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劫难-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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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在北京的日文报，以及《朝日》、《大阪每日》等报刊，在重要新闻栏内发表这样的新闻：长谷部言人发现中国猿人标本已被美国人偷去，协和解剖系保险柜内的东西是假的，是石膏制作的模型。这种贵重的东西，原不许运至国外，但美国人不讲信义，把它偷走了。也许长谷部言人等人在北平没有什么成绩，住了一个月，又回东京去了。
1943年4月，日本宪兵密探锭者繁晴（英文名Goargia）找到裴文中，明确表示受日本军部的命令，负责寻找中国猿人标本。锭者繁晴连续在3天内质询了全体有关人员。特别是博文因此被日本宪兵队囚禁了五天，追问没有结果。裴文中认为，日本军方插手此事，是因为长谷部言人在东京运动了要人，令日本军部找到“北京人”化石。军部认为锭者繁晴很能干，而让他承办此事。《裴文中关于“北京人”化石标本被劫及失踪经过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914。
大概在1943年5月至6月间，忽然有消息说“北京人”在天津找到了，并要息式白小姐去天津辨别其真伪，但很快又让她回来了，说天津发现的东西与中国猿人无关。从那以后，直到日本投降，日本官方就再也没有提起“北京人”这件事。据此，裴文中战时就猜想，日本可能已经找到了它所想要的。
第19节 战后追寻“北京人”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及民间组织立即多方查找。裴文中先后于1945年8月28日、11月26日致函中央地质调查所原所长翁文灏和现任所长李春昱，称“猿人标本前曾装二大箱交美国大使馆，惟未能运出，战争即行爆发。一年后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来平，拟继续研究曾找过胡顿问话未果。后日人至秦皇岛、天津及北平各处寻找，谓未找见，此后亦再无人追究……胡顿等猜疑标本或为日人得去，而故作不知”。“我请准至秦皇岛察访……请赴日调查团注意中国猿人事。”《裴文中致李春昱等人函》，1945年11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28（16），卷134。9月28日，裴文中通过红十字机构转信在美国的魏敦瑞，希望魏氏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保管委员去寻求麦克阿瑟情报参谋的合作，并在《纽约时报》发表有关中国猿人标本失踪的文章。
为了发动更多的人寻找失踪的“北京人”，裴文中应《大公报》记者徐盈之请，撰写《“北京人”在哪里》一文，于12月在重庆、上海、天津三地发表。1945年12月4日北平版大公报及1946年1月2日北平英文时报路透社讯，被劫持之“北京人”已在日本发现。听到消息后，翁文灏于1946年1月19日致信美国马歇尔将军，请求把“北京人”化石归还中国，并随信附上周口店文物被掠清单。然而，空欢喜一场，实际上发现并归还的是“取自周口店上洞及第一、第十五层的石器、骨器和骸骨”、“周口店发掘的照片和文件”，而“北京人”仍杳无影踪。《中国驻日代表团致盟军总部备忘录》1946年4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375，卷846。
中国政府指令中国驻日代表团切实追寻，教育部并派“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专家李济前往日本协助。1948年3月4日，日本外务省民间财产局给盟军总部民间财产管理组的报告写道：“本局调查显示，a1941年12月在秦皇岛及其周围驻扎的日本部队是第27师团之第15联队。由于有关材料丢失，该部队人员姓名和现在的地址不详。b未查清该部队是否与‘北京人’化石遗失案有关。c复原局对前华北派遣军3位参谋中村由治（Yuji Nakamura）、塚本正代（Masayo Tsukamoto）、岛贯竹三（Takeji Shimanuki）进行过询问，没有获得任何与化石骨骸遗失案有关的情况。d遗憾的是，根据现有情况无法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1948年12月6日，裴文中给李春昱写信，对寻找“北京人”茫茫而无结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弟前于李济之先生赴东京之时，曾函他，请询问高井冬二和长谷部言人，因他二人寻找之时，距遗失之时甚近，且曾询问在丰台集中营之美军陆战队官兵，更加利用日军军力寻找，当有所知。然而据李先生到平时云，美军总部以不知二人下落为辞，竟求与二人一见而不可得。现高井冬二仍在东京帝大地质系任助教，岂能以不知下落回答之”。“日方之复函，谓曾询问日军中之在秦皇岛者，彼等当不知之，即知之亦否认之。故弟认为，关键仍在东京之盟军总部。如询问高井和长谷部及当时之日宪兵‘锭者繁晴’，更为有力，且可得确实消息。”裴文中“对化石之下落推测，则为日人所得（即长谷部），因何以彼于寻找后，即不再寻找？协和之胡顿，亦如此想法；惟博文则认为不可能。然无论如何，则询问高井等，可得第一手资料，则无疑问。高井现对人表示（现弟之一学生在彼处读书），曾寻找数月，毫无结果。纯系搪塞之辞。我们应知者为：曾于何处、何人寻找过，所得结果如何？要他历述所找之经历，他不能否认没有找过！”裴文中最后认为，“惟找到之希望甚微，我始终认为，关键在‘盟总’”。《裴文中致李春昱函》1948年12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375，卷846。
那么，盟总和美国方面为何不热心呢？我们可以作些推测，本书《战后对被劫文物的查证和追索》一章，对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作了分析，由于冷战局面的形成，美国要扶持日本，使之成为“东方反共产主义的桥头堡”，这不能不影响到劫物归还政策。但也不排除化石流入美国的可能。美国科学家和陆战队员毕竟是当事人，美方人员是化石在中国遗失的最后的见证人，对化石的去向是清楚的，至少，应该知道它是在何时何地丢失的。可迄今为止美方人士没能提供化石遭劫的确切地点。为什么不调查被俘的陆战队员，也不愿中国方面会询高井？
1951年，新中国成立的初期，曾寻找过“北京人”。七十年代，寻找“北京人”又成了热门话题，有关“北京人”下落的书籍和报道不断面世。
第20节 “北京人”流落谁家
从时间上看，几乎可以排除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运抵美国途中遗失说”。因为哈里逊总统号在马尼拉赴秦皇岛途中，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该船在长江口外触礁沉没，当然不可能将远在秦皇岛或天津的化石运出。但不排除中途藏匿的可能。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一位古人类学家夏皮罗出版了《“北京人”》（Peking Man）一书，他认为在天津的地下室就被掉包了。
认为“北京人”在美国的也大有人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打破中美长期敌对的坚冰，尼克松想找到“北京人”作为礼物送给中国，但没有成功。随尼克松访华的嘉纳斯悬赏5000美元寻找“北京人”，获得的线索很多，但都不是要找的标本。一女士说自己藏有“北京人”，并约定和嘉纳斯在帝国大厦102层楼见面，双方如期而至。当该女士取出照片时，嘉纳斯眼睛为之一亮，认为这简直太棒了，这正是他最想见到的！接着讨价还价，正谈话间，看到有人拍照，该女士拿着包飞跑，嘉纳斯没能追上。1993年3月8日，美国海军某部军官、历史学家布朗认为，“北京人”头骨化石可能在纽约，并在《纽约邮报》上发布消息，悬赏25万美元寻找“北京人”头骨化石。
“北京人”化石是否在日本呢？如果化石和美国陆战队队员确实在秦皇岛落入日军手中，那么可能性就在日本。如何理解战时日本方面的搜寻呢，一种解释是为了掩人耳目，一种解释确实不在日本手中。还有一种说法是，装中国猿人的两个箱子，当时在秦皇岛的库房中，该库房曾被日军抢劫两次，在战乱中难保这两个木箱不被日军摧毁了，而日本方面还不知道。
战后，也有人认为化石在日本的可能性不大，如博文等人就持这种观点。长期研究“北京人”去向的中国学者、光明日报出版社社长李树喜认为，化石在日本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其理由在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日两国无论是官方还是学术界都就头盖骨失踪问题交换过意见，日本方面坚决否认在日本。”“从常理来推测，‘北京人’头盖骨之所以珍贵，主要在于其研究上的重要价值，关注的人多才有意义。假如在日本，无论是在政府手中，还是在民间，都应该将它公布出来，没有秘而不宣的道理，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据李树喜所说，著名人类学家贾兰坡在世时曾说，他也不相信“北京人”头盖骨在日本。上述分析，也是有道理的。这和1941年胡顿反对将“北京人”化石运藏美国有相同之处。文物，是人类发展的见证，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应该得到保护，共享研究成果，而不能据为一己私有。然而，现实中还不能完全做到。战时日本从中国掠夺大量文物，战后日本方面不配合、并极力阻扰劫物归还中国之事时有发生，这又如何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古生物学家周兴国到东京举办“恐龙展”，他想进一步了解“北京人”的情况，要面见高井冬二，可高井冬二婉拒了见面的要求，并捎来一封信，信中否定化石到过日本，而断言“由海上运到了美国”。周兴国认为，相对于美国而言，在日本的可能性更大。日本当时是侵略国，有很强的掠夺性。在二战期间，日本人曾窃取过一具在爪哇发现的梭罗人头骨化石，直到战后才被追回。毕竟，它是在日本人控制的局势下发生的。
对“北京人”去向猜测种种，另有一说是，当时一个守护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总部与美国驻华大使馆相通的便门口的卫兵，曾看到半夜有两个人抬了一箱东西，埋在大使馆门外十几米的后院里。这个卫兵推测，这一箱东西不能排除是“北京人”。该后院现在建成一个仓库。对此，李树喜认为，起初美国方面并不愿代为保管，后来中美就保管头盖骨化石事宜达成官方协议才起运的，不存在私埋的可能性。
也有人认为遗失的头盖骨化石就在国内。对此，周口店古人类学研究中心的主任助理张双权解释道，经常有人打电话来说见过北京人头盖骨，但是进一步的追寻发现，99％都是子虚乌有，我们似乎都习惯了，但是每个线索我们都不会放过。也许，这1％就是希望。
1996年初，有一位日本人在临终前对他的朋友嘉滕刚清说，据他所知，“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被埋在距北京城外东2公里的地方，在一棵松树的树干上还作了记号。嘉滕刚清将此事告诉了好友仰木道之。仰木道之向中国方面提供了信息，引起了重视。1996年5月3日，各路专家商讨对北京日坛公园“埋藏”地点的“地表探测”方案。以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进行两次电震探测。6月3日上午，发掘正式开始。遗憾的是，近3个小时的发掘，依然一无所获。曹家骧：《考古发现漫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在种种谜团无法解开的情况下，“北京人”头盖骨随葬“阿波丸”一说，无疑又燃起大家的希望。这一说法是由上世纪70年代美国方面提供的资料率先披露的。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向中国方面通报了这一情况，并希望中美两国共同打捞。“阿波丸”是日本的一艘万吨级巨轮，1945年4月1日23时，返回日本途中在牛头岛海域遭到美国海军重创，沉入我国领海，船上2009人中只有三等厨师下田勘太郎一人生还。有关资料曾表明，“阿波丸”号上装有金锭40吨，白金12吨，未加工钻石15万克拉，工艺品40箱，锡3000吨，橡胶2000吨，铝2000吨等。约值50亿美元。遗失的“北京人”头盖骨也极有可能在这艘船上。当时，一些国家的打捞公司先后向中国政府提出合作打捞“阿波丸”的要求。在“阿波丸”沉没三十多年后，我国于1977年初开始对其进行了打捞，在已经打捞的沉船所载的部分物品中，成功取回了3000吨锡锭，这说明美国方面提供的材料基本上是可信的。由于当时打捞技术条件的限制，潜水员只能下潜到水下50米左右，而“阿波丸”号的船底在水下70米，结果未能作全面打捞。但在“阿波丸”初步打捞中，竟然发现了伪“满洲国”政要郑禹的家藏小官印（玉印）及郑孝胥安葬时分赠后人的圆砚，砚上有“郑公孝胥安葬纪念”字样，而历史记载“阿波丸”乘员全部是日本人。这说明，日本人搜罗携带了中国北方的文物宝器上了“阿波丸”，这也是“阿波丸”可能装载“北京人”的旁证。正因为此，一些研究者建议，有关部门应该对“阿波丸”号重新打捞。但这一推测也有疑点，如果日本人1941年已得到了“北京人”化石，为什么不将化石直接运送日本，反而绕道东南亚，一直等到1945年才装上“阿波丸”运往日本呢？
“北京人”失踪，不仅是中国，也是全世界、全人类不可估量的损失。解开“北京人”失踪之谜，是中国乃至世界关心人类发展和学术进步的人们的愿望。文物损失的调查与统计
抗战期间，迭经日军侵略炮火的摧残、纵火焚烧和疯狂掠夺，我国公私文物损失极为惨重。这些文物中，有典籍、字画、珍宝、古玩、碑帖，更有价值连城、无法计价的文化古物。其品种数量之巨，在人类战争史上亦实为罕见。为了清算日本侵略罪行和准备向日本索赔，中国政府开展了对抗战时期各类损失的调查。其间，有专门的组织机构和人员从事文物损失的查证和劫物的追索。调查统计的结果表明了日本军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本质和凶残。本章就文物损失调查，以及损失概况作简要的叙述。
第21节 文物损失调查的组织机构
卢沟桥事变后，为了以事实揭露日本侵华的野蛮罪行，国民政府教育部即着手对中国文教事业损失情况进行调查，至1937年10月，教育部所作的文化教育机关受灾情形报告及资料中，列举了开战以来日军对中国，特别是对上海地区文化机关破坏所致损失的情况。
为了清算日本侵略罪行，一俟战争结束即可向日本索赔，并“将此空前惨痛之事迹，翔实记载，昭告后世”，1938年11月，在重庆举行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上，黄炎培等人提出议案，建议国民政府从速设立抗战公私损失调查委员会，“调查前方、后方、直接间接公私损失，填具表式，报告政府”。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326页。1939年7月，行政院制颁了《抗战损失调查办法》及《调查须知》，通令中央各机关各省市县政府分别调查具报，并指定国民政府主计处审核汇编所有材料。但由于战事迅速蔓延，文化事业损失查报工作进展甚微。
由于文物的特殊性，战时大都关注生命财产的损失。面对战时我国古物的惊人损失，1943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研究战争损害的专家韩启桐呼吁，“陷区古物如何彻底清查，实为我国损失调查重要问题之一，应从速慎筹计”。1943年10月14日，蒋介石手谕指示行政院和教育部，“我国各种文化事业横遭敌军之摧残，应于战事结束时向敌提出赔偿之要求，希即会同有关各机关共同组织一要求赔偿文化事业研究会，一面搜集各种材料与证据，一面研拟具体办法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