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回忆录中文版-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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谒募竟谏苤担℅DP）年率增幅将轻松超过4％，若属实，则将为2006第一季来的最快增速。
原油：沙特石油部长预计原油需求将逐渐稳步增长，阿尔及利亚石油部长表示，OPEC应维持原油产出不变。
策略
l 美元：因为欧元区的数据疲软，加上美国数据的重大利好，；令美元进入加速上涨通道。
原油黄金：伊朗越界占领伊拉克油井的消息引发了市场的避险情绪，推动美元的反弹。伊朗和伊拉克的冲突可能会刺激油价上升，我们会继续关注事态的进展以及对黄金价格的影响。
l 今日操作提示：
上方阻力位：1090 1100 1110
下方支撑位：1070 1075 1082
操作区间：1070…1110
建议在下行突破1080可追空，止损于1082，目标利润1075 1070水平。
建议在1090水平沽空，止损于1095水平，目标利润1080水平。
我应该有兴趣在他的新政府里任职的——虽然我此前对在政府里做事持怀疑态度。我转而认为，有时候在华盛顿做点好事是有可能的。我本该珍视当财政部长的机会。不过，早些时候，当我被问及是否加入他的竞选活动时，我回答说不加入。我想，自已身为经济顾问团主席是不适合参加的。某些政府官员——国务卿、检察长和经济顾问团主席——我觉得，不应该卷入到竞选政治中去，因为他们掌管着本该为两党提供相同信息的公共机构。总统认为我做得对。
然而，当福特准备好与吉米·卡特一较高低的时候，我无意中提供了后来在整个竞选活动中被用来反对总统的流行用语。76年竞选中，复苏是否夭折是经济方面的中心议题。经过当年第一季度极其快速的增长——年增长率虎气十足、高达9。3％——之后，经济突然冷却下来，到夏天时，增长率不到2％。从经济学家的立场来说，这很稀松平常。因为现代经济涉及到如此多的“运动部件”，平稳加速和减速都是很少见的，而这一次所有主要指标——通胀、失业率和诸如此类的指标——看上去很不错。
我在8月份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摆出这个事实。用图表演示这次复苏和以前的多次复苏相互印证的。“典型方式就是前进后停顿，再前进再停顿，”我向他们说道：“现在我们就处于一个停顿期。但是复苏的基调坚固未变，没有即将恶化的迹象”。这些评论，经由新闻秘书罗恩·内森转述给了媒体，却成了批评总统的口实。在他们听来，“停顿”是政府当局承认“我们失败了”的委婉说法。
霎那间，1975年初的争论风云再起，福特再次处于重压之下——从国会乃至到他自已的竞选团队——指责他抛弃了对长期发展、持续复苏的承诺并阻挠了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那年的总统辩论中，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单刀直入：“总统先生，国家现在正处在您的顾问们所说的经济停顿期。我想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听起来就象是文过饰非的措辞，低增长、高失业、停顿水平高了又高、扣税后的工资低了又低、工厂收益少了又少，解雇员工多了又多。难道这不是糟糕透顶的记录吗？难道您的管理当局不该为此承担责任吗？”福特不愠不燥，坚定捍卫他的成就，历史证明他是对的：经济会在下一个整年里加速增长。但是，当这一切水落石出的时候，选举日足音已远，福特早就以微弱劣势输给了吉米·卡特，只差那么150万票而已。此后多年里，亨利·基辛格常常揶揄我说：“你的停顿之说没有错。只是碰巧遇上总统选举就大谬不然了。”
1977年1月20日，吉米·卡特荣登美国第39届总统之位。他站在国会大厦前宣誓就职的时候，我正在返回纽约的午班车上。
四 平头百姓
站在输家一边的日子从来都不好过。不过，我还是找了很多理由，心情舒畅地返回纽约的家中。汤森—格林斯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我的服务。各式各样的机会之门都向我敞开了，只要时间允许，我会尽可能多地接受我感兴趣的任务。我重新加入了《时代》杂志的经济学家委员会和布鲁金斯经济活动问题研究会，与沃尔特·海勒、马丁·费德斯坦、乔治·佩里以及阿瑟·奥肯这些人共事。我加紧了演说活动，每月在各个公司、管理团体和各种协会里露面两三次，主要谈谈相关业务和经济前景。
我还发现人们争着邀请我担任公司董事，请我加入董事会的有：美国铝业、美孚石油、JP摩根、通用食品、大都会美国广播等公司。人们为财富500强企业的董事会服务是有多种原因的，不过对我来说，主要原因在于：身为董事我，可以借此机会了解那些耳熟能详但却一直以来都是一知半解的经济运作内幕。就拿清凉维普（译者注：一种脱脂蛋奶水果甜点）和波斯特玉米片来说吧：我是成为通用食品公司的董事后，才知道食品加工业是怎么运作的。汤森—格林斯潘公司曾对小麦、玉米和大豆市场作过大量分析，但是从来没有涉及到商业广告里和超市货架上举目可见的种种食品。比如，通用食品公司当年拥有头把交椅的“麦氏”咖啡品牌，那时的人还没有为星巴克所倾倒。我惊奇地得知，麦氏咖啡的主要竞争对手不仅来自于别的咖啡，也来自于汽水和啤酒——商人们相互竞争，都想在国人的胃口里分得一瓢羹。我感到非常贴近通用食品公司的商业发家史——公司仍然保留着创立者的烙印，那便是女继承人梅茱绿·美瑞葳氏·波斯特。当年她才27岁，父亲就撒手人寰，留下她打理家族生意波斯塔姆谷类食物公司。她有四任老公，第二任老公是华尔街金融家E·F·赫顿。她和赫顿一起把波斯塔坶公司建成了通用食品公司。我加入董事会时，她已经过世好几年了，不过他们的独生女，女演员迪娜·美林在公司里举足轻重。
研究了多年的经济之后，我仍然弄不清楚某些公司究竟大到了何种程度。美孚石油，1977年的销售额高达260亿美元，在财富500上名列第5，其运营无所不在——北海、中东、澳大利亚和尼日利亚。我和其他董事参加第一次晚宴时，发表了祝酒词，其中有一个只有经济学家才能欣赏的笑话：“我在这里感觉宾至如归。美孚石油和美国政府是同一个数量级的——财务报表上的数字0。1代表着1亿美元。”
在我加入的所有董事会中，JP摩根的董事会对来我说是最有意思的。JP摩根在当时算得上首屈一指的银行——摩根担保——的控股公司。董事会简直齐集了美国当时的商业精英：IBM的弗兰克·卡里、伊斯曼柯达的沃尔特·法伦、金宝汤的约翰·多伦斯、伯利恒钢铁的刘易斯·福伊——加上我。我们会在华尔街23号开会，那是J·P·摩根在美国金融界呼风唤雨的时代里亲自建成的。在堡垒似的大厦正面，1920年的一次恐怖爆炸形成的疤痕依然清晰可辨。那是个繁忙的中午，整整一马车的炸药和榴散弹在银行前面被人引爆，炸死炸伤了几十个人。这起爆炸是无政府主义者干的，但是一直没有破案。大厦里面，公司保留着原有装饰，有着高高的天花板和有案头隔间的豪华桌子。我第一次坐进董事会议室里时有点心怯。董事会桌前的墙上高悬着J·P·摩根的肖像画，我碰巧被安排坐在其下，一抬头便看见他直目注视着我。
您可能以为运营摩根公司的人是靠家族谱系论资排辈的。相反，公司实行的是任人唯贤的政策。1980年代升任CEO的丹尼斯·韦瑟斯通便是一个好例子。丹尼斯从未上过大学，他从一所工艺学校毕业后就在摩根银行伦敦分行做交易员。他的成功很难说是各种裙带关系的结果，因为他确实一无所有。
在摩根董事会里任职，是了解国际金融运作内幕的绝好机会。比如，月复一月，银行都说在货币交易上持续获利，我对此迷惑不解。我知道由于外汇交易市场风风火火，预测主要货币汇率和预测硬币正反面的准确度是一样的。后来，我当面质疑管理层说：“看吧！先生们。我所知道的研究都说无法在外汇交易中持续获利。”
“说得对，”他们解释道：“但是我们并不是靠预测汇率走势赚钱的。我们是做市商，不管汇市如何变化，我们收取卖价和买价的价差。”就象今天的eBay网一样，作为中间人，他们拿走当次交易的一小部分钱，但是他们在大量的交易里都这么做。JP摩根的国际顾问团里有一个名叫苏莱曼·奥拉扬的沙特富翁。他是一个比我大几岁的企业家，早在1940年代为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阿美石油）开卡车起家。很快，他就转行做生意，除了别的商品，他还卖水给钻探工人并提供其它服务。从此以后，他开始多元化之旅，进军建筑业和制造业。他也是把保险业引入沙特王国的第一人。
当沙特阿拉伯把阿美石油公司国有化并控制本国石油的时候，奥拉扬已经极其富有。后来，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兴起，他转战美国，染指银行业。他不仅在JP摩根，也在大通银行、梅隆银行、信孚银行和其他四、五家大名鼎鼎的银行购买了1％股票。我和他们夫妇处得很开心，他的妻子玛丽是个美国人，他俩是在阿美石油公司工作时结识的。奥拉扬甚至比我还要象一块吸收信息的海绵——他老是问我美国经济各个方面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为什么涉足美国银行业。有一天，我恍然大悟：原来呆在摩根董事会里，他就可以对石油美元（译者注：石油美元是指上世纪70年代中期石油输出国由于石油价格大幅提高后增加的石油收入，在扣除用于发展本国经济和国内其他支出后的盈余资金。由于石油在国际市场上是以美元计价和结算的，也有人把产油国的全部石油收入统称为石油美元。）的流向更为放心。当年美国银行的一个主要业务就是吸储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欧佩克成员国的石油利润，然后找地方——主要是拉丁美洲——把钱借出去。欧佩克不想让它的盈余资金冒种种投资风险。不幸的是，众多银行最后都这么干了。
从福特政府回到纽约后，我继续和1975年在华盛顿期间结识的芭芭拉·华特丝约会。我是在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举办的一个午茶舞会上和她相逢的。第二年春天，我帮助她通盘考虑了一个非常棘手而又备受瞩目的事业决定：要不要离开NBC的《今天》节目、加盟ABC的《新闻》栏目？她在前者工作了12年并成长为一个深受欢迎的联袂主持人，而后者可以让她成为电视晚间新闻的第一女主持人。为了吸引她，ABC开出了破记录的薪酬天价：年薪100万美元。正如各位所知，她最后选择跳槽。
我不害怕女强人，事实上，我现在和其中的一位结了婚。我所能想到的最无聊的活动就是和头脑空空的人约会——这是我当了多年单身汉吃尽苦头后才明白的事。
认识芭芭拉之前，我通常是和其他经济学家共进晚餐、在探讨专业问题中度过晚上的。芭芭拉则不同，她一直和新闻、体育、媒体以及娱乐界的名人们打交道，采访形形色色的人物，从朱迪·加兰到玛米·艾森豪威尔，从理查德·尼克松到安瓦尔·萨达特。她在商业演出方面也大有来头。她的父亲卢是一家上流夜总会业主兼百老汇制片人。他在曼哈顿和迈阿密的“拉丁区”夜总会，象1950年代和1930年代的斯陶克夜总会一样大名鼎鼎，或者用当时（译者注：这里的“当时”和下文的“迪斯科时代”同指上世纪70年代末80的年代初、作者和芭芭拉约会时）的话来说，和迪斯科时代的54播音室有得一比。
在我们约会的那几年，以及此后岁月里（我们一直保持了好朋友关系），我在很多派对上都做芭芭拉的护花使者，由此，遇见了很多本来我一辈子都不会碰面的人。我常常想食物美味而交谈乏味。当然喽，他们对我可能也是如此评价。商业经济学家确实不是“派对动物”（译者注：指聚会迷，超级爱玩）。
即使如此，我确实建立起一个很棒的朋友圈子。芭芭拉在她家为我举办50岁生日派对。现在想起来，来宾们都是我的纽约朋友：亨利和南希基辛格夫妇，奥斯卡和安妮特德拉伦塔夫妇（译者注：美国著名时装设计师）；费利克斯和利兹罗哈廷夫妇（译者注：美国著名金融家）；布洛克·亚士多（我当她是75岁的孩子）（译者注：社会名流，女慈善家，后来在104高龄被亲生儿子软禁与虐待）乔和雅诗兰黛夫妇（译者注：著名化妆品牌创始人）亨利和路易斯格伦沃尔德夫妇（译者注：《时代》杂志总编辑）“庞奇”和卡萝尔苏尔兹伯格夫妇（译者注：庞奇是《纽约时报》发行人亚瑟·奥克斯·苏尔兹伯格的外号，意思是“穷追猛打”），以及戴维·洛克菲勒。时至30多年后的今天，我依然和他们中的很多人保持着友谊。
无庸置疑，芭芭拉的社交网络扩展到了好莱坞。每年，我都会因为生意上的事去洛杉矶5、6次，杰克·班尼、格劳乔·马克思、汉尼·杨曼和其他喜剧演员曾每天中午在那儿召开圆桌会议（罗纳德·里根也是山顶俱乐部的会员）。我和传奇色彩的制片人卢·沃瑟曼聊了一阵子，便有所了解传媒业是在为汤森—格林斯潘的客户威廉莫里斯经纪公司打工。我屁颠屁颠地跟着芭芭拉去参加比利佛山庄的派对，在那儿我感觉完全格格不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瞬间：苏·蒙格丝在她为杰克·尼克逊举办的派对上，走到我面前给了我一个拥抱。她是迄今为止好莱坞最有影响力的经纪人，替诸如芭芭拉·史翠珊、史蒂夫·麦昆、吉因·哈克曼和迈克尔·坚这些大牌明星代言。“我知道您不记得我，”她开口道。然后，她解释说，当年她13岁，我15岁，我们常常和其他华盛顿高地的孩子们在河滨公园的墙上游逛。她说：“你从来就没有拿正眼看过我，而我的目光一直追随着你。”我不禁哑然，我15岁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默默无语。
尽管这一切令人眼花暸乱，我还是留了个心眼关注华盛顿的动向。吉米·卡特不需要我，我们只见过两三回，而且话不投机。（当然啦，我曾在福特政府里任职，而他把福特打下了台）不过，退居纽约之后，我看到政府里有了很多令人欣慰的变化。当局和国会所采取的很多举措正是我本来要极力推行的，如果我在那儿的话。
最重要的是，卡特政府继续推行发韧于杰瑞·福特任内的解除管制运动。1978年，泰迪·肯尼迪提请的航空业解除管制议案通过了。（在这次事件中，肯尼迪的得力助手是从哈佛法学院请假出来的斯蒂芬·布莱耶，他后来成了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也成了我的好朋友）从那以后，国会有条不紊、逐步解除了电讯业和其他6个行业的管制。解除管制的深远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民主党方面，民主党由此结束了劳工力量在其内部的支配地位，转而向商业力量开放自已了。然而，尽管这些变化如此重要，卡特总统对此却几乎没说什么赞誉之言，这主要是因为他的个人风格所致。卡特不象里根那样懂得激昂地陈述经济重建的成就，而是表现得犹豫不决、无精打采：似乎他所作出的改变，是由于情势所逼不得不做的结果。
经济并没有如卡特所愿良好运行。自福特任内开始的复苏余荫，卡特政府只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