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起落叶好过冬-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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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忌盏氖旨芾凑骷樱蛘呔娴腥巳肭帧Ｔ谝鞘街腥忌帐旨埽糜诒硎咀约翰豢烧鞣菟祷褂星暗囊庖濉＝淌诿侵赋觯媳闭秸�1866年起源于南方的KKK，很可能保留一些苏格兰风俗，受此影响而演变成KKK的招牌行为。照KKK自己的叫法，烧十字架不叫“烧”，而叫“点亮十字架”，不是为了毁坏十字架，而是为了表示，“基督仍然活着”。
假如第一点得到肯定，该行为被判定是一种表达，那么，就必然转向认定第二点，即，该行为是否“威胁他人”。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假如一个表达行为直接威胁个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禁止这种表达的法律也就并不违宪。因为个人自由受到保障的最基本前提，就是你的自由不能成为对他人自由的践踏。假如你用言辞辱骂一个人，例如指名道姓或者用手指着某人，骂对方“黑
鬼”，你当然在行使表达自由，但是，你却侵犯了他人的不受侮辱、免于恐惧的自由。这种直接侵犯个人自由的表达就不受宪法保护。
而现在弗吉尼亚州的这条法律，禁止的是一个表面上无直接特指的、泛泛的焚烧十字架行为。
那么，即使无特指对象，烧十字架是不是对他人的一种泛威胁呢？它是不是侵犯了他人“免于恐惧的自由”？
最高法院听证后第二天，电视台邀请弗吉尼亚州议员西尔斯女士，和在法庭审判中为KKK布莱克辩护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律师大卫·鲍当面辩论。
西尔斯女士在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宣布禁烧十字架法违宪以后，提出了一个新法案，禁止“意在威胁恐吓而燃烧任何物件”。这是这位曾经服役于海军陆战队的年轻州议员当选以后提出的第一个法案。此法案以九十八比零获弗吉尼亚州州议会一致通过。
大卫·鲍是一个刑事辩护律师，也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积极分子。当初布莱克被控以后，没有律师愿意为他辩护，他不得不向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求助。联盟找到大卫·鲍。大卫·鲍代表布莱克出庭，一直打到州最高法院。
有些特别的是，西尔斯女议员和大卫·鲍律师，都是黑人。
在电视上，西尔斯女士回顾美国南方黑人一百年的恐怖，谴责KKK用烧十字架来威胁恐吓黑人。她说，一百年的历史证明，烧十字架伴随着对黑人的迫害，至今让黑人想起来就不寒而栗。这种对他人的威胁恐吓，不是言论自由，是非法的。很多听众打电话进来表示支持，不仅有黑人，也有白人。有些白人听众讲述烧十字
一百年的历史和燃烧的十字架
架的景象甚至在他们心里制造的恐惧。很多人感情激动地表示，厌恶烧十字架这种丑恶的行径。烧十字架是一种象征，但是是导致他人恐惧的象征，是侵犯的象征。禁止这种象征，是在保护民众免于恐惧的自由。
大卫·鲍律师也说，烧十字架在他心里引起的也是恐惧和厌恶，一种难以言说的压抑和害怕。他也讨厌KKK的言论，反感KKK的行为。说到激动处，眼里闪着泪光。
也就是说，争辩的双方，对该行为是某种程度的泛威胁并没有异议。他们的异议聚焦在这种泛威胁的程度，是否已经严重到了必须禁止它表达的地步，也就是说“言论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将如何在这个案例中平衡。
在承认焚烧十字架确实引起一些人恐惧之后，大卫·鲍律师说：“非常不幸，烧十字架应该是合法的。”民众言论自由的权利，必须时时保护，免受政府蚕食。政府对言论自由的侵犯和蚕食，总是从社会上的少数开刀，特别是那些不得人心的少数。所以，不能因为你自己讨厌他们就听凭他们的权利被剥夺。
他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有两层意思：一是保护民众言论自由，免受政府的迫害；二是保护少数人的言论自由，免受多数的迫害。本案中的KKK就是后面这种情况。
有一位黑人女听众打电话进来说，当年KKK这样的白人观点是多数的时候，我们黑人作为少数，用一百年的时间来争取我们的权利和自由。现在，KKK是少数了，我们不应该把他们的言论自由拿走。事情不应该这样发展，这不是我们当年要求的结果。
大卫·鲍说，如果我们不同意KKK的思想，那就应
该让他们“大声说出来”，说出来你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说出来你才能和他们对话，才可能让他们理解他们错了，而不应该禁止他们表达。
四、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艰难
大卫·鲍不无沉重地说，“生活在民主制度下是困难的”。因为，正是生活在民主制度下，才必须面对“言论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之间的两难困境。对言论自由的尊重，是维护民主制度和自由社会的最重要一环，因此，是一件必须非常谨慎对待的事情。假如轻易禁止一种看来异端的思想表达，那么，思想自由就岌岌可危。要禁止一种言论和表达，必须有极为充分的理由。例如，必须确认它引起恐惧，而且其严重程度远远压倒了容许它表达的合理性。所以，同一种表达，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群体，在作“言论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的平衡的时候，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
一百年的历史和燃烧的十字架（4）
它显然和不同的社会群体的体验有关。面对烧十字架这样的一个具体对象，它在人们心里引出的是什么，恐怕只有联系人们的亲身经历，联系人们在社会冲突中的具体处境，才能够理解。就如同对纳粹标志的反应，其他民族，很难产生如犹太人一样深切的痛苦感受。今天大多数黑人和白人对焚烧十字架的厌恶和恐惧，正是一百年黑人苦难的结果。你不可能去亲身体验，但是，只有理解了这一百年的黑人苦难，你才能理解他们的悲愤。只有理解了黑人的悲愤，法理逻辑的下面，才有了坚实的人性关怀和道德担当。有了这种理解和悲悯，才会把建立起保护弱势群体的法律，看作是全体社会成员的职责。这才可能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今日之法，离不开历史，离不开人在历史中的亲身经历和体验。
一百年的历史和燃烧的十字架
然而，历史在往前走，社会群体在更新换代。当苦难远去，对社会的灾难性伤害在现实中基本消失，恐惧已经减弱，个人和社会的自信心也在增强。那么，同一种表达行为在“言论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之间的平衡，在今天，在五十年前以及五十年后，显然会有所不同。今天的美国，在权衡中并不呈现一边倒的状态，正是因为南方黑人离开这个历史已经半个世纪了。那些克服历史恐惧，赞同给予KKK言论自由的黑人，就是对今天的社会进步持有信心的证据。然而，这种自信心有多大的覆盖面，有多少黑人已经能够克服历史给自己带来的恐惧心理，还有待判断。
除了特定群体的体验和时间，这样的平衡还牵涉整个社会对灾难的恐惧和对自己承受能力的估计。例如，在美国，新纳粹组织是合法的，纳粹的标志也是合法的；而在德国，新纳粹组织却是法律明文禁止的。其原因很简单，美国没有纳粹法西斯为祸惨烈的经历，美国人民可以做到心平气和地把纳粹意识形态当作一种思想，把纳粹组织当作一种结社，他们可以合法活动，受到宪法的保护；而德国却是险遭纳粹灭顶之灾的地方。纳粹意识形态和纳粹组织不仅勾起人们惨痛的记忆，而且是社会动乱之源。半个世纪的时间，对德国的创伤复原来说，还嫌不足。在那里作衡量，要保护“免于恐惧的自由”，还是天平上最重的一块砝码。
一百年的历史和火中的十字架，把美国人逼到了“言论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之间的两难困境。大卫·鲍说，非常不幸，生活在民主社会里，也不可能免除一切恐惧的。
美国的制度把两难困境前的判断责任，交给了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他们将在下一年春天作出裁
决。在此之前，人们无法猜测结果。这是因为，这个案子走到今天，正是一个很微妙的时间段。五十年前，KKK气焰尚高，在南方产生保护黑人的法律，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司法衡量的天平也会倾向保护“免于恐惧的自由”；设想从今开始五十年后，按照现在的趋势继续发展，那时的KKK可能处于更为衰落的状态，黑人也更强健和自信，不再容易产生恐惧，那么，衡量的天平就会倾向于保护KKK的言论自由。而今天，差不多是处在这两种情况之间。
我们关心这个判决，更关心的是这种思考的过程，更注意美国人如何承认两难困境，以及他们在困境中认可、服从司法判定的文化习惯。他们不是简单地黑白两分，却几乎是悲剧性地承认和正视：眼前的生活和世界并非完美、无可两全；而人类智慧有限，两难困境前，没有一种判断是完美的。这种思维方式，往往是我们所缺少的。
附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本案的裁决是：州议会有权制定限制焚烧十字架的法令。
星期日早晨的谋杀案（1）
那是星期天的早晨，我放任着周日清晨的慵懒，在电视机前消磨时间。电视里正在播出一个新的片子，那是一个纪录片，片名在这个时候很“切题”—
—《谋杀，发生在星期日早晨》。
草草看了个开头，还是关了电视，干活去了。我并没有期待这个片子就一定会十分精彩。
就在那几天，收到朋友转来的一位大学法律系一年级学生的来信。她刚刚看完辛普森案件，就提问来了。她问道：美国的法律制度都这么强调保护被告的权利，那么谁来保护受害者的权利呢？辛普森一案的民事审理，原告胜诉了，可是刑事审理却失败了。而受害者所寻求的正义是通过刑事审判来实现的。被告没有被定罪，他们的正义就没有被伸张。她的问题又绕回来了：谁来保护受害者的权利？
这时，电视里又在重播那个发生在星期日早上的谋杀。这次是打开电视太晚，我只看了个尾巴。一头一尾凑在一起，让我想起了女孩的问题。于是，决定认真看看这个案子，因为我觉得，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辛普森案的一个脚注。
星期日早晨的谋杀案
这不是非常复杂的案件。事情发生在2000年5月7
日，一个安静星期日的清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市，在雷玛达旅馆前，突然传来一声枪响。警察赶来，见一位外地老年旅客杰姆斯·斯坦芬先生，正万分悲痛地守着妻子。他的老伴，六十四岁的玛丽·安·斯坦芬，仰面朝天倒在血泊里。一颗近距离发出的子弹，从眼窝附近射入头颅，她已经气绝身亡。
谋杀大约发生在早上七点，斯坦芬先生和妻子在旅馆餐厅吃完早饭，正端着咖啡走向自己的房间。据斯坦芬先生回忆，他看到一个年轻黑人，劈手夺了他妻子挂在肩上的小包，朝她开了致命的一枪。
斯坦芬先生站在妻子身边，不仅和凶手也打了照面，还目睹了全过程，应有充分时间记住凶手的面容。所以，他成为整个案子最重要的人证。
根据斯坦芬先生描述，凶手年龄估计在二十到二十五岁之间，六英尺高，着深色T恤衫、短裤，还戴着一个钓鱼人常戴的帽子。
这是动机明确的抢劫杀人，又有人证，案子本身不复杂。
佛罗里达州气候温暖，有漫长的海岸线，几乎是中国广东省的翻版。它的海岸旅游开发很充分，经常是国内旅游者度假的首选。北方的退休老人，只要可能，几乎都如候鸟一般，冬天就飞往那里，一住就是几个月。旅游业是佛州最重要的收入之一。保障旅游者的安全自然就成为头等大事。出了这样谋杀旅客的大案，治安警察必须快速破案的压力可想而知。负责刑事侦查的警察，就从旅馆附近开始，根据目击者描述，寻找可能的嫌疑者。
就这样，案发不久，大约不到九点钟，两个治安警
察遇到了正在附近街上行走的黑人少年，布兰登·巴特勒。他就住在这一带。布兰登还是个高中生，但是个头挺高，还挺壮实。他戴着眼镜，显得沉稳，说是看上去像二十岁，也能叫人信了。
布兰登被警察拦下来。拦住他并没有任何别的理由，惟一的理由是凶手是个黑人青年，而他也是。一开始警察很客气，毕竟他们没有任何证据，不过是想在这个青年身上碰碰破案的运气。十五岁的布兰登没有经验，同意跟他们走一趟。他先被带往旅馆，让谋杀目击者试认。七十五岁的斯坦芬先生一看到布兰登就立即确认：这就是他所看到的凶手。老先生说了一句话，后来被检方在法庭上再三引用。他说：“我确信就是这个人杀害了我的妻子。我不会让一个无辜者坐牢。”于是，布兰登被带到警察局，几个小时之后，根据他签字的完整坦白书，他被以抢劫谋杀罪名正式逮捕。由于罪行的性质危险度高，此类案子，法官照例都不会容许嫌疑犯交保候审。所以，十五岁的布兰登，从那天开始，就蹲上监狱了。
布兰登生长在一个普通黑人家庭，并不富裕，可是家庭和睦、宗教气氛浓厚。这个案子和辛普森案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被告没有钱去请大牌律师。根据佛罗里达州的法律，他可以得到一个免费的“公共律师”。公共律师收入不高，是纳税人交的税金支付他们的工资。根据“便宜没好货”的通则，也有很多人怀疑公共律师的素质是否可靠。
反正，这个案子就这么落到了当地公共律师派屈克·麦克吉尼斯和安·芬奈尔手里。
谁也没有注意到，在杰克逊维尔街头，还晃荡着两个法国人。他们不是轻松的旅游者，而是两个电影人，
星期日早晨的谋杀案
导演让·格拉维埃·德莱斯特拉德（Jean…deLestrade），和制片人丹尼斯·庞塞特（Denis
Poncet）。他们来到美国，是想以电影作为手段，进行一项跨国研究。通过拍摄案例，找出美、法两个国家在司法制度上的差异。天晓得他们怎么会恰好在这个时候来到这个并不起眼的城市，活像是上帝派来的一样。
拍片子总要找个有意思的故事，作研究也要找个有代表性的案子。可是一开始，他们一无所获。他们稳住神儿，不久在法庭约见律师的时候，遇到了还未正式开审的布兰登。这个案子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事后导演回忆说：“布兰登·巴特勒的表情对我来说是奇特的。他似乎完全失落了。他的目光一直在寻找着那天并不在场的父母。那时，我一点不知道他是否有罪。可是，我很想拍摄他走向审判结果的过程。”
经过一番努力，法庭批准他们拍摄律师工作和庭审。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片子的来历。
麦克吉尼斯律师是一个年近五十岁的“老枪”，几乎是烟头接烟尾地抽着。他说，他的工作一直就是为谋杀案的嫌犯作辩护。这个案子和辛普森案在开端处有其相似的地方，就是看上去被告已经没戏了。尽管后来律师表示，这样的案子根本不应该开审。可在我看来，根据现有的证据，大陪审团让它进入审理程序，几乎是必然的。
公共律师并不像私人律师那样，挣着天文数字的诉讼费。但麦克吉尼斯律师在接手这个案子之后并不马虎。他仔细看了案卷，感觉“越来越愤怒”，显得斗志昂扬。他作了大量审前调查。正式开审，已经是案发半年之后的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