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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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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德总司令草地捉鱼   
  我们卫生队紧随方面军总部行军。夜幕下的草原,篝火漫无边际,在前方有一盏马灯,朱德总司令的身影在马灯前晃动,不时传来他的四川口音。 
  踏上旱草地,平缓丘陵有平缓的小河,一群群灰黑色浑圆细长的鱼儿,在河水中游来游去。 
  朱德总司令带领警卫员们抬着一架蚊帐,下河捕鱼。警卫员们把蚊帐慢慢铺在河底,然后拽住四角,朱总司令站在河岸上,挥舞木棍驱赶水中鱼儿,看见鱼群游到蚊帐上,急令“起网!”不料“渔网”的网眼太小,鱼儿随着蚊帐上哗哗流淌的河水逃得无影无踪。我们这群旁观的“娃娃兵”轰地一声都笑了。朱德急得在河边团团转,又喊:“你们几个‘背时锤子’怎么搞的嘛!”后来他听从旁人的建议,指挥警卫员拖着蚊帐把鱼儿赶到一个小河岔,用泥土堆成拦水坝,再把水掏干,鲜活的鱼儿在河底挣扎蹦跳,朱总司令高兴地说:“我发财啦,我发财啦!这是谁想的办法,给他记功,记大功。我们明天如果还走这个道,还抓鱼呀!”。 
  晚饭时,我们的野菜汤里多了几条鱼,伙伴们都明白,这鱼儿是朱德总司令送来的。 
  每天吃饭时,各班围坐在一起,每人从干粮袋中掏出一把青稞面,实际是青稞面疙瘩,干粮袋经雨水浸泡,早已结成一根硬棒棒。掰下一块青稞面疙瘩让周围的人看一看,再泡到野菜汤里。这样互相监督,限制干粮的消耗量,防止没走出草地就断了口粮。快走出草地了,草原上随处可见一堆一堆的白骨、枪械、马鞍和马灯,令人心惊胆颤,这是去年中央红军仓促通过草地饿死的烈士遗骨和遗物。 
  渡过了一条浑黄的大河,伙伴们困累饥饿至极,干粮袋已经干瘪,吃什么呢?四周除了荒草就是成堆的白骨,还有天空上一群群飞鸟儿。地上的荒草白骨不能吃,天上的鸟儿吃不到,炊事班的大哥大姐对我说:“李队长,我们只好杀牦牛了,才能救同志们的命!” 
  在藏族通司的指点下,用绳子捆住牦牛的蹄子,通司手握匕首,飞快地扎进牦牛的脖颈,鲜红的血喷射出来。通司熟练地剥下牦牛皮,砍下牛头掏出肚肠。这边支起了行军锅,用牦牛运的干柴烧开水,牦牛肉在沸水里煮了几个滚开,通司说可以吃了。每人分了拳头大小一块牦牛肉。牦牛肉吃到口中酥烂纯香。这救命的牦牛肉千金难买啊! 
  大家又分喝了煮肉的汤水,觉得有了力气,剩下的生牛肉肚肠牛头运走,牦牛皮被一群守候许久的红军战士讨走,他们千谢万谢了,赶紧架锅去煮牛皮。 
  一头牦牛,全队人吃了一天,走了几十里路。第二天,我们又宰杀了一头牦牛。临出发时,帐篷也不拆了,拆了也没有牦牛搬运。走上一处高坡,回头望去,两架帐篷孤零零在草原上。   
  又牺牲了两个小伙伴   
  终于走出草地,全队没用饿死一个人,每人都饿得两只眼睛发绿。看见草原上出现浅浅的车辙,远方的丘陵上冒起人烟,土道旁摆放着几个捆好的柴草,远远的山坡上出现了两三将民房。有人家啦!伙伴们互相用兴奋的眼神交流彼此的心情,从心底里升起一股重返人间的感觉,此时,我们已经没用了欢呼的力气。傍晚,我们在一座散布几十间土房的村落宿营。用银元买了麦粒,老乡彻夜推磨,为红军磨面粉。晚饭,我们吃麦面疙瘩汤,一人一碗,不许多喝。 
  好久没用看见讲汉语的老百姓了,大家围住老乡跟他说话,问这是什么地方啊,村里有多少人啊,问他多大年纪了,问村子里有没用土豪啊,问东问西说个不停。老乡听着似懂非懂,支支吾吾答应着,他们大约感到我们这群娃娃精神有毛病。 
  走出草地,红军总部的联络参谋三番五次传命,不许我们猛吃猛喝,小米粥只许喝一碗,馒头只许吃一只,当时并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服从命令。 
  这天的晚饭,一人一只小馒头,一碗羊肉烩苤蓝。饭后,各自在老乡的土炕上睡了。第二天早晨,整队行军,有个班长来向我报告,他们班上死了两个人。这两个娃儿十三四岁,年纪小,不听话,白天的馒头羊肉 没有吃够,夜晚偷偷跑到炊事班的厨房又饱吃了一顿。连日行军,大家疲劳极了,睡得很死,这两个娃娃无声无息的活活胀死了。 
  我带领全队的伙伴去告别,他俩躺在门板上,破烂的衣裳遮盖不住鼓胀的肚子,肚皮圆圆的泛着青光。大家神情悲戚。我说了一句:“他俩跟着我们雪山草地都走过来了,到这里不听上级的命令,多吃饭被胀死,死得多冤!”   
  西进青海班玛草原发军饷   
  部队离开岷县又返回漳县。 
  走出草地,上了黄土高原,未及喘息,我们又随红军部队忽然向西行军。 
  天空阴霾重重,细雨夹合雪粒子绵绵不绝,全军上下人人湿衣裹身。愈向西行,青草愈加矮小枯黄。伴随行军的红军战士们毫无顾忌的议论纷纷。 
  “我们往西干啥去嘛?不去北上抗日啦!” 
  “再往西走,我们都成了西天取经的和尚了!” 
  “听连长说,我们要从这里去新疆。” 
  “去新疆干啥嘛?” 
  “新疆靠近苏联,我们去打通苏联的国际路线。” 
  “那我们可要出国了!” 
  “出国怕啥,反正有饭吃。” 
  “听说苏联只有面包,没有大米……” 
  “饿不死你就行了呗,还想吃大米,哼!” 
  “这个鬼地方,想开小差也没处跑!” 
  “……” 
  每天冒雨行军,荒凉的草原上不见一个藏胞的身影,偶尔看见一两间孤零零的牛屎房子,部队的士气愈加低落,失去了嘻笑和说话。大家无精打采地迈动沉重的双腿,一步一步地向前走。草原愈加崎岖,地面密密麻麻凸起锅盖大小的草皮,草皮下面是两寸厚的冰凌,凸起的草皮就像一个大蘑菇。我们须更加费力地抬高腿脚,跨过眼前的“蘑菇”。 
  后来,部队在一个“大地方”停下,草原上有百八十间土房子。我跑去问一年长的红军,他冷冷地说:“我们到青海省啦,这里是班玛县!”。 
  卫生队在班玛住了三天,大家挤在房门前,默默地望着外面淅淅沥沥的雨雪,谁也不知道红军要走向何处。 
  天明,雨雪不停,屋外有人喊:“卫生队同志们,集合了!”大家跑出去,排好队列。几位红军首长和一头牦牛站在雨幕中。 
  一红军首长说:“这个地方我们也不能久呆了,用银元买牛羊很贵的,现在银洋也不多了。上级指示,剩下的银元,单位不集中带了,发给每个人带一块银元,不要丢了,每个单位每个人都记了姓名,有账册的,将来需要集中的,你们再拿出来,集体使用。现在,每个战士发给一块银元,然后我们就出发,向回走,回四川去。我们北上抗日去!”小伙伴们依次走到牦牛驭子旁边,接过一枚银元。一共三种式样的银元,帆船、孙中山头像和“袁大头”,伙伴们互相掉换自己喜欢的银元。 
  (1990年2月6日) 
  儿子:父亲,您讲红四方面军去过青海班玛,未见其他旁证。 
  父亲:那还有假?! 
  儿子:您是不是顺路绕了一个小弯,到青海班玛转了一下? 
  父亲:不是,不是,我们是按原路返回的,我们过草地就跟在朱老总身后,过了腊子口,到了岷县,我们又忽然往回走,一直走到了青海班玛,后来又回到漳岷二县…… 
  儿子:父亲!你们怎么可能从岷县返回青海呢?您一定记错了! 
  父亲:哪里能错呢?在青海班玛,组织上发给我们一人一块银元,说留待急需时用。 
  儿子:去青海班玛时红军会师了吗? 
  父亲:还没有在会宁会师,是从漳县附近走的,翻了几座大山,过了黄河后,就是草地,走了很长一路草地。 
  儿子:您还过了黄河?! 
  父亲:过黄河两次。第二次回来,河窄了一半,水急浪高,木船飞快,一忽沉到水面下,一忽浮到浪头上,我们都吓坏了,女娃儿的脸都吓白了! 
  儿子:您是不是从阿坝去的青海,然后转回来再南下成都? 
  父亲:阿坝草原周围几百里,山坡平缓,藏胞的石头楼和喇嘛寺几乎一模一样,更令人迷惑的,走一天路,上午蹚过一条河,河水北往南流,下午再过一道河,河水又从南向北流,我们几个小伙伴常常嚷嚷,我们又走回来啦? 
  儿子:没有见文字记载红四方面军去了青海呀? 
  父亲:去青海一路可受了大罪了!整个长征最苦的一段,这个事我还能记错了?!天上连降雨雪,地上荒无人烟,我们也没有帐篷牦牛,在雨雪里走路浑身湿透了,晚上穿湿衣睡草地……反正我们红军千真万确地走到了青海班玛,信不信由你。   
  长征结束了(1)   
  我没有参加标志长征结束的会宁会师,卫生队从会宁城外走过去了。 
  那天部队进了一座砖瓦房很多的村庄,太阳还很高呢,我们就宿营了。本来要在这里休息几天,听说上级不许可,还让向北走。诺大一座村庄不见一个老乡,我一个人四处乱窜,一座二层砖楼的宅院引起我的注意,推门进院,院子里堆满了核桃,爬上二楼,砸好的核桃仁堆到了房顶。我躺到核桃仁堆上,不用手拿,一扭脸张嘴就吃核桃仁,吃饱了,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天明,集合号音使我突然惊醒,我连滚带爬飞奔到集合地点,小伙伴们神色惊慌,议论纷纷,看见我跑来,就问:“大队长,你跑到哪里去了,害得我们好找!” 
  “我们猜你也不会当逃兵吧!” 
  “担心你让坏人害了!” 
  我说:“我在一个核桃仁堆里睡了一夜,那里好多的核桃!”大家来了兴趣,跑去问行军指挥,马上还不出发,我带了二十多人返回“核桃楼”,把米袋子,口袋子都装个满满,拿回来的核桃仁全队的人都分了一份。 
  大家刚刚分完核桃,联络参谋来了,他指着我的耳朵问:“你耳朵里是啥?”伸手抠出一块核桃仁:“怎么还有一个核桃瓣儿?”说着把核桃仁丢进嘴里嚼了。他听了我的解释,批评我:“你一个人往那里跑?你想一想,多么危险!”大家没敢告诉他,去拿人家的核桃仁。他知道了,一定让我们送回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每个人都记得清清楚楚,只是长征出来,不像四川管得那么严格了。我们这群“大娃娃”一路长征,尽受到照顾,常常干出一些违反纪律的事情。 
  在河连湾这个镇子,我们卫生队又一次调走二十多人。总部来个干部,不太熟悉,问:“谁是队长啊,李耀宇在哪儿?”他说,调二十几个人走,跟总部先走。他没有介绍信,没有签收手续,我随便用手比划了一下,拢出二十几个人,让那人领走了。这二十几个人与我不太熟络,大都是陆续插队进来的。没想到我用手随便一挥,二十几个人的命运与我们大不一样了,他们随方面军总部西渡黄河,九死一生啊! 
  在河连湾住了五六天,我们卫生队只剩下二十多人了,又跟随红军大队出发,部队里又吵吵嚷嚷地讲西渡黄河,打通国际路线。战士们的情绪较为平静。还没有见到黄河,突然开始了急行军,一路向北疾行。连续五天五夜,一口气不歇,一步不停地猛走。队伍中互相传话,如果不赶快跑,“两马一胡”就要包围我们。行军途中,饿了就从干粮袋里抓一把炒面塞入口中,边走边吃。我们卫生队这群小娃儿,混杂在后勤部的骡马队中,轮流抓住牲畜的尾巴,跌跌撞撞向前走。我在最后一天行军中,拽着马尾走了四十多里路,一边走还一边睡了一觉。急行军之后,我们脱离了国民党军队的合围,横穿了西海固回民区。为躲避国民党飞机的轰炸骚扰,我们白天宿营,夜间行军。这一地区的漫坡山路都是光溜溜的路面,没有沟坎和凸起的石块,道路两边也没有荆棘灌木,行走之上非常便利。 
  西海固地区的民居十分奇特,一马平川的黄土塬,放眼望去几十里,没有一座村庄,没有一棵树木。走到近前,才发现黄土地下挖陷出一个一个簸箕样的巨坑,坑的三面竖壁上再掘出三孔窑洞,窑洞顶上的地面挖出一环排水沟,排水沟泄水进入“簸箕”底角的水窖,水窖贮存的雨水雪水供应人畜一年饮用。放牧的牲畜也赶入“簸箕”里的窑洞圈起。 
  我们询问老乡,你们怎么不盖房子呢? 
  老乡说话的腔调与四川话大不一样:“我个地方呀,幺个穷呀,木头买不起呀,二个冬天冷死人呀,三个夏天热死人呀,刮起热风,牛羊受不了呀!” 
  我们还动员人家参加红军:“跟我们红军走吧,将来能过上好日子啊。” 
  老乡说;“我能个活呀,不嫌弃地方苦呀!” 
  在西海固,我们卫生队这群娃娃,连着三天找不到水喝,找老乡问水,老乡也不告诉。后来遇见一户好心的老乡,他说:“水呀!就在你们脚底下,你们是找不了哟……你们得用银钱买哟!”最后谈好价钱,我们二三十号人,每天喝水作饭,给他10块银元。 
  我们跟着红军大队一路北行,走到宁夏的盐池县城,远远望见县城的高墙了,前队传下口令,盐池城里住不了这么多人,就地宿营吧。我们二十几个“小鬼”选一块黄土坎儿,背靠背,肩靠肩,坐在黄土地上睡了一夜。 
  再以后,从盐池开始了沙漠里行军,沙丘无边无际,走上百八十里,偶尔碰见两三户人家。沙漠里没有水,我们按照向导出的主意,每次出发前,脸盆盛上半盆清水,行军路上,几个人轮流端这半盆水,走到中午,喝一点点水,润润喉咙。一直到快宿营了,有了水源,才敢把水盆里的水喝尽。   
  长征结束了(2)   
  陕北的定边县遥遥在望,我们端着半盆清水扑进了陕北的怀抱。 
  定边是我进入陕北的第一座县城。定边位于陕北的西部边界,北面长城外就是内蒙古的沙漠。定边方方正正的城池方圆大约七八里吧。土城墙用二尺长的土坯垒起,有墩墩实实的城门垛儿。城内民居十之八九为土坯茅草屋,苫房顶的茅草,老百姓说是“硬杆草”,就是我们过草地防冰雹的那种草。 
  定边的自然环境恶劣,没有水源,土地贫瘠,城内都是衣不遮体的穷苦人。 
  我们这个卫生队在定边住了三五日,同伴们仍然陆续被调走,再出发时,全队连我计算在内,只剩下八个人。我们端着半搪瓷盆清水离开定边城,又开始行军。松软的黄沙灌进草鞋,搓磨着脚掌脚背,十分疼痛,索性脱下草鞋,赤脚走沙漠。 
  大家轮流端水盆行军,别扭透了。 
  从定边到吴旗保安一路,只看见一口水井,有个老乡在路旁摇动井架上的辘辘,井绳盘了一大坨,我们几个人等在井边,想喝一口水,那老乡一言不发,只埋头摆动轱辘把。等了半晌,我们不耐烦了,说:“不要掉队,走吧!”沿着黄土漫坡向上走,边走边回头,走出了二里多路,我们登上了坡顶,那个老乡还在那里摇动轱辘把。 
  陕北乡村与四川相比,村子里的寺庙和戏台绝无仅有,村头和路边只有矮矮的土地庙。半人多高的土地庙里面少见石雕土地爷和石雕香炉,大多是摆两块砖,起一堆沙土,能烧香就行。土地庙四壁贴满红纸,红纸上书写祈祷祝福之类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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