数据进行季节性修正的方法。我收集好相关数据开始工作，偶尔向班克斯确认一下。手工计算和手工制表的工作量是极为繁重的，但我在以后的两个月里坚持着做下来了。班克斯对结果很满意，而我则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知道了季节性修正该起的作用，也学会了如何组织数据得出正确结论。　　　
　　　下一年春天的毕业只是个形式而已。我已经决定留在纽约大学，接受奖学金，攻读硕士学位。可是我还得找份工作才能过日子。我得到两个工作机会，一个来自广告代理机构，另一个来自全美工业会议理事会，我有一个教授在那里担任首席经济师。尽管广告工作比理事会工作薪水高得多——周薪60美元对45美元——我还是选择去理事会工作，认为那里可以更长见识。理事会是由大公司赞助的私人机构。有一种理论认为：有了客观翔实的知识，工会领袖和企业主就会同呼吸共命运。于是，这个成立于1916年的宣传组织，在1920年代转向更为深入更为专业的研究工作。理事会受到两百多个公司支持，包括通用电气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和杨斯顿钢铁公司。长期以来，理事会一直是最好的商业研究私人机构。举例来说，它的经济学家于1913年建立了消费者物价指数，它还是首家研究工作环境安全并关注女性劳工的机构。在有些情况下，它的情报比政府掌握的还要准确。大萧条时期，理事会一直是失业程度的原始数据来源。　　　　
　　　1948年我到职时，理事会是个充满活力的地方，众多的办公室占了一大层楼，毗邻大中央车站的帕克大道上。几十个研究人员坐在一排排的桌子前，而在繁忙的制图室里，设计人员坐在高高的凳子上，对着绘图板，制作复杂精美的报告和图表。对我来说，图书室才是重头戏。我发现理事会积累了美国各行各业半个世纪以来、甚至更早期的大量珍贵数据，还有一柜柜阐述各行业具体运作的书籍。这些收藏覆盖整个经济的方方面面：从采矿业到零售业，从纺织业到钢铁业，从广告业到外贸业。比如有一本名为《棉花盘点客户》的大部头书，就是全美棉花理事会一年一度的调查报告，详尽解说了当时在世界上占主要地位的棉花产业的全面情况。只要你想知道，它可以告诉你关于棉花种类和棉花等级的任何知识，告诉你如何使用这些知识，告诉你制造商在设备、制程和生产率方面互相认可的技术水平。　　　　
　　　图书室内拥挤成堆，没有地方看书，我就把大摞大摞的书抱到我的工作台上。我往往得先把书上的灰尘吹走。首席经济师会指定研究项目，没过几个月，大家就开始把我当成“数据通”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事实。我热切希望掌握那一柜柜书中的全部知识。我阅读了黑心大老板的故事，花了很多时间了解1890年的人口普查，研究了那个时代的火车车厢载货量、内战后几十年内长绒棉的短期价格趋势，以及庞大美国经济的其他种种细节。这可不是什么苦差事——远远不是。令我沉浸在阅读快乐中的书不是小说《飘》，而是《智利铜矿床》。
　　　差不多一入职，我就开始在理事会月刊《商业记录》上发表文章。刚开始的时候，我先根据联邦商务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系列统计数据，写些关于小制造商赢利趋势的文章。我对那些数据的每一细节都作了一番绞尽脑汁的研究，接着，凭着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热情，我宣称“由于小生意可视为经济周期性变化的晴雨表，对小企业制造业的短期趋势和长期趋势之调查尤有助益。”
　　　随后几年里，我的工作劲头更足。有人注意到我的一篇文章，并且在《纽约时报》上加以评论，甚至还提了我的名字。我在纽约大学完成硕士学位，并且稳稳扎扎地继续发表一系列文章，探讨诸如房屋开工、汽车市场、消费信用以及其他当前热门话题。我对自已摆弄数据并言之成理的能力越来越有信心。每次我想从整体上把握经济形势时，总有力不从心之感——那就留给凯恩斯的信徒去做吧——反正我对各个经济部门及其之间的关系了解得越来越多了。
　　　我第一次去莱维敦镇是在1950年的圣诞节期间。当然，此前我从阅读中了解到很多年轻伴侣离开城市去郊区组建家庭，过上拥有自已房子的生活，实现了他们的美国梦。我居住过的地方向来仅限于曼哈顿的公寓住宅，因此莱维敦镇最令我惊叹之处就是它的宁静。房子都很小，但是每所房子都配有带草坪的前后院子，街道宽阔，没有高楼。8000美元就可以买下其中一幢，莱维敦镇看上去象是人间天堂。
　　　邀请我前来共进晚餐的，是我的一位大学朋友、时任纽约美联储银行副行长助理蒂尔福德·盖尼斯。他和妻子露丝、小宝贝女儿帕姆刚从城里搬到莱维敦镇。他的一个同事也在场，此人时年23岁，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刚刚入职美联储，身高6英尺7英寸——这个大个子名叫保罗·沃尔克。
　　　当晚的情景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我们坐在温暖的客厅里，笑语不休，炉火正旺（那幢房子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壁炉）。乐观是当时的主旋律，不仅仅是那个晚上，那个年代总得来说都是如此。美国发展象骏马一样一日千里，合众国经济举足轻重——放眼世界尚无对手。每个国家都艳羡美国的自动装配工厂（我就是驾着新买的蓝色普利茅斯汽车来到莱维敦镇的，是用我做研究工作赚来的钱买的）。我国纺织公司和钢铁公司一点儿也不担心进口货，因为那时根本就没有什么进口货可言。经过二战的千捶百炼，我们的劳动大军有世界上最好的管理者和最熟练的工人。另外由于《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实施，整个社会教育水平迅速提高。　　　
　　不过那年的12月，我们也开始认识到一种刚刚出现的可怕危险。18个月之前，也就是苏联还没有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时候，核对抗的威胁似乎只是嘴上说说而已。然而随着冷战无孔不入，危险眼看越来越真实了。阿尔杰·希斯在一出间谍丑闻中作伪证；约瑟夫·麦卡锡出笼了臭名昭著的讲话——“我手头上就有一份名单，名单上面的205个人是已经暴露的共产党人”；美军已经在朝鲜开打一场“充当警察”的战争，搞得五角大楼手忙脚乱，二战后卸甲归田的陆军师、停飞入库的战斗机和轰炸机重新披挂上阵。大家都不知道这场战争会向何处去。　　　　
　　　那年秋天，我已经入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忙于应付课程和理事会的研究工作（即使在那个年代，作为经济学家要想获得提升，一般也得有个博士头衔）。我的博士导师是亚瑟·伯恩斯，他除了担任全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