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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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的因 319
现代西方经济学。
３０３。
果关系与马克思恰好相反。
２。
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商品和货币的价值是由生产过程中所费劳动量决定的，所以Ｐ是在商品进入流通过程之前给定的，作为均衡等式，Ｑ表示银货两讫的商品总量，所以在马克思货币流通公式模型中、ＰＱ是作为给定的自变量，（外生变量）
，ＭＶ是由ＰＱ决定的因变量（内生变量）。
３。
ＭＶ＝ＰＱ作为描述有关变量之因果关系的理论是表述供求双方已经趋于相等的均衡等式，那么，若ＰＱ给定，货币流量（ＭＶ）
是经由何种调节机制使得ＭＶ最终必将恰好等于给定ＰＱ？马克思是这样解答这一问题的：“我们已经知道，随着商品流通在范围、价格和速度方面的经常变动，流通的货币量也不断增减。因此，这个量必须能伸缩。有时货币必须当作铸币被吸收，有时铸币必须当作货币被排斥。为了使实际流通的货币量总是同流通领域的饱和程度相适应，一个国家的现有金银量必须大于执行铸币职能的金银量。这个条件是靠货币的贮藏形式来实现的。货币贮藏的蓄水池，对于流通中的货币来说，既是排水渠，又是引水渠；因此，货币永远不会溢出它的流通的渠道。”
（同上，第１５４页）
就是说，在这里，货币发挥其价值贮藏的职能，承担价值贮藏的货币（贮藏货币）
，好比贮存在一个蓄水池之中，若流通货币量（ＭＶ）小于ＰＱ，则贮藏货币从引水渠流出蓄水池而注入流通过程，扮演流通媒介的角色，以使得ＭＶ等于ＰＱ；反之，若ＭＶ大于ＰＱ，则贮藏货币从排水渠流出，扮演价值贮藏的角色，在蓄水池中休息待命，以使得Ｍ较前减 3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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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到ＭＶ恰好等于ＰＱ为止。
４。
如果我们进一步思索，势必提出这样的问题：理论探索中构思的贮藏货币和蓄水池，在现实生活中，又是通过何种调节机制，使得贮藏货币成为流通工具进入商品交换的流通中的货币量恰好等于商品流通总金额所需要的货币量，不多也不少？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搞清楚，在这里扮演价值贮藏手段角色的贮藏货币是怎样界定的。
按照《资本论》第一卷第１５０页“货币贮藏”的论述，在商品流通中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从商品的买方转入卖方以后，假如，“卖之后没有继之以买，货币就会停止流动。……于是货币硬化为贮藏货币，商品出售者成为货币贮藏者。”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当物物交换发展到以货币为交换媒介以后，当商品售卖者换得货币以后，在他转而买进所需商品以前，总有一段时间间隔，也就是货币总是作为贮藏货币暂时不参加流通，这段时间，可以是一秒钟、也可以是几天甚至一年或更长。在这场合，怎样界定贮藏货币以区别于参加流通的货币？
当然，我们可以说，在Ｍ＝ＰＱＶ这个方程中Ｍ指的是参加流通的货币，因而贮藏货币是排除在外的，那么，Ｍ的数量是怎样决定的？
假如我们回答：“Ｍ的数量是由ＰＱ决定的”
，这并没回答我们这里提出的问题，即Ｍ是通过何种调节机制以使得Ｍ＝ＰＱＶ。
从理论的逻辑推导来说，这种貌似有理的答案，实质上是寓结论证明流进流出蓄水池的Ｍ之值在停止流动时，必将等于Ｍ＝ＰＱＶ之值，并没有阐明调节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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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３。
Ｍ流进流出的机制是什么。因为，除非计划经济中的计划长官，可以根据也是他安排的ＰＱ之值，再假定Ｖ为已知，由此可以决定Ｍ之值（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
，在市场经济中，成千万群众各自自行其事，要使他们各自的ＭＶ相加之和恰好等于亿万种ＰＱ之和，显然只能是神话。
看来，解决问题的思路是这个方程的四个变量中剩下来的一个变量Ｖ，即在这里被假定为已知和既定的货币的（平均）流通速度。
假设一个社会某一年的宏观经济平衡为：５００元（Ｍ）×４次＝（Ｖ）＝２元（Ｐ）×１００（Ｑ）
第二年，假设Ｐ和Ｑ之值不变。假设全社会每个人都把他手持货币之一半即２５０元作为贮藏货币放进保险柜或锁在箱子里，以其余２５０元参加流通，则宏观经济达于均衡时，２５０元×８次＝２元×１０但是，如果我们把放进保险柜和锁在箱子里的２５０元也计入参加流通的货币之中，即共５００元，这时每元货币平均流通速度从８次降为４次。由此可见，我们可以说，设ＰＱ＝２００元，在宏观经济运行的总供给与总需求达于均衡状态时，由给定的商品价格总额２００元所决定的流通必需的货币量Ｍ之值为５００元（若货币的平均流通速度每年为４次）。
当然也可以说Ｍ之值是２５０元（若货币平均流通速度为每年８次）
，ＰＱ给定，Ｍ之值不同，是因为第一年界定的Ｍ，一年间流通４次，而第二年界定的Ｍ，一年间流通８次。一般来说，经济分析中指称的货币供给量（货币存量）
，并不是指中央银行已经印出的钞票，而是指留存在公众手中的钞票，包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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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那些锁在箱子里遗留给子孙后代的钞票，在我们这里的事例中是５００元，从国家公布的统计报表中可以发现，该年的每元货币平均流通速度为４次。作出上述解释，马克思的ＭG＝ＰＱＶ，即已实现商品价格总额决定流通必需货币量，就是在其所假定的各种前提下，正确地论证说明了流通中表现出来的现象，并为实践所证明的理论，一种揭示出隐藏在现象下面的奥秘的科学的理论。
５。
请读者注意，这里讨论的西方经济学家在五六十年代才提出的货币的外生性与内生性问题，指的是ＭＶ＝ＰＱ这四个变量中，ＭＶ与ＰＱ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如上论及，Ｖ这个变量与货币的外生性和内生性的分歧不具有任何意义，因此，所谓外生论指的Ｍ决定ＰＱ，而内生论则相反地认为，Ｍ是由ＰＱ决定的。其次，重复一遍，这里的Ｍ指的是宏观经济达于均衡即ＭＶ＝ＰＱ时的情况，因此，马克思关于Ｍ是由ＰＱ决定的结论，建立在两个前提上：（１）
Ｐ是由生产过程中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因此是在商品进入流通过程之前决定的；（２）Ｑ是给定的，因此ＰＱ是给定的，在这场合，Ｍ之值完全决定于ＰＱ，两者同方向同比例变化。
所以马克思批驳货币数量论是指该理论断言Ｐ是由流通过程的货币数量所决定。就是说，马克思决不会否认，例如假设金币实然增加，而Ｑ未作同比例增加，由货币数量与商品量的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会上涨，但马克思可以断言，到重新恢复均衡状态时（和李嘉图一样）
，ｐ是由商品与货币的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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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耗费决定的，例如十八世纪欧洲作为币材的黄金增加，也同时出现物价上涨，数量论认为是由于货币量增加，马克思则认为是黄金相对于商品的劳动耗费下降的结果。至于银行学派讨论的是ＰＱ与Ｍ的关系、ｐ也是作为给定的变量，不涉及Ｐ是由何因素决定的问题，总之，马克思流通的货币量由何决定的理论与货币数量论的对立，仅仅限于商品的市场价值（商品供求平衡时的价格）是由劳动耗费所决定，还是由货币数量所决定。马克思决不会否认，即使是金币在短期内突然增加，而Ｑ未作同比例增加时，市场价格将上涨。例如，根据统计报表的数据，ＭＶ＝ＰＱ，假设某一年５００元×４＝２元×１０，经过一定时期后的某一年，１５００元×４＝３元×２０。货币数量论者会说，物价水平从２元涨到３元，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量从５００元增为１，５００元；按照劳动价值论，商品价格之所以上涨的原因，在于单位金币所含劳动量减少了５０％（设商品所费劳动不变）
，于是货币流通量的增加乃是适应于价格上升适应性地增加的结果。
到底何者正确？
假如这里论及的时间长达例如四五十年之久，我们可以通过对金币和其他商品生产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来实证地加以检验。那末，劳动价值论可能得到实践的支持。但是，假如流通的是纸币，鉴于我们理论分析时这样的用语：“假如流通的是金币会有的货币供给量”
，由于无法在实践中找到，因而每单位纸币代表的金币无法确定，所以，这时的价格究竟是由纸币数量决定的，还是由纸币代表的抽象劳动决定的？
答：两者都言之成理，但任一方无法驳倒对方。
６。
上面是从货币本身的价值（价格水平的倒数）的角度 3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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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讨论货币的自生性与外生性。现在从货币的外延即货币包含哪些内容的角度考察货币的外生性与内生性。金块论者和通货学派所指货币，仅限于金币或其代表者可以兑现的银行券，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货币还包括银行贷款和贴现票据。
即《资本论》所称信用货币（ｃｒｅｄｉｔｍｏｎｅｙ）
，当然，银行对工商企业贷款和贴现票据付出的是银行券，正如银行学派的真实票据论和贸易需要论指出，假如工商企业没有需要、银行券不会进入流通过程。因此，由于银行券的发行取决于黄金，当危机爆发工商企业正需要货币时，货币供给量无法满足工商企业的正常需要，给经济带来损失，这从实践上表现了休谟李嘉图的货币数量在推理的逻辑上有毛病。
另一方面，从数量论来看，也可从事实上指出银行学派的理论有毛病，这就是货币当局发出的银行券也可能并不仅限于应工商界请求适应性地提供出来，因而货币流通量也可能有一部分是外生地由货币当局决定的，例如一种情况是财政部以财政部证券为担保向发行银行借款，其二是，假如货币当局采取低利率政策以刺激工商界向银行贷款，这种货币就是外生的，这正是维克塞尔在货币理论史中作出的新贡献。
四、维克塞尔与费雪
在货币分析史中，瑞典维克塞尔（Ｋｎｕｔｗｉｃｋｓｅｌ，１８５１—１９２６）
《利息与价格》（１８９８年）
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
熊彼特认为，维克塞尔是１８７０—１９１４年间在纯理论上作出最大贡献的三位经济学家之一（另两位是瓦尔拉和马歇尔）
，“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预见到现代货币利息理论中最有价值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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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观点“。
正是在《利息与价格》一书中，维克塞尔最先打破了传统的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互不相涉的“两分法”
，把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结合为一个整体，更具体详细地阐述了传统的货币数量说的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问题。在传统的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中，生产资源在各生产部门的配置取决于各商品的相对价格，而每种商品的均衡价格则取决于该商品的边际效用和边际成本。在货币理论中，货币的职能只限于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即货币不具有价值贮藏的职能，因而货币对经济的运行是“中性”的，就是说，一个社会既定的生产资源（劳动、土地和资本）总量生产那些产品，每种产品的相对价格，以及生产成果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工资、地租与利息）
，完全取决于实际因素（物品的效用和生产技术）
，货币不起任何积极作用。货币的作用是作为交换媒介，完全按照货币数量说的论断作为计价单位决定价格的绝对水平，即一般物价水平和工资、地租、利息的绝对水平。
我们知道，从十八世纪中叶到１８７３年间，资本主义一般价格水平经历了持续上涨的过程，但从１８７３年到１８９８年（《利息与价格》出版）
，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表现为长期的慢性萧条，一般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维克塞尔认为，商品的相对价格由商品的供给（边际成本）与需求（边际效用）决定，但是对于货币的价值（一般物价水平的倒数）就不适用了。因为货币本身不具有边际效用，因为无论怎样少的货币只要通过流通速度的变化，就能实现任何数量或价格的交易。
他说，如果可以认为，相对价格取决于商品市场本身的供求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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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３。现代西方经济学
关系，关于支配货币价格的原因就必须在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相互关系中去寻找。他指出，在经济运行中，一方面企业家买进劳动土地和原材料等，同时提供产品，另一方面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工资地租和利息等收入则用于消费支出和储蓄，据此，维克塞尔首创把总供给区分为消费品供给与投资品供给，进而分析了投资与储蓄的关系，以及相对价格与生产结构的变动和价格水平的变动。
维克塞尔说，历来对于价格的绝对水平的变动问题的解释，有两种观点，其一是货币生产成本论，另一是货币数量说，他认为，这两种观点并不是互相对立的，虽然哪一个比较正确，需要进一步探索。他说贵金属的生产对货币购买力有一定影响，在理论上是不能否认的，但是贵金属的生产成本与货币购买力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际上起作用是非常缓慢的。
如果这种影响按照同一方向继续存在到一段很长时期，则其重要性最终必将超过其他因素。但是，对货币经济有严重结果的，是价格和货币价值在比较短的时期内的变动。生产成本论看上去好像十分合乎逻辑，但是，当经济学家最迫切需要讨论在近代货币制度中发生的有真正实际重要意义的问题（一般价格水平的大起大落和经济的周期波动）时，就导向几乎站不住脚的结论，而且在货币制度的现代发展下，贵金属或新开采黄金大部分并不投入流通，而只作金融机构的现金库存。因此，货币价格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受贵金属生产的影响。
维克塞尔认为，以杜克为代表的银行学派关于由经济活动和价格导向货币数量的因果关系的论述包含着不少真理，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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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确实提供了一个起点，一个货币价格理论和价格理论可以由此发展。但其理论的方面是纯粹批判性质的，他时常提到一些因素，认为对货币价值没有影响，但对影响货币价值的因素则没有提到，要从这里面构成一个实证的货币理论是完全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货币数量论对其主题作了真实的阐述，在理论逻辑上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不幸的是，理论只是基于一些同实际很少关系，有些方面简直全然没有关系的假定。
例如，它把货币定义为硬币或纸币，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