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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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无从彻底清查”。在1860年期间，李泰国已经在英国占领的广州以及汕头
设立了新的海关。他不久以健康为理由请假回英国；临时代理他的赫德（1835
—1911年）继续拟订进一步的章程，并在其他商埠设立新海关。
咸丰帝不愿看到所有这些现实，特别不愿看到欧洲军队仍在天津留驻，
所以他一再推迟返京日期。他再也不能回京了，因为他在1861年2月患了重
病 （可能是肺结核）。他在夏初时稍有好转，但在8月20日病情突然恶化。
在两天后去世之前他一度苏醒，但时间短得只能立下两道遗诏：其一是立他
的五岁独子载淳为皇储，另一纸是授权四位侍卫大臣（载垣、端华、肃顺和
景寿，都是宗人）和在热河的四名军机大臣“赞襄一切政务”。前四人所受
的权力既不能被解释为顺治帝未成年时多尔衮的那种摄政，也不能说成是康
熙帝未成年时鳌拜及另外三大臣的辅政。（可以推测，这八人在怎样抬高他
们的作用这一点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肃顺在他们之中最为机敏，但又是地
位较低的宗人，决没有资格当摄政。）然而这八人对自己作为“顾命之臣”
的身分信心十足，以致他们以幼主的监护人自居，并且指望代他来作决定。
但并不是把权力全部授予他们。由于他们只受权“赞襄”，所以不能合
法地启用通常代替“硃批”的御玺。他们不得不求助于两位皇太后的固有的
权力，因为母后的地位能够合法地代表幼主使用御玺。咸丰帝去世后留下了
二十五岁的皇后钮古禄氏，她为人随和，没有野心。但这时的天子载淳的生
母却是叶赫那拉氏，即后来的慈禧太后（1835—1908年）。按照规矩，8月
22日的诏令晋封叶赫那拉以及位居其右的东宫钮古禄为太后。八名谘询大
臣在谒见两位太后时，提出此后他们起草的一切敕令和诏书，都要由两位皇
太后加盖她们掌握的御玺来批准。但叶赫那拉过去曾为先帝整理过奏摺，因
① 《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0 第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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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她们坚持要先看过一切草拟的敕令、诏书以及奏摺，才能在任何文书上加
盖御玺；而且由谘询大臣提名的高级官员任命事项，也必须要经过她们的批
准。这八名谘询大臣勉强同意了。但两位皇太后并不公开上朝听政，她们只
召见这八个人。
这种做法并无错误，因为在此以前的清史中，从没有皇太后上朝听政之
事。但在以前的朝代中都有很多这样的先例，而且中国的传统是可以援引的。
北京的官员这时发起了一场运动，以使两位皇太后实际执政，或者按照历史
①
上常见的做法实行“垂帘听政”。恭亲王无疑是幕后人，他最后获准前往热
河行宫。当时在热河的军机处的一名官员写信声称，恭亲王设法晋见了两位
②
太后，并缓和了她们对欧洲人的恐惧心理。9月14日，即恭亲王启程回京
后第三天，一名御史向热河奏请两宫“垂帘听政”，另外应指定一、二位亲
王来“辅弼政务”。八大臣大为激怒，就草诏谴责上奏折的御史，并且宣称，
在清代从未有太后垂帘听政之例。叶赫那拉氏反对这份诏书，但拖延了—天
半后仍同意在上面加盖了御玺。
肃顺及其同僚显然认为他们立于不败之地。于是他们宣布，护送先帝灵
柩的皇族送殡队伍于10月26日启程赴京，新帝将于11月11日登基。肃顺
可能已与满族将领胜保取得了秘密谅解，后者已于9月18日来到热河，此行
名义上是来祭奠清帝的。胜保是1860年夏在与捻军交战时奉召协助保卫北
京抗击英法联军的主要将领。他虽然被欧洲人打败，但仍在北京周围拥有重
兵。很可能他在耍两面手法，曾答应要支持八大臣；但时机一到，他就背叛
了他们。
两位皇太后陪同幼帝于11月1日回到北京。恭亲王立刻被召见；两位皇
太后次日又召见恭亲王、桂良、文祥和大学士周祖培，交给他们一份据说是
醇亲王奕訢 （咸丰帝的异母兄弟，并娶了叶赫那拉氏的妹妹）起草的诏旨。
诏书指责八大臣（特别是载垣、端华和肃顺）僭窃帝权，欺骗先帝，并在外
交政策方面提了错误的意见。据说召见正在进行时，应该陪同缓慢行进的灵
车的载垣和端华突然出现，他们高呼“太后不应召见外臣！”但他们被恭亲
王的卫士拘捕。当晚，在离京不远的送殡行列中的肃顺也被醇亲王率领的军
队所捕。11月7日经两位太后指令召开了京畿官员的会议（包括内阁和六部
九寺的高级官员以及翰林和御史等），会上提出应把载垣、端华和肃顺凌迟
处死。次日，降旨谴责他们伪称先帝任命他们为皇太子的咨询大臣，肃顺曾
打算在两宫之间搬弄是非，并且他有一次曾经自己坐上过御座。建议的处分
随即被减轻，载垣和端华被“赐死”，肃顺被斩首——都立即执行。对其他
五位大臣则建议充军流放，但其中大部分人被减罪，只受到革职处分。
11月2日，即两位皇太后回京后的次日，收到了两起要求她们秉政的奏
折。她们立即要原来斟酌八大臣罪行的那个集团来安排皇母的“垂帘听政”。
她们授予恭亲王“议政王”这一显赫称号，使他在政体中有着突出的地位。
这个称号原来是在 1622年由满洲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封给身为八旗领袖而又
是自己的儿子和宗人的，自乾隆（1736—1795年）以来还没有被使用过。①
① 杨联陞： 《中华帝国的几位女统治者》，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23 第50 期 （1960—1961 年）。
② 高劳：《清宫秘史》，载《东方杂志》，卷9 第1 期第3 — 4 页；又见《英国外交部通信档案，中国部分，
卜鲁斯致鲁塞尔的信》，17/354，第203 页。
① 吴秀良：《1693 至1735 年密折制度的演进》，第10—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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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 又授予恭亲王这一特殊荣誉，却不去考虑原来的用法了。此外，恭亲王
又被任命为首席军机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和宗人府宗令。但叶赫那拉氏设
法保持了皇太后对诏书和钦命的最后决定权。她们不但掌握御玺，而且还在
幼帝面前召集所有文武大员听政，也就是行使了摄政权。有关“垂帘听政”
的条例已在11月9日的诏令中作了规定。例如，甚至关于军事的奏折，也必
须先由太后们细读后才交由议政王和其他军机大臣酌办。只有在召见中得到
指示后，大臣才能起草清帝批示。当接受省职的官员按常规上朝见驾时，两
太后与幼帝一起坐朝，她们坐在幼帝宝座之后的八扇黄色薄纱屏风后面。
11月11日幼帝即位，改新年号为同治。汉学家兼外交家威妥玛写道，
根据文祥的说法，同治是《书经》中的“同归于治”之简称，从字面上看，
它指的是政府和人民都希望“共同回到（或恢复到）井井有条的状态”。两
宫于12月2日初次临朝。一个在宏伟的金銮宝殿内下跪的官员仰面看到幼主
高高在上，坐在巨大的御座上，左侧站着恭亲王，右侧是已成为御前大臣的
醇亲王。但特别令人生畏的却是御座后面那座几乎是透明的黄色屏风。①
叶赫那拉氏在今后的四十七年中将成为中国的真正统治者。对清朝来说
幸运的是，叶赫那拉氏在这场政变中的同谋恭亲王开始在处理内政和外交政
策方面有了较大的行动权。所有记载都说恭亲王（1833—1898年）为人腐化
贪婪，早就情不自禁地在决定他职责范围内的许多任命时接受贿赂。但是他
年轻果断，尤其乐于采纳一个有真知灼见和忠于职守的满族政治家文祥（1815
—1876年）的意见。文祥是一个在满洲的穷官宦之子，中过进士，在十九世
纪四十年代中期在工部开始他的仕途生涯。他办事周密谨慎；他在1853年由
于偶然的机遇，得以在负责北京军事 的一些王公麾下工作（当时正值太平军
北伐）。这种优点和经历使他的才能得到几名达官显宦甚至肃顺的赏识。他
青云直上，不断擢升，在1859年终于升为军机大臣和户部侍郎。1860年9
月清帝离京时，他奉命担任代理步军统领，留守北京，并在和议中当了恭亲
王的助手。他证明是清朝新外交政策的真正制订者，而且西方官员把他描述
为总理衙门中的“干员”。政变后，他又成为军机处举足轻重的人物。由于
他善作妥协的才能，以及他的勤恳和正直，他不但不断地几乎受到恭亲王的
完全信赖，而且也得到慈禧的高度器重。
恭亲王和文祥不得不去安抚京师官场中的一派官僚，他们虽然同意与卑
鄙的欧洲人达成妥协，但仍继续专门在政策和用人方面大唱道德高调。尽管
对内战争和对外求和需要实用主义，但依然存在咸丰在位头两、三年开始时
的那种风气——尊敬那些对宋代理学有特别造诣的官员。咸丰帝经他尊重的
老师杜受田的推荐，把湖南的老年学者唐鉴（1778—1861年）召到北京：唐
鉴因替那些忠实地遵循朱熹学说的清代学者辩护而闻名。后来，持同样见解
的两名大学士翁心存（1791—1862年）和贾桢（1798—1874年）虽然没有决
策权，但在京畿官员甚至省级官员中仍有影响，因为他们常在会试中担任考
官，声称有许多及第的士子是他们的“门生”。由于两位太后的权力要依靠
儒家的“孝道”，所以她们在1861年至1862年特别容易同样大唱咸丰初期
的道德高调。政变后不久，蒙古血统的著名理学家倭仁几乎立即被任命为都
察院的左都御史。次年，他被提升为大学士，同时担任清帝的老师。与倭仁
同样以程朱理学造诣著称、并以个人道德楷模闻名的李棠阶 （1798—1865
① 见翁同龢目击的记载，《翁文恭公日记》，辛酉（1861 年），第1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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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也放弃了河南的隐居生活而担任都察院的都御史和军机大臣。
虽然新的同治统治至少需要正统的学说来装饰门面，但恭亲王和文祥最
关心的却是王朝面临的军事威胁。此时威胁与其说来自欧洲人，倒不如说来
自太平军和捻军。早在1860年秋季与欧洲人议和时，他们已经在考虑（不过
很谨慎地）在欧洲列强中是否有一两个国家可能会帮助清廷与叛军作战。他
们接受了伊格纳捷耶夫关于向清廷提供步枪、大炮和教官的建议 （第一次提
于1858年），但条件是训练不得在北京进行，而是把选好的旗人派往恰克图
受训。他们对清廷是否也应采纳伊格纳捷耶夫建议派一支俄国小舰队去协助
攻打南京一事犹豫不决，但他们对此机会颇感兴趣，因而建议清帝将此事交
曾国藩及其他官员酌办。但曾国藩等人反对此事；同时英国公使威妥玛也警
告恭亲王和文祥，说任何派兵进入中国内地的欧洲强国可能再也不会撤走。
不过此事提醒了这两个满族政治家可以用一支归清廷拥有的西方造的炮舰舰
队去炮击太平天国的京城。1861年6月，法国公使馆又重提了在天津的一名
法国海军中校提出的建议，表示法国可以协助清廷购买这样的舰队。但恭亲
王和文祥没有接受，反而采纳了李泰国和赫德拟订的有关英国炮舰的计划。
在卜鲁斯知情的情况下，赫德向总理衙门提出，有十二艘轮船，所费不到一
百万两银子，可以通过对鸦片增收海关关税和在销售这种毒品时征收货物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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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法来筹款购买。赫德还保证船只可由汉族甚至满族海员来驾驶。 1861
年7月，热河的清廷在批复总理衙门的劝说性的奏折时，批准了这个计划。
为了筹措足够的创办经费而拖延了一段时期以后，赫德在1862年初才写信告
诉李泰国进行购买舰队的事情。这样，就产生了在次年造成外交危机的著名
的李泰国…阿思本小舰队事件。
恭亲王和文祥继续对欧洲人采取安抚的姿态。新开辟商埠的地方官员可
①
能会拒绝与西方人及其领事合作，但北京总是对他们施加压力。除了由江苏
巡抚当时兼任 （后来由两江总督兼任）的旧“通商大臣”外，又添了一名主
管华北三个新商埠的新通商大臣。新大臣崇厚经清帝批准，安排士迪佛立将
军麾下的英国军官对一些驻津军队以及由京来津的精选旗人进行训练。在
1862年，已有数百名旗人就这样学会了使用西方小型武器，并在回京后不久
就组成了一支由清帝直接控制的精锐部队神机营的核心。文祥一度任负责该
营的官员，后来又亲任该营七统领之一。由于某种原因，神机营的规模一开
始限制在六千名士兵以下，而天津的训练计划也只维持了四、五年。
清廷必须确保欧洲人不去帮助太平军，因此朝廷打算在贸易和传教等争
议方面让步。由于中国一方的坚持，天津条约在开辟牛庄和芝罘的条款中，
已经禁止外国船只进行大豆和豆饼的贸易。因为这是江苏和浙江出海帆船在
东北的大宗贸易。但西方的船主及其代理人闹着要参加这项贸易，于是在
1862年1月总理衙门就顺从了卜鲁斯关于撤销这一禁令的要求。此外，经过
了几次早期激烈的反教会暴乱后（包括1861年11月的贵州教案和1862年3
月的江西教案），朝廷颁发了一分布告在全国广为张贴，强烈呼吁要公平对
待传教士及皈依基督教的教徒（见第十一章）。可是在1862年夏递交给法国
① 李棠阶：《李文清公遗书》，特别是卷2 《书说》。
① 赫德的中文申请书及备忘录都保存在 《海防档·购买船炮》中，特别是卷1 第10—18、21—22 、76—77
页。
① 迪安： 《中国和英国：1860—1864 年的商业外交》，第3 和第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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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使的一分“保护教民章程”中，恭亲王和文祥设法写进了如下的条款，即
②
应警告教会不得“干预地方公事”——希望用这个办法在条约的约束下尽量
保持中国行政权力的完整。
外国武装和太平军的失败
1862年淮军的出现标志着曾国藩的军事体系扩展到了上海地区。与湘军
相比，淮军实力较强，这不但是由于淮军官兵的质量较高，而且他们还拥有
西方的枪械弹药。在淮军最初的十三个营中，有八个营实际上是从湘军调来
的。调来的湘军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