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回忆录中文版-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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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十年的征程已然过半。如果不出意外，将会超过传说中田园诗般美妙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市场资本主义——这一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看来运转良好。”就总体而言，这些发展向来范围广大、影响积极。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数以亿计的世界人口得益于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的恢复而摆脱贫穷。诚然，地球上还有很多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里，有大部分人口终于体验到什么才叫富裕，开始向往这个所谓发达国家的专利。
如果说过去25年的故事有一条情节主线的话，那就是重新发现资本主义的威力。市场资本主义在19世纪30年代失败后被迫撤退，国家干预主义因此在整个19世纪60年代甚囂尘上，其后，市场资本主义以强大威力逐渐卷土重来，70年代就已初现峥嵘，时至今日，它已在不同程度上进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商业法规的普及，特别是对财产权的保护掀起全球性创业热潮。这反过来产生了种种机制——即斯密所谓“无形之手”的国际版本——如今暗中引导着这一参与日众的人类活动。
结果就是政府对老百姓日常活动的控制减少，市场力量逐渐取代一些原本由国家掌控的重要权力，很多明令限制商业活动的法规已被取缔。二战刚结束的头几年里，国际资本流动是受控的，汇率完全由财政部长们裁决。那时中央计划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普遍盛行，欧洲的早年中央计划经济遗痕至今依然清晰可辨。市场需要国家干预才能有效运作，这在当时被奉为金科玉律。
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经济政策委员会，由来自24个国家的决策人物组成。在经济政策委员会的多次会议上，只有我和西德的汉斯·提特梅耶极力主张制定基于市场经济的政策。我们在庞大委员会里只是微不足道的少数派。当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斯密的设想的经济模型背道而驰时，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观点取代了亚当·斯密的观点及其古典经济学。凯恩斯提出一个数学上很巧妙的解决之道，来解释为什么经济萧条以及政府消费赤字如何令经济快速复苏。虽然凯恩斯干预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开始盛极而衰，却依然独占鳌头雄霸天下。经济政策委员会内部，大多数人认为——工资由市场决定，而物价由市场决定，既不足也不可靠，需要辅之以“收入政策”。各国的收入政策都不尽相同，但是一般都为各个协会和管理层间的工资谈判设立了指导方针。和今天相比，那个时候的协会要普遍得多并且也更有影响力。决策者们表面上承认收入政策不能全面控制工资和物价。然而，这些指导方针通常以政府监管杠杆为后盾来“劝服”违背者。如果这些方针政策解决不了问题，正式的工资和价格管制往往就会粉墨登场。尼克松总统注定要倒霉，他于1971年实行的工资和价格管制，虽然在一开始大受欢迎，却最终沦为战后发达国家普遍采取干预主义的最后遗迹之一。
在我的早年学习生涯里，我学会欣赏竞争性市场在理论上的优美典雅。自那时起六十年来，我懂得欣赏理论在现实世界里起作用（有时候不起作用）的过程。尤其是我始终有幸和上一代所有重要的经济决策人物互动，并且有无与伦比的机会接触到预测世界趋势的种种信息，既有数字，也有传闻。总结经验，我当仁不让。越总结，我就越欣赏竞争性自由市场的美好力量。的确，说到加强法治并增进财产权的地方却无法取得物质繁荣的例子，除了少数另有隐情的例外，我还真想不出。
自由竞争无拘无束，但其分配报酬的正当性一直广受质疑。纵贯全书，我认为人们始终对市场力量抱着矛盾心情。竞争使人焦虑，因为竞争市场产生成功者和失败者。本书将审视快速变化的全球化经济与永恒人性之间发生碰撞的枝枝蔓蔓。过去250年的经济成就正是这种碰撞挣扎的结果，而焦虑不安也正是这种快速变化的后果。
我们极少仔细研究经济活动的主体，即人类自身。我们是什么？我们的天性中有什么东西是历时不移经久不变的呢——我们又有多少判断力和自由意志进行学习和行动？自从第一次懂得问这些问题，我就一直对其答案孜孜以求。
我在全球各地旅行了差不多六十年，发现人们表现出显著的相似性，远非文化、历史、语言及偶然性所能解释。看得出来所有的人都与生俱来地努力追求自尊，而自尊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他人的认同。这种努力追求决定了大多数家庭把钱花在哪些东西上。不久的将来，哪怕人们有技术能力在电脑空间里各行其事，对自尊的追求也仍将促使他们在工厂和办公室里并肩工作。人们有和他人互动的内在需要，其本质就是要得到对方的认同，无人可以免俗。真正的隐士是罕见的心理失常者。至于什么东西能增进自尊，则取决于知识的渊博程度或者自觉的价值取向，无论对与错，生命因此而充实。失去那些每天指导我们做出众多选择的价值观，我们将一事无成。对价值观的需要是与生俱来的，但价值观的内容则不是与生俱来的。这种需要是由我们内心深处先天的道德感所要求的，是大多数人寻找宗教指引的基础，数千年来人类信仰了数不胜数的宗教。部分先天的道德操守是正义感和公平心。对于什么是正义，我们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没有人能免去作出正义判断的内在需要。这种内在需要是法律统治任何一个社会的基础。我们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要求人们对自已的行为负责。
谢谢f498360217的支持！此次经济危机爆发后，批评格林斯潘的言论不绝于耳，包括很多新书，都是针对格林斯潘而作的。格林斯潘在危机爆发后，曾在国会严责之下，部分认错。然而，前不久，格林斯潘却又放话说，此次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和他的政策没有必然关系，而且这是谁也预料不到的。
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一片批评指责声中，各国的救市方案或办法全是格林斯潘在任时那一套，而且幅度更大，强度更甚。
个人认为格林斯潘其实早就预见到了此次危机，甚至连危机爆发时间（可能在三年之内）都已指出。其自传书名《动荡年代：勇闯新世界》不仅是表明过去数十年里，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金融世界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昭示着未来的动荡岁月。这一点，格林斯潘表达得十分明确，绝不是“美联储式”的含糊声明。
不知媒体出于什么目的，说格林斯潘回忆录的前半部可读性强，后半部是陈词滥调。其实，对我国读者来说，其书的真正价值在于后半部，通读之后，令人有醍醐灌顶之感。愿达人识之。
经济学家们一定要做人类天性的学生，尤其是热望和恐惧。热望是对人生的礼赞。只有觉得人生是快乐的，我们才会想办法活下去。令人遗憾的是，猛然迸发的热望会令人忘乎所以，而当大祸临头，热望则变成恐惧。恐惧是我们所有人对威胁的自然反应，直指先天习性的最深处，即生存的欲望。这也是众多经济反应的基础，特别是感觉欠佳时，风险厌恶抑制我们投资和交易的意愿，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把我们吓得离开市场，造成经济活动严重下降。
人类天性的一个主要方面——人类的智能水平——与我们成功获取生存资料大有关系。正如我在本书末尾指出的那样，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拥有最尖端技术的经济体里，平均来说，人们每年每小时的产值增长率似乎不能超过3％。显然，这是人类创新活动提高生活水平的极限速度。要做得更好，我们看来还不够聪明。
许多人对我们目前所处的新世界感到很恐惧，其中，维系原先身份和安全的稳定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在快速变化的地方，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备受关注。这确确实实是一个动荡时代，急功近利，道德缺失，一味降低打破旧秩序的人力成本。面对不断整合的全球化经济，地球人面临着严峻诀择：要么拥抱开放市场和开放社会所带来的全球利益、摆脱贫困、提高技能、心系正义原则过上更有意义的生活；要么拒绝机遇、死抱本土主义、部落文化和民粹主义以及每个群体身陷重围乱抓救命稻草时的种种“主义”不放。在今后的几十年里，我们将面临巨大障碍，能否超越障碍取决于我们自已。对美国人来说，向世界高技能劳动力敞开国门并着手教育改革，将是我们政策议程上的头等大事，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医疗保险危机找到一条出路同样迫在眉睫。在书末我会回顾一些主题。在最后一章，我断言：尽管人类有很多缺点，但是我们面对逆境永不言弃，终将成功，这并非偶然，这种执着深蕴于我们的天性之中——几十年来，这个事实一直鼓舞着我，我对人类未来充满乐观。
一 都市少年
如果您去曼哈顿西区，搭地铁北线，经过时代广场，中央公园和哈莱姆区，您便到了我从小长大的街区。华盛顿高地差不多正对着曼哈顿岛另一头的华尔街——那里不远处有一片草地，据说彼得·米纽伊特当年就在那个位置以24美元的价格从印第安人手里买下曼哈顿（现在那里有一块纪念铭石）。
街区几乎全是低层砖结构公寓，住满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蜂拥而来的犹太移民，还有一些爱尔人和德国后裔。我父母的家族，即格林斯潘家族和戈德史密斯家族都是在世纪之交来到美国的：格林斯潘家族来自罗马尼亚，戈德史密斯家族则来自匈牙利。这里的大多数家庭，算我们在内，都属于中下阶层，不象东部下城区的犹太人那样赤贫如洗。大萧条时期最艰难的那几年，我正念小学，哪怕那会儿我们也用不着饿肚子。我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亲戚过得很苦。我甚至还有零花钱呢！一周25美分。
我是独生子，1926年出生，父母旋即离婚。他们分手时我还不会记事。我的父亲赫伯特搬回他从小长大的布鲁克林区。他和他的父母生活在一起直到后来再婚。我留在母亲罗斯身边，她把我养大。尽管她那时只有26岁而且非常迷人，但她用回娘家姓，终身不再嫁。她在布朗克斯区的路德维格…鲍曼家具店找了份售货员的工作，并且靠这份工作度过了整个大萧条时期。她量入为出，很会过日子。
我母亲在五兄妹中排行最小，因此我们是一个大家庭的一部分。我的表兄表妹及舅父舅妈和我们亲密相处，弥补没有父亲没有兄弟姐妹的缺憾。有段时间，我和母亲与外公内森、外婆安娜住在一起。戈德史密斯们是一大帮充满活力的音乐爱好者。我的舅舅默里是一位钢琴家，能视唱最高难度的名曲。他改名为马里奥·斯尔瓦，从事娱乐业，并与人合编了一部百老汇音乐剧《爱之歌》，是关于作曲家罗伯特·舒曼的。他后来进军好来坞，《爱之歌》被拍成了电影，由凯瑟林·赫本和保罗·亨里德领衔主演。每过几个月就会有一次家庭聚会，我舅舅当场演奏，我母亲当场献歌——她有一付动人心弦的女低音嗓子，喜欢模仿百老汇女演员、专唱伤感恋歌的女歌手海伦·摩根，后者以广为传唱的《女之耽兮》（译者注：此歌英文名为Can’t Help Lovin Dat Man，咏唱痴情女子守望绝情男子之苦情）闻名于世。另外，我母亲平静地过着围着家庭转的生活。她乐观平和，根本不是什么知识份子。她的读物是一份叫《每日新闻》的小报。装点我们起居室的是一架小型平式钢琴，而非书架。
长我四岁的表兄韦斯利更象是我的一个亲哥哥。上世纪30年代初的夏天，他家在一个叫爱基米尔的街区租了一座离海不远的房子，地处皇后区最南端。我和韦斯利为了硬币搜遍海滩，斩获颇丰。虽说时值深度大萧条，人们依然大大咧咧地来到海滩，随身携带的硬币，有不少掉进了沙里。这项爱好留下的惟一后遗症便是——我养成了低头走路的习惯。如果有人问起，我便回答说：“我在找钱。
但是没有爸爸这一点还是令我的生活若有所失。每过一个月左右我都会搭地铁去布鲁克林区见他。他在华尔街为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做经纪人，或者按当时说法做掮客吧。他是个瘦高个的英俊男子，看起有点像吉恩·凯利（译者注：一位美国电影演员、舞者、制作人、导演与歌手，曾经主演过许多知名电影，是美国电影史上相当重要的一位演员，1962年他执导了《冷暖心声冷暖情》Gigot，描写好心肠的哑巴收留饥寒交迫的私娼母女的遭遇，悲欢交错，十分感人）而且装得还挺像。不过他一辈子都没有赚过什么大钱。他和我说话时总显得笨嘴笨舌，搞得我也很狼狈。可他是个聪明人，1935年我9岁时，他写了一本名叫《复苏在望》的书献给我。他预测罗斯福新政会令美国经济回到旧日好时光。他郑重其事地为我题赠了一本书，题辞如下：
致儿子艾伦：
这第一本书是在对你的思念中写成的，愿它能引出一本又一本络绎不绝的著作。当你长大成人，回首今日，解读书中合乎逻辑的预见，便可以开始自已的相关研究。
你的父亲。
在我任职美联储主席的那些年里，我经常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大家都说：原来在国会议员面前作神秘发言的功夫是有遗传啊！不过，当年我才9岁，完全不知所云。我看了看书，读了几页，就把它丢到一边去了。
我对数字的天生喜爱可能的确得自于他的遗传。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就以我为荣，经常当着亲戚的面故意问我：“艾伦，35加92是多少？”我心算后报出答案。接着她用更大的数字考我，然后又考我乘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尽管早就小有名气，我却不是一个自信的男孩。我母亲每每在家庭聚会上大放光彩众星捧月，而我常常向隅而坐落落寡欢。
9岁时，我成了一个极其热心的棒球迷。波罗球场举足可到，因此附近的孩子们有空常去观看巨人队的表演。我特别喜欢洋基队，不过要去洋基露天体育馆得坐地铁，所以我主要从报纸上了解他们。1939年前，纽约的体育比赛广播节目没有正式开通，但是1936年的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倒是广播了的，我发明了自已的方法来记录队员们的个人成绩表。我总是使用绿纸，按照我精心编制的代码，把每场比赛每次投球一笔一笔全都记录下来。我的头脑那时候象张白纸，写满了棒球比赛数据。时至今日，我仍然能背出那场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中洋基队选手的出场顺序，以及他们的位置和击球率。（那是乔·迪马吉欧崭露头角的赛季——他的击球率是0。323——并且洋基队以4比2击败巨人队）我通过计算击球率学会了分数：3比11是0。273，5比13是0。385，7比22是0。318。4比10以上转成分数我就没有这么得心应手了，因为几乎没有击球手的成绩能超过0。400。
我想自已当球手。我在街区球队做球手而且打得还挺不错——我是个左撇子，加上身手敏捷反应迅速，我成了一名防守严密的一垒守垒员。时光荏苒，我十四岁了。那帮大孩子中有个人大概18岁吧，他对我说：“以你现在的进步速度，你迟早有一天会进入全美职业棒球联合会。”不用说，我激动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