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劫难-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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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9日，新安镇日伪军突然袭击新沂五华顶，把五华顶上的古寺——全潮律院付之一炬。古寺在新沂是首屈一指的梵王宫殿，光绪年间，挂单僧人经常有五六百人之多。火从大雄宝殿放起，一步楼、藏经楼、方丈、祖堂、板堂、腰殿、东西配殿、前事禅房、香积厨等随之起火。庙中几十棵合抱的古柏，也着起火来，火光烛天。殿宇僧寮尽成瓦砾，文物经典化作灰烬。毁于这次兵火的，还有宿邑名士徐用锡（翰林）、臧锡略、张鹤舫等人在一步楼上书写的墨迹；有石涛和尚的四幅山水，这更是无价之宝；有慈禧钦赐的半部《藏经》；有大雄宝殿上的三世佛，丈六金身，妙相庄严。
1941年5月，日军第二次入侵惠州，放火烧毁了西湖周围的名胜，如栖禅寺、永富寺、元庙观等古迹。
1941年8月，日军在江苏东台白驹烧毁庙宇165间。
1943年3月10日，日军进攻湖南省华容县南山，将有2000年历史的大禹殿和文昌阁烧成了一片废墟。
1945年2月13日，日军第五师团坂田旅团侵犯广东始兴地区，日军百余人火烧东湖平窖背大围楼。大围楼建于清乾隆年间，年代久远，规模宏伟。日军用几十桶火药点烧，烧了一个通宵。日军撤出后，在村民的尽力抢救下，仍被烧毁房子30多间，围楼四周走廊、楼梯、炮楼全部烧毁。
日军在沦陷区扫荡、清乡，许多颇具价值的古建筑也因此遭殃。如日军盘踞山西方山期间，就有76座古寺庙遭焚毁。
在焚毁中国古代建筑的背后，往往有日军不可告人的企图。伴随日军占领或扫荡而来的必然是疯狂地抢劫，中国古建筑中往往附有价值连城的文物，日军受其贪欲驱使，四处抢劫，搜括中国文物，为掩盖其抢劫中国文物罪恶行径，在大肆抢劫之余，复将古建筑或文物收藏所付之一炬，日军对内蒙古召庙王爱召古建筑的毁坏便是一例。内蒙古召庙王爱召，是我国著名的古代建筑，是鄂尔多斯草原蒙古族人民宗教与文化中心。该庙气势恢弘，整个建筑吸取汉、藏各族寺庙之精华，占地约50亩，庙亭259间，正殿49间，正独瓜（蒙语，意为法轮殿）81间。两旁建有钟鼓楼，山门口有四大天王殿，北面有十殿阎君。正殿后面有喇嘛塔3座。院墙外建有9座大庙，内供奉伊克昭盟七族祖先等共13座塔坟，各塔坟大小不一，形式各异，全部采用银质建造，并镀金裱。此外，庙中还存有吉农汉使用过的银制镀金的马鞍和弓箭。1941年2月9日（农历正月十四），日军铁蹄踏进王爱召，疯狂搜索各种文物，经日军三天洗劫，嵌有宝石的释加牟尼银质佛像，珍贵的经卷，银制镀金的马鞍、弓箭，以及各式壁挂、地毯等被抢劫一空。为了掩盖其抢劫王爱召的罪行，18日清晨，日军在召庙各建筑物上浇洒汽油，堆遍干柴，进行焚烧。这座我国内蒙古民族文化、宗教中心，中华瑰宝遂成一片废墟。孟国祥、喻德文：《中国抗战损失与战后索赔始末》，安徽人民出版杜1995年版，第108页。
为防止日本人怂恿德王盗取成吉思汗陵寝，中国国民政府决定于1939年6月8日起移陵。同年7月1日，运抵甘肃榆中兴隆山。
3拆毁或改作军用所致损失
日本侵略者在焚烧、轰炸中国建筑物的同时，常常将一些较大型的古建筑物拆毁或改作军用。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持久，日军源源不断地从日本本土及其殖民地入侵中国，日军对兵站、机场、医院及辎重、粮秣存放场所等需求急剧增长。于是，中国为数众多的宫殿、庙宇、祠堂等古建筑和学校校舍也成为日军强占的目标，日军占据这些建筑后，往往对其结构进行破坏或改造，日军撤走时或加以毁坏。
1938年11月，日军侵犯湖南陆城，将当地久负盛名的古建筑拆毁。
1939年3月，日军第16师团第18联队入侵湖北钟祥郢中镇，在这“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镇上大拆民房，大毁文物，使这个小镇成了堆堆废墟”。
日军将中国大型古建筑改作军用的作法屡见不鲜。在南京，日军占据和平门（神策门）后，将其瓮城改为汽油库。中央博物院被日军占领，作为防空司令部驻地，一些院厦被任意拆毁和改建。
1937年7月27日，日军飞机猛烈轰炸北京南郊大兴县团河行宫。团河行宫是清乾隆年间在北京名苑“南海子”里修建的四座行宫中最豪华的一座，它汇集了中国古代园林建筑艺术的精华，在历代帝王行宫中最具特色和代表性，而且保存基本完好。行宫占地约两平方公里，四周筑有土山。宫中分东西两湖，中间有桥梁相连，宫门三楹，内有前殿、后殿和配殿，宫中别宇、亭台众多。在各宫堂之间，共有游廊124间，雕梁画栋，金碧辉煌。1937年7月，日军第20师团之一部在空军支援下向团河方向行进。行宫在饱受战火摧残后被日军侵占，宫中所有文物被洗劫一空。1942年，日军为修南苑飞机场，便将团河行宫完全拆毁。
古老曲江城楼的劫难。清代以前，荆州城雄踞江渚，故而西有安澜门，南有曲江楼。其时登城放目，但见“孤峰烟中落，长江天际来”，山川竞秀，美不胜收。曲江楼建于宋代，其后数百年间，城垣几度毁于兵火，又几度重筑，城上古物荡然，惟曲江楼幸存下来。曲江楼飞檐流丹，翼然欲举，虽不及唐代楼徽的浪漫夸饰，却极尽宋代建筑的典雅俊逸。登高览胜，可见白帆点点浮天际，落霞曼曼染巷里，远畴近陌，一览无余，荒村野树，星罗棋布，俯仰之间顿觉胸襟一亮，心旷神怡。1940年6月8日，日军自襄北南践，荆沙沦陷。日军为修建兵营，公然拆毁二十余处名胜古迹。曲江楼也未能逃过一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日军侵华罪行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501页。
1941年春，日军为在荆州修建飞机场，拆毁了具有1500年历史的承天寺。
位于江苏吕四镇南市的灵佑侯（原名土地堂），重建于1763年，有殿堂等45间，供奉佛祖及土地像，为吕四镇著名的大庙之一。1943年，该庙被日军拆毁。吕四镇最大的庙宇城隍庙，创于明代，有五百多年历史，殿堂住房108间，占地二十多亩，四周有围墙，三个庙门并排，“佛殿轩敞，梵宇沉沉，香烟复郁，鸟语声声”的这样一座古庙，战时被日军拆毁72间。建于1874年的慧海寺，1941年被拆。日军为修据点，1944年拆毁建于1881年的娘娘庙。建于1877年的镇安寺，1943年为日伪拆毁。
第11节 古建筑损失的调查与统计（1）
1946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基本完成文物损失调查工作，最终形成《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该文件列举了除东北、台湾和中共领导的解放区以外，全国各地文物损失情形，其中古迹被毁741处（公705处，私36处）。
与图书古籍、文物珍宝的损失统计相比，古建筑损毁统计明显失之偏少。如日军轰炸、焚烧、屠杀和抢劫最为严重的南京市竟无一处古建筑损失统计！所列江苏省古迹损失为119间，而这119间也仅为镇江焦山定慧寺一处的损失。而溧阳一县据1992年所修之县志统计，其被毁古建筑即达497处之多，其重要者如文庙、文昌庙、史侯庙、二员烈庙、张巡庙、浣纱庙（内有戏楼一座，宫殿一座）、文昌阁、太白楼、鲁仙宫、坎离宫、文武殿、邬公寺、三皇寺、吴公祠、尚公祠、昭公祠、尊经阁、史玉阳公祠、明伦堂、书院等。《溧阳县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719页。江苏宜兴被日军毁坏的古建筑如龙池澄光寺、磐山崇恩寺、邑城东门外中隐寺、南门显亲寺和城南南岳寺等几十座庵观寺庙，总计毁房就达1500余间。
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长江以南的古迹要少得多。江苏江南地区古建筑损毁就如此之众，则中原地区的损失当可以想见。关于寺庙、碑塔、庐墓之破坏，则以山西、山东、河南为最烈。山东之章邱、高密、海阳、邹平、蒙阴、平阴、菏泽、沂水、济宁、郯城等地，可谓寺无庙不毁，最著名者为各处孔子庙，或将礼器、乐器损毁，或将房舍拆除。高密之晏子像、菏泽之僧格林沁像、郯城之孝昌碑和郯子墓，沂水之古塔毁损殆尽。山西之太原、河津、解县各地之佛教、道教庙宇，如纯阳宫、菩萨庙、大佛寺、三清殿，其他神庙诸如城隍庙、文庙、娘娘庙、大禹庙、关帝庙等，非被劫掠，即被炸毁、拆除。河南安阳之玄庙观和诸葛庐所有的古物、古迹、建筑，分别于1938年春及1945年2月被毁；洛阳龙门、巩县石窟寺，于1944年部分被毁；泌阳县古迹5处，于1941年2月被毁。开封、郑州等地，也有不少损失。王聿均：《战时日军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台湾）《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4期，1985年6月。
关于古建筑之损毁，从战后六十年来各地有关古建筑损失资料可以发现，日军侵犯过的市县，古建筑损失少则几处、几十处，多则数百处，而损失在十处以下的县市为数较少。八年抗战中日军侵占过近千个县市，加上被日军侵占的东北广大地区以及遭受日军飞机轰炸的四川、陕西、宁夏、青海等省，全国遭日军侵犯过的县市和历史名镇当在数千以上，其古建筑、古迹损毁数大大超过741处。当然，古建筑、古迹损毁数的多少，也与其划分计算的标准有关。
日军大规模破坏古建筑和古迹，显然是处心积虑摧毁中国的历史传统及根植于人心的信仰和伦理观念。战时中国文物损失
文物是文化的结晶，是文化的延续，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延续。保护文物，就是保存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国土丧失了，可以夺回来，文物损失了无法挽回。然而，文物又是人类智慧的凝聚，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它从不同的侧面和领域反映历史上人们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实物资料。因而，文物又不仅仅属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属于全世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因此，必须得到全人类的广泛尊重和保护。为保护文物，近代国际战争法规都有明确的规定。
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创造出了古代人类最高的文明成果，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文物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文物所包含的种类很多，如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字画、图书典籍、标本、古物等。
日本侵略者抢劫和破坏中国文物，有计划和有规模者可追溯至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其时，日本宫廷顾问九鬼隆一就亲手制订“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掠夺中国文物成为日本侵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烧杀劫掠，抢走大量文物，仅日本联队长栗屋大佐除抢银元宝、银块外、还掠走文徵明绘画1卷，明代铜制香炉1个，玉器10件，及香炉、手箱等。庄建平主编：《国耻事典》，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295页。
1902年至1914年间，日本侵略者曾先后三次派遣以净土宗本愿寺派第22世门主（住持）大谷光瑞为首的中亚西亚探险队，深入中国境内，从事名为考古，实为盗窃历史文物的活动。大谷光瑞等人在中国西部地区先后窃取了大量的历史文物，其中较突出的是9具人体标本（木乃伊）和5块方砖形彩墨书墓志铭（最早的是北魏延昌四年，最晚的是公元662年），以及公元500—640年间墓葬中的“人首蛇身（伏羲女娲交身）图”。这批文物共7531件，部分被盗运到日本的京都恩赐博物馆。
1911年，日本海军旅顺镇守府司令长官富冈定恭，把中国东北地区三大古代刻石之一的唐代旅顺黄金山麓的“鸿胪井”刻石，盗藏于日本宫内省帝室博物馆。“鸿胪井”刻石是关于唐朝与渤海关系的一件珍贵信物，说明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顾明义等主编：《日本侵占旅大40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4页。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扶植傀儡溥仪建立伪满洲国。日军为霸占东北，极为关注所谓“满蒙问题”，竟以“保护为名”派宪兵闯进沈阳故宫，掠走清代文溯阁的《四库全书》。日本投降后，由苏联接收，才归还我国。《四库全书的命运》，《人民日报》1958年1月31日。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掠夺、摧残中国文物进入有计划和有组织的阶段。日军师团一级一般专门配备“文物搜集员”，这些人大多受过专门训练，具有一定的文物专业知识。日本政府还不时派遣所谓“考察团”分赴各区，对散落各处或一时难以判明其价值的文物、书刊等进行搜索和甄别，确定有一定价值后，或运回日本，或予以毁坏。本章对战时文物损失的情况作一概述。为便于深入研究起见，本书对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图书类损失另辟专章叙述。
一横遭摧残的公共文物
1937年，日军自踏上中国领土之日起，就轰炸中国文化机关，抢劫中国文物，直至日军战败投降，其以轰炸、焚烧、抢夺为主要手段的破坏中国文物的罪恶活动一刻也未停止过。战时中国公私文物损失十分惊人。
全面抗战爆发前，全国比较有影响的博物馆37家。战事起后，故宫博物馆所藏之文物珍品多迁至四川、贵州各地保藏。国立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也迁四川李庄继续筹备。但各省设立的博物馆则以战事影响，或迁移，或停办。如广西省立博物馆三度改名，文物四度迁移，损失严重。1944年全国仅存博物馆18家，较战前减少一半以上。其他如附设于学校或图书馆中的博物馆则有四分之三被毁。
文物、古物的损失十分严重，仅江浙沪一带，就有多家博物馆被毁。上海博物馆于八一三事变中为日机所炸毁。日军占领上海后，破坏和掠夺文物书画之事时有发生。1942年8月，同文书院的日人铃木率领二十余人前往上海世界学校，破门窗而入，企图将藏书和乐器运走。该校存有古乐器二百余件，中国经史子集数千部，名人书画数百件，外文书籍数千册，如果上述文物被劫，将是重大损失。后经多方交涉，才未被运走。日本侵略者还大肆掠夺档案史料文献。据《申报》报道，1940年12月20日，日军用斧头劈开房门，将上海市财政局档案强行抢走。同月30日，又劫走上海市公用局档案12箱。齐卫平等：《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日军占领南通后，对南通博物苑肆意破坏，一次日军竟枪杀苑内珍禽白鹤煮以下酒，陈列室和文物也遭破坏。战后，苑内一片颓垣破壁，陈列品仅剩少数鸟兽标本。
江苏无锡县立博物馆有金石、雕刻、书画等各类文物，两千多件文物于1939年11月被日军洗劫一空。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文物、标本被日军多次“光顾”，历史文化部损失尤多。此外，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文物、标本多次遭到日伪劫掠，历史文化部损失最多。
1938年5月，日本飞机轰炸南阳，河南省图书馆运藏该地的部分图书、文征明书画及明代地图两箱被炸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