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9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更多的记述。这两部书最好是合起来使用，虽然许多材料是重复的。《碑传
集》完成于1826年，后来又编写了《续碑传集》（缪荃孙编）和《碑传集补》
（闵尔昌编）。没有收在这些重要集子中的个人传记常常可见于清史馆编的
《清史列传》。这部书只对每个作传对象登一篇官方传记。对私人所写传记
探本求源，除了可以与其他资料进行核对以外，还是了解友情和政治结合这
些非正式结构的有用的初步线索。
在所谓的野史或外史中，有着研究清代历史和政治的丰富的、基本上尚
未被发掘使用的材料。下面列举的七部书是这类著作中最好的。由小横香室
主人编的《清朝野史大观》，共十二卷，其中轶事引自一百一十多种资料（有
些资料由编者在前言中列举）和编者本人的回忆，但均无出处。著名的多卷
本著作 《清稗类钞》（十二卷），徐珂编，分为九十二类，每类按年为序编
成。此书内容已被编入佐伯富编《中国随笔杂著索引》中。裘匡庐（裘毓麟）
编的《清代轶闻》，共分七类，如名人、宫闱琐谈、外交关系及太平军叛乱
等，这些资料均无出处。编者提供了“几百部”参考书的一部分书目。欧阳
… Page 381…
绍熙所编《清谭》，分为宫廷事务、军事问题、外交关系、自然灾害和权贵
等类。在有些情况下，编者给个别条目注明了资料来源。姚永朴编的《旧闻
随笔》，对只提姓或字的人物注上了他们的名字。李岳瑞（李孟符）编的《春
冰室野乘》则未予分类，但其中也包括了许多曾在其他资料 （如上面提到的
《清谭》）中出现过的著名轶事。
在这类书中，最后一部分受到较多注意和尊重的资料是满人昭梿亲王的
《啸亭杂录》和《啸亭续录》。《续录》是在1826年完成的，因此主要是对
嘉庆年间的观察。他的观察是了解和昙浜图吻斐跄甑挠屑壑档氖妨稀Ｕ狻�
两本书的内容 1954年已被编入东京大学东洋史研究会出版的《中国随笔索
引》中。
第四章广州贸易和鸦片战争
关于广州贸易史和鸦片战争史的文献材料是很丰富的。除了在对第五章
的书目介绍中提到的原始资料外，还有一些加有注释的外交文献集，如蒋廷
黻编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两卷本）、傅乐淑的《中西关系文件
汇编（1644—1820年）》和郭斌佳的《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陶希圣的《列
强侵略》（四卷本）由国民党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委员会出版，其中所收
文章和回忆录是北京的论述鸦片战争的文集（齐思和编的《鸦片战争》）所
没有的。
比鸦片战争更早的中国和西方的外交关系，普里查德在其1936年出版的
《英中关系的艰难岁月，1750—1800年》一书中作了部分论述，并阐明了欧
洲人的观点。在费正清所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一书中的许多出色文章
对中国的外交事务概念作出了更加新颖的评价；而费正清的杰作《中国沿海
的贸易和外交》一书中的开头几章，对中国处理外交关系的方式作了迄今为
止最好的评论。
马士在其《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五卷本）一
书中，几乎确凿有据地详细记述了十九世纪以前贸易的背景。格林堡在其《鸦
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一书中，对散商的“港脚贸易”作了精辟分析，此书
是根据剑桥大学的查顿档案研究写成的。对鸦片战争前中外贸易最优秀和最
概括的研究著作是德米尼的权威著作《中国与西方：十八世纪的广州贸易》
（共三卷，对开本）。
有许多论述广州行商的有价值的著作。最早的一篇文章是法国汉学家考
尔迭写的《广州行商》，载于《通报》。梁嘉彬根据中文材料写了一部内容
非常广泛的著作《广东十三行考》，在1937年出版。后来，巴苏写了一篇博
士论文，题为《亚洲商人和西方贸易：对1800—1840年加尔各答和广州的比
较研究》，此文详细叙述了行商和其它商业团体 （如印度商人、波士顿的私
人商行和塞勒姆私人商行）之间的关系。张荣洋有一篇重要文章，题为 《对
1784—1834年中国贸易和财政的再评价》 （载《商业史》杂志1965年1月
号），此文也强调指出了这些贸易关系和广州贸易中私人汇票所具有的重要
意义。
上述许多论著都着重叙述了鸦片对于散商和公司进行的对华贸易具有的
重要性。欧文在《英国在印度和中国的鸦片政策》（1934年出版）一书中对
英国政府的鸦片贸易政策作了详细研究。三年后，科斯廷出版了他的《1833
… Page 382…
—1860年的英国与中国》，其中颇为谨慎地论述了鸦片问题。韦伯斯特爵士
的《巴麦尊在1830－1841年的外交政策》（两卷本）一书后来从英国自由派
运动的观点考察了中国问题，因而强调的是英国的国内政治问题，而不是鸦
片贸易对英国政府经济上的重要性。然而，上面提到的格林堡纠正了这个偏
差。最后，研究鸦片问题的最有权威的著作是斯宾士的《清代吸食鸦片概况》，
此文载小韦克曼和格兰特合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张馨保的
重要著作《钦差大臣林则徐和鸦片战争》一书，详细考察了中国对鸦片贸易
的反应。还有一本用中文为钦差大臣林则徐写的优秀传记，即林崇墉的《林
则徐传》，其中相当详尽地叙述了林则徐的禁烟措施。
鸦片战争本身引起当时的观察者和参与者写下了大量的回忆录。在西
方，象奥赫特洛尼的《英国的对华战争》和伯纳德的《1840—1843年复仇女
神号航行和服役记事》（均出版于1844年），都生动地描述了冲突情况。在
这两部书的影响下，又出现了一系列生动地描写鸦片战争的军事史书，首先
是1946年出版的科利斯的《外国泥淖》，接着是1964年出版的贺尔特的《在
中国进行的鸦片战争》，最后是比钦的《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在这类英
文著作中，写得最好的是费伊的《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一书，此书把
军事史和对社会及政治的精辟分析结合了起来。
也有战争参加者所写的中文回忆录。林则徐本人的《林文忠公全集》（两
卷本）内有当时的日记以及给朋友的书信和呈给清帝的奏折。林则徐的顾问
们也写了有关鸦片战争的历史，如梁廷楠的《夷氛记闻》，以及魏源《圣武
记》中的部分章节；派克在1888年已将它们的一部分译成英文，书名为《中
国人对鸦片战争的记述》。1851年，夏燮发表了他的《中西纪事》一书，此
书对这一时期的中西交往史作了更加全面的叙述，而且包括许多第一手材
料。在先前提到的一些文献集子和阿英的《鸦片战争文学集》（两卷本）中
还有当时其他一些记述，其中有些内容 （包括林则徐日记）已被译成英文，
收于韦利的既富于同情心而又引人入胜的《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一书中。
蒋廷黻的几篇著作对于缔结 《南京条约》的历次谈判进行了探讨，其中
包括他用英文写的关于把同样的商业特权普遍给予西方各国的一篇文章（载
《中国社会与政治学评论》，1931年10月）。这些谈判既是邓嗣禹的《张
喜和南京条约》一书的主题，也是上述费正清论述贸易和外交那部著作的主
题。最后，研究太平天国的史学家谢兴尧的几篇重要文章，讨论了鸦片战争
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这些文章收录在他的《太平天国史事论丛》中。鸦片
战争与太平军叛乱起源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波多野善大论述太平天国的一
篇文章 （载日文《历史学研究》，1951年3月）和小韦克曼的《1839—1861
年中国南方的社会骚乱》一书的研究重点。
第五章条约制度的形成
有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中国“开放”或者说外国入侵的资
料，有着非常明显的渊源可查。首先是英国在入侵中国的事件发生后不久就
在议会文件（即蓝皮书）中公布了英国一方的报道——如1840年的大蓝皮书
和1859年的488页的蓝皮书；这两本蓝皮书中的文件说明了英国的政策为
何必须这样发展。了解才能得到谅解，从那时起人们已理解了英国的行动。
只是到最近才出现对一些证据重新评价的研究作品，例如，提出1856年驻广
… Page 383…
州巴夏礼领事在引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谎说亚罗号上挂有英国国旗之事 （见
第五章注42）。
中文方面的可利用资料只是在1930年才开始出版，这就是北京故宫博物
院编的关于“筹办夷务”的专集，它自1836年道光时期经咸丰和同治时期至
1874年止（见下面书目中的《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和斯威舍的《1844—1861
年中美关系研究》一书中的记述）。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到1937年，从故
宫文献馆中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外关系的文献（见费正清的《清代文献入门提
要》中的目录）。1936年东京出版了《大清历朝实录》（共4，485卷），
所以史学家们大出意外地能够得到迄今基本上还是保密的和体现了清政府主
要意图的官员们的重要奏折和皇帝的谕旨。不错，有些宫廷起居注选编 （象
《东华录》以及一些重要官员奏议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前就可以得到，
但其数量还不足以促进这个方面的研究，那时许多研究者也没有根据蓝皮书
的丰富内容去搜索伦敦档案局保存的材料。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四十年中，中英双方都提供了更多的文献：
伦敦档案局中有从中国带回的英国公使馆和领事馆的档案，有机密印制品（参
见罗惠民的《外交部关于中国及其邻国的机密文件》）和最近从英国驻北京
大使馆带回的中文档案 （参见庞百腾著《对伦敦档案局所藏广东省档案的批
判性指南》）。日本在这方面也由佐佐木正哉作了贡献，他连续公布了数卷
在伦敦档案局发现的中文材料 （见浦地典子、费正清和市古宙三编的《1953
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
中国方面，从1950年以来台北和北京都出版了一些内容广泛的文献集，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1954年出版齐思和编的六卷本 《鸦片战争》一书，它竭
力用文件说明人民大众的心情和行动，以补充书中官方记载的不足。特别值
得重视的是阿英 （钱杏邨的笔名）编的来源于民间的资料。
条约口岸很早就开始产生了一批论述当时中国的文献，此传统一直持续
不衰。第一个汉学权威是德庇时爵士，他原是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官员，后来
为英国驻香港的全权公使和总督，1836年他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华帝国及其
居民概论》，后来 1857年出了修订版，篇幅扩大到980页，仍为两卷本。
那时，卫三畏的《中华帝国地理、政府、文化、社会生活、艺术和历史概述》
（两卷本，1848年初版，1204页；1883年修订版，1611页）一书已超过了
德庇时的著作。卫三畏的著作是这类书籍中最有影响的一部。此书直接反映
了1833年以来驻广州外国人的经验，特别是表达了早期传教士们的观点。这
部书还利用了在广州和澳门出版的《中国丛报》月刊（编者为裨治文和卫三
畏，从1832年办到1851年）。1845年在香港开始出版《中国差报》，1850
年在上海出版《北华捷报》。所有这些报刊都刊载各种事件，同时也用来表
达并保存了外国人对中国事务的看法。
由于有了这些可利用的资料，出现了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他就是退休
的中国海关监督马士（他在哈佛大学1874年得文学士学位，1924年得文学
博士学位）。他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于1910年出版，是“蓝皮
书历史”的主要经典著作。马士有三十年当晚清官员的经验，这使得他对1834
—1860年记载的论述有一定程度的现实性和（对他那个时代来说）难得的公
正性。在日本，论述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已由东京大学坂野正高教授发表（参
见浦地典子等人的《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中的二十多个条目）。他的主
要英文著作是《1858—1861年的中国与西方：总理衙门的起源》。当然，另
… Page 384…
外一些有价值的著作已在第五章的脚注中列出。
记述通商口岸人物的著作有莱恩…普尔和迪金斯的热情洋溢的两卷本《巴
夏礼爵士生平》，以及米基记述阿礼国爵士生平的两卷本《维多利亚时代一
位驻华的英国人》。巴夏礼与阿礼国这两位书中人物现在应当受到重新评价。
旅行记包括法国神父古伯察所著引人入胜的观察记《一次穿越中华帝国的旅
行》 （两卷本），以及英国植物学家福钧的观察记，他为印度获得茶种，在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三次穿越中国内地各省旅行。两次鸦片战争使
参战的外国人写下了许多回忆录。
中国的观察家在当时也写下了大量的著作。最著名的是魏源的《海国图
志》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这两部书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作为世界地
理出版的；最近伦纳德、米切尔和德雷克等人对它们进行了研究。已故的张
馨保研究钦差大臣林则徐的著作已在上文提及。J。Y。黄则根据伦敦档案局的
广东省档案研究了叶名琛大臣。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根据总理衙门
档案写了四十多种专著，主要涉及的是1860年以后的时期，但是吕实强和王
尔敏等人的著作也涉及1860年以前。
论述法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作用的著作，可参看卡迪的《法帝国主
义在东亚的根基》。关于香港本地史的著作，见恩迪科特的《1841—1962年
香港的政府和人民》。上海的早期历史尚有待研究。
然而总的来说，如果把整个有关中国和西方最初密切接触的历史研究工
作用出版的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著作来衡量时，史学家们在这
方面似乎处于发轫阶段。这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1860年以后的
更大事件上，部分也是由于对整个十九世纪上半叶中国史的研究尚未充分展
开。现在还没有发现用任何文字撰写的论述嘉庆和道光时期 （1796—1850
年）的重要著作。《历史研究》杂志上的文章已经提出了问题并表明了新的
看法，我们期待众多的中国史学家们能做出成绩来。
第六章太平军叛乱
由于基本资料既缺乏，又流失于全世界，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开始
有专攻太平军叛乱的史学。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现在仍然是最好的一
部概论性著作。在他的带动下，新一代有创见的史学家根据从外国博物馆和
图书馆新发现的许多中文资料，开始开发这个领域。在西方，1927年黑尔突
破了前此从通商口岸的角度观察这次叛乱的观点；他的 《曾国藩和太平军叛
乱》一书通过利用曾国藩全集的资料扎扎实实地用中国人的观点来考察常胜
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