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起落叶好过冬-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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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也不比老高德曼少。更何况，对于斯坦芬先生来说，他是亲眼看到了凶手，指认了凶手，却眼睁睁看着被陪审员们放跑了。
　　这个案子虽然不那么复杂，却和著名的辛普森案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
　　两个案子都是跨种族的谋杀案。被谋杀者都是白人，被告都是黑人。两个案子的检方分别都有相当强的证据。在辛普森一案中，是在被告家中取得了大量物证；在此案中，检方掌握目击人证和被告的认罪书。两个案子的辩护律师，都以控告警方诬陷为辩护依据。在两个案子中，对黑人的种族歧视都成为辩方律师的辩护策略之一。而且，在这两个案子中，警察的所谓“诬陷被告”都没有确凿证据。最后，两个案子的被告都被判定罪名不成立，当场开释。对于受害者，“正义”似乎都没有通过这场刑事审判得到“伸张”。
　　辛普森案件的刑事审理部分，发展得如司法百科全书一般包罗万象，使得其他案子的审理，相比之下都黯然失色。再介绍这个相似的案子，好像没什么太大意思了。可是，那名大学生的问题在触动着我。她是一位读辛普森案的读者，在提出问题的时候，她刚刚放下书本。作为一个法律系的学生，她也应该比其他读者更容易抓住要领。在她读的书中已经提到，在刑事案件中，原告方是政府，力量强大。也提到：对辛普森是否有
　　星期日早晨的谋杀案
　　罪，从民众到法律专家，其实一直都存有分歧。她的问题在书中应该能够找到答案。那么，我在想是什么原因使她下意识地忽略她刚刚读到的内容，固执地认为受害者的权利被忽略、无人为他们伸张正义呢？
　　人们有普遍的、同情受害者的天然倾向。在有一定证据的嫌疑者出现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倾向于看到“证据被坐实、被告被定罪”。不然的话，就是“正义没有被伸张”，因为被告一放，就连“伸张”的“希望”都消失了。但是，把大学生的问题简单归结于这样的倾向，并不公平。
　　在辛普森一案中，检方失败的关键，是作为主要证人的警官，在法庭上作了伪证。但深究他的伪证，那只是有关他个人私下对黑人的非议。整个审理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可以被证明是直接与案件证据相关的伪证，更没有警察诬陷的直接证据。仅仅据此，被告就被陪审团开释。这确实叫读案子的读者，无法轻易接受，咽下这口气。
　　那么，我们回到这个“星期日谋杀案”。在这个案子中，检方的关键证据之一，只是处于“争执”状态。检方的警察证人，甚至没有任何证词，被证明是伪证，就连间接的都没有。警方与被告，即检辩双方的证人，只是互指对方为伪证，却都无法落实。而检方拥有的人证依在，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告仍然被放走了。
　　假如这个故事像辛普森刑事案一样到此结束，它就不是辛普森案的脚注，而只是一个翻版了。
　　被告布兰登被当庭释放，在当地自然也引起一阵波澜。对于律师来说，目标就是胜诉。胜诉之后只需开香槟庆祝即可。后面的事情和他已经没有关系。可是在这个案子之后，我们没有看到辩护律师麦克吉尼斯过分地喜形于色，电影画面甚至出现了他沉重的背影，所配的
　　画外音是他在法庭结辩的一段话：“现在，仍然有一个携带武器的罪犯，二十岁到二十五岁之间，他逍遥法外，还可能伤害更多的人，其原因是寻找真正罪犯的工作，在应该做的时候没有人做。”他并不满足于自己职业上的胜利，额外地开始了判决之后的进一步调查。
　　几个月后，他终于了解到，有一名黑人少年曾透露了他自己是凶手，那也是一名高中生。最后收集的证据终于足以导致此案重开。这名被告不仅被起诉，并且在审判后，因有确凿证据，被陪审团判定罪名成立。受害人的正义终于延后地得到伸张。
　　最后影片有短短的几秒钟，似乎是放慢了的镜头，却是我觉得最动人的瞬间：看上去仍然性格内敛的布兰登，牵着他心爱的短尾巴的大黄狗，自由地在街上散步。
　　在这个时候，此案成为辛普森案的一个脚注。
　　当一个人作为被告走上法庭，总是存在一些不利于他的人证物证。当被告呼冤，否认自己犯罪时，法庭程序惟一能够做的就是提取和分析证据。证人提供伪证不仅等于是有意陷害他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陷人于死地。容许伪证也就毁坏了整个司法程序的基础。因此，在美国伪证罪是可以重判的罪行。它追究的是伪证，即在法庭的誓言之下说谎的行为本身，而不分析其谎言内容是否有关紧要。这就是克林顿总统为一句看上去无关大局的谎言差点被弹劾的原因。
　　可是，从星期日谋杀案中我们看到，伪证者往往心存无法查证的侥幸，加上保护自己的本能，不论司法制度对伪证的惩罚多么严厉，伪证依然频频出现。在此案中，虽然被告被还以清白，几名警察直至今天仍然否认他们打过布兰登。但是，假如要对他们提出“违法刑讯逼供”的刑事诉讼，仍然难以定罪。因为在这个时候，他们
　　星期日早晨的谋杀案
　　就成了被告，定罪同样需要扎实的证据。


星期日早晨的谋杀案（5）


　　在此案中还可以看到，不仅可能存在有意的伪证，还可能存在“受害人指认错误”这样无心造成的错误证据。不要说可能有两个人同名同姓，长相相像——在这个案子中，我们看到被定罪的凶手和布兰登长得一点不像。可是一个高龄老人，处在惊愕之中，错认是可能的。
　　这个案子的陪审员们，都是平常百姓，做的是和许多其他陪审团一样的事情。他们是在众多矛盾中平衡证据，猜测事实。必须承认，许多案子就是这样，没有如愿出现铁定的、不可动摇的证据。只要开庭时被告否认有罪，法庭最大的矛盾就已经成立，那就是检察官的指控和被告的无罪宣言。假如缺乏无可置疑的证据，美国的陪审团，根据我们前面提到的“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
　　原则，一般就是放人。这样的“放”，当然有“错放”的风险，可是，假如不是这样，无数布兰登就必须含冤在狱中了却终生了。
　　我看到过很多陪审员在工作结束之后，描述自己作出的判定选择时，心里如何充满矛盾，久久无法安宁。这就是司法判定必须面对的最基本事实：不是每一个案子都是铁证如山的，也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司法制度，能保证百分之百地明辨是非。因此，不能过度地追求审判台上的“正义伸张”。必须承认有“不能伸张”的时候，在那样的时候，不能追求“破案率”。因为误判更是双重的非正义——冤者入狱，而真正的罪犯却逍遥法外。
　　也正是这种事实上经常出现的权衡证据的困难，不仅造成陪审员沉重的心理负担，也造成一些无辜被告和家属的无助感觉。社会中总有一些人会被牵入官司，这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部分。就像在日常生活中，灾难可能随时发生、人会产生无助无力的感受，这都是民众中宗教感情的
　　自然源泉。在这部纪录片中，我们多次看到布兰登一家在各种场合祈祷。这让大家更真切地体会到，司法公正不是绝对的，不是你想要伸张正义就一定能够做到的。那是一个需要人类不断探讨的领域，欲速则不达。
　　这也是本案法官在审判结束时，对布兰登一家说的：我希望你们回去以后为这个司法制度多做义工。因为是这个制度帮助了你们。法官很清楚，没有完美的司法制度，而只有相对好一些的、蒙冤者更少一些的制度。幻想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大家努力，多做一些具体工作，帮助那些陷于困境的人。
　　在这个“星期日谋杀案”出现新的转机之后，出现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那就是女检察官和格鲁夫警官公开表示，为布兰登的遭遇向他道歉。
　　检察官的道歉是极为罕见的事情。因为她是代表国家和社会在寻求公正。这就是那名大学生问题的答案。谁在为受害者伸张正义？整个国家和社会其实有天然的、要为被告伸张正义的动力。所以，在一般文明社会，刑事审理的原告都不是受害者，而是国家的检察官（公诉人）与被告对簿公堂。其原因，是刑事案件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的安全，社会有强烈的动机委托政府找出案犯。假如一个凶手在逃，一个社区甚至一个城市都会鸡犬不宁。因此，社会总是会通过纳税聚集财富，养活大量的刑侦、执法警察和检察系统的法律人员为受害者寻求正义，也就是为社会寻求正常生活的保证。
　　因此，为原告出面的检方，有一个重大的“优惠条件”，就是“主权豁免”。也就是说，刑侦执法人员、检察人员是在按照社会的委托行使国家主权。只要按照预定的司法程序做，就没有超出社会授权的范围，就是合法的。假如他们按照程序做，即使最后发现是错判了，也
　　星期日早晨的谋杀案
　　不能向他们追究法律责任。所以说刑事审判的被告，是面对着整个社会伸张正义的诉求和行动。
　　在这个案子中，女检察官海利·肖斯坦没有任何违反程序的做法，她只是在得知真凶被找到之后，回想自己的起诉，曾经给了布兰登这个十五岁黑人少年以超常的精神压力，她便无法从个人的自责中解脱出来。虽然她不论从动机到行为，都没有错，那是她的工作，都是合法的。从她的道歉，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理解司法公正之路的艰难。
　　格鲁夫警官的道歉十分含糊，其诚意还是一个谜。他仍然否认自己违法逼供。不论他心里怎么想，大家一般也估计他不会承认具体的违规行为。因为那将会导致针对他的刑事诉讼。由于没有过得硬的证据，三位涉嫌逼供的警官都没有受到刑事定罪。但是格鲁夫警官从此离开了治安警察的岗位，另外两个留下的也被调离了刑侦部门。
　　布兰登和政府达成和解，获得了五十万美元的补偿。其原因，是警察有明显的违规作业。他们一家试图建立一个基金会，以帮助同样可能遭受冤狱的人们。大家并不因为布兰登获得了经济补偿而减少对他的同情，正如布兰登的父亲所说，这孩子受到的精神创伤是长久难以愈合的。现在，布兰登不论去哪里，他都会带一只手机，里面储存着他们家庭律师的电话号码。他眼中的这个世界，将永远是不安全的、是不能信任的。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这个故事和辛普森案相似的地方，是涉及了种族问题。记录这个案子的法国导演，在他的成功之后的讲话中，曾经背诵了他心目中“美国最伟大的人物马丁·路德·金”的一段话，就是那段世界闻名的、对种族和睦相处的“梦想”。然后说：他们是在马
　　丁·路德·金的梦想三十八年之后，拍摄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少年，仅仅因为他是黑人、在犯罪现场附近大街上行走，就被扣留、逮捕和送往监狱。如果说我们是在作着记录，那是因为我们相信，作为讲述故事的人，我们能够帮助这样的梦想成真”。
　　那是一段很动人的讲话。这段“仅仅因为是黑人”，在街上走都会因种族歧视而获罪的说法，最初来自被告律师的法庭辩护。他和辛普森的辩护律师们一样，强调了警察的种族歧视导致了本案的诬陷与冤狱。由于“星期日谋杀案”的真凶被定罪，布兰登被洗刷，这段话在相关文章中被广泛地正面引用，使得该案的种族色彩日益强烈。
　　然而，假如我们冷静地去看。这段颇为动情的话却并不完全与事实相符。而是抽去前提，换掉了概念。
　　不错，警察是因为布兰登的肤色而在大街上截留了他。可是事件的前提，是在杰克逊维尔市，有人目击一名黑人杀了人。我们可以想象，假如目击凶杀的老先生看到的是一名白人凶手，急于破案的警察截留的目标就会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刻意做种族文章，看上去似乎在提升意义，事实上却大大削弱了该案的警讯内涵，无意中减轻了这个城市中公民权利丧失的危险度。并不是如人们所说，黑人在街上走没有保障，而是在警察滥权之下，任何人都没有安全的保障。这不是种族问题，而是如何遏制警察滥权的问题，是如何维护法律和司法程序，竭力为每一个个人追求司法公正的问题。
　　事实上，诬陷布兰登、刑讯逼供的主嫌格鲁夫警官，本人就是一名黑人。而为黑人少年布兰登辩护成功的两名律师都是白人。在判定布兰登罪名不成立的十二名陪审员中，有一多半是白人。从种族问题的角度切
　　星期日早晨的谋杀案
　　入，这兴许还是一个相当正面的例子。


星期日早晨的谋杀案（6）


　　在这里经常出现的、对种族问题的此类不确切描述。起因于人们尤其是知识阶层，有很强烈的、要表达自己对弱者深切同情，以及要挺身为底层代言的倾向。这是知识阶层由来已久、经久不息的一个情结。这也恰恰旁证了知识阶层和底层事实上的本质差异。这种差异给知识阶层带来越多的不安，他们产生这种表达的意向就越趋强烈。无疑，贫穷与恶劣的生活状态导致罪恶。可是，对这种联系的探究，应该引出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如何消除贫困、消灭罪恶根源的研究和行动，而不是对已经结出的罪恶之果表达泛滥的同情，不论这个恶果是个别的罪犯或是群体的暴民。道理很简单：任何罪行都是有受害者的。而知识阶层假如放弃面对犯罪行为的道德立场，甚至提供过分的借口和“理解”，不仅无助于弱势群体自身的演进，甚至可能将他们带入更为危险的困惑和歧途。这是另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以后再找机会展开吧。
　　因此，我更愿意忽略这位法国导演在讲话中续貂的种族渲染，而记住他在同一段讲话中，对这个质朴而精彩的纪录影片所下的简短定义。他说：“我们的影片在描述公正，讲述的是每一个个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他所拥有的、被假定为无罪的权利。”
　　那是他在2002年奥斯卡金像奖颁发仪式上的讲话。他们拍摄的这部《谋杀，发生在星期日早晨》获得这年颁发的最佳纪录片奖。回想初看影片时的生疏，不由笑话自己，真是孤陋寡闻了。


泰利拦截：警察的权力（1）


　　1995年10月13日，迈阿密警察局接到一个匿名的电话举报，某汽车站上有三个黑人青年，其中那个穿花格汗衫的，身上藏有一把手枪。两个警察在六分钟后风驰电掣到达这个汽车站，果然看到三个黑人男子站在那儿，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警察上前，命令他们举手放在车顶上，果然从那个花格汗衫，叫JL的人身上搜出了一把手枪。
　　JL还有十天才十六岁。按照州法律，没有执照携带武器、不足十八岁携带武器，都是非法的。但是在法庭上，他的辩护律师却说，警察平白无故地在马路上搜查一个人，本身也是非法的。宪法第四修正案禁止执法人员对公民进行不合理的搜查，匿名举报不算理由。既然警察的搜查是违法的，那么搜出来的东西就不能作为证据。法庭同意了辩护律师提出的排斥证据的动议。警察局讨了没趣，只得上诉。上诉法院认为警察局接到举报，有理由搜查，这样的搜查是合法的。可是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又推翻了上诉法院裁定，认为根据宪法，这样的搜查是违法的。2000年3月28日，联邦最高法院对佛罗里达州诉JL一案作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