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西夏史-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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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另一种为汉文钱，计有元昊时期的“天授通宝”，秉常时期“元德
通宝”，仁孝时期的“天盛元宝”和“乾祐元宝”，纯祐时的“天庆元
宝”，襄宗安全时的“皇建元宝”，神宗遵顼时的“光定元宝”，等等。
由于西夏缺乏铜、铁，从而使其货币的铸造受到限制，其所铸的有
限货币，是无从满足其市场的需要的，必须自宋金进口大量的货币。这
从西夏遗址和墓葬发掘出大量的宋、金货币得到佐证。
西夏货币除大量铜钱外，还有少量的铁钱和银币。
总之，由于西夏社会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了绝对的支配统
治地位，其商品经济的发展有限，因此，其货币的铸造与发行，自然要
受到很大的制约，这是西夏货币经济不发达的根本原因。
① 《西夏书事》卷36。
第八章 西夏的文化
第一节 西夏文化与河陇文化
关于西夏文化的来源，在原苏联的学者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
即认为西夏文化是“源于中亚细亚各族人民的文化”。是“独立发展起
来的，自成一体的。”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其所以错误，因为第一，
“一定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①。我们在研究任何国家文
化的来源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其本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和现状。其次，要
考虑其周边邻国文化对它的影响，而不是远离本国的什么文化影响；第
二，这种看法与实际历史情况也是不相符合的。
如前所述，西夏文化深受汉文化及吐蕃、回鹘文化的影响。
但以汉文化为主，正如北宋大臣富弼所指出：“得中国土地，役中
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
车属，行中国法令”②。所谓汉文化，一般指中原王朝——唐宋文化，实
际上汉文化还包涵汉末以来的河陇文化。
何谓河陇文化？概括地说，是指河西陇右地区所保存的中原学术文
化。所谓河西，即泛指黄河以西地区。唐景云二年（公元711 年）曾置
河西节度使，为开元、天宝年间的十节度之一。其辖境相当于今甘肃河
西走廊，包括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所谓陇右，即泛指陇山以
西，新疆乌鲁木齐以东，以及青海东北部地带。这里的陇右概念“即晋
秦州之地，介于雍凉间者”①。
河陇文化，早在东汉末年即已存在，发展至前凉张轨时，明显进入
了它的兴盛时期。宋末元初著名的史学家马端临指出：
“（河西）自东汉以来，民物富庶与中州不殊，窦融、张轨，
乘时多难，保有其地。融值光武中兴，亟归版图，而轨遂割据累世，
其后，又有吕光、秃发、沮渠之徒，迭据其土，小者称王，大者僭
号。盖其地势险僻，可以自保于一隅，货贿殷富，可以无求于中土，
故五凉相继，虽夷夏不同，而其所以为国者，经制文物，俱能仿效
中华，与五胡角立，中州人士之避难流徙者多往依之，盖其风土可
乐而此”②。
这种兴盛的势头大体上持续到中唐以前。
河陇文化具有它独有的特点。其特点之一是在公立学校沦废的情况
下，主要通过家世代代相传；特点之二是本地学术世家同外来儒学英才
相结合；特点之三，是具有显著的地域性。
河陇文化在我国历史上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具体地说作用有二：
第一，它是隋唐制度三大渊源之一。所谓三大渊源，即渊源于魏、齐、
梁、陈和魏、周。三源之中，尤其是北魏、北齐与河西文化有着密不可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 卷本第655 页，人民出版社1964 年版。
② 《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
①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
② 《文献通考》卷322，《舆地考》。
分的关系。北魏统一河西，拓跋焘对河西儒士“皆礼而用”③，其典章制
度明显受了河西文化的影响。“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
移保存于凉州—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
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魏、齐之源，
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①；第二，保存延续了中原文化。秦凉诸州西北
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魏、齐、隋、唐之制
度，承前启后，继续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②。
河陇文化发展至安史之乱以后情况如何呢？史学家马端临云：
“唐自安史之乱，西北土地皆不能如旧？ 。独西陲沦于吐蕃，
遂有夷夏之分，致使数百年中华衣冠之地，复变为左衽不能自拔。
虽骁悍如元昊，所有土地过于五凉，然不过诸蕃部落杂处于旱海不
毛之地，兵革之犀利，财货之殷富，俱不能如曩时。是以北事辽，
南事宋，仅足以自存。然则凉州之地，自夷变为夏始于汉而殷富者
数百年，自夏复变为夷始于唐而沦荒者复数百年，谓唐之土地而过
于汉者，非要终之论也”③。
在马氏看来，自汉至初唐数百年间以凉州为中心的河西之地，由于“自
夷变夏，”民殷物阜，文化发达，为河陇文化的兴旺发达时期，但自中
唐以后，河西地区由于吐蕃、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相继割据，“自夏复
变为夷”时这一带的经济和文化破坏很大，“沦荒者复数百年”，河陇
文化因此中断，应当否定。这种带有民族偏见的看法，显然与当时的历
史实际不相符合的。实际上河西陇文化自唐安史之乱经五代至宋，并未
因吐蕃、回鹘、西夏等少数民族相继建立地方割据政权而中断，相反，
为他们所继承。北宋史学家欧阳修指出：
安禄山之乱，肃宗起灵武，悉召河西兵赴难，而吐蕃攻陷河西
陇右，华人百万皆陷于虏。文宗时尝遣使者至西域，见甘、凉、瓜、
沙等州城邑如故，而陷虏人见唐使者夹道迎呼涕泣曰：‘皇帝尤念
陷蕃人民否’？其人皆天宝时陷虏者子孙，其语言稍变而衣服犹不
改。至五代时，吐蕃已微弱，回鹘、党项诸羌分侵其地，而不有其
人民，值中国衰乱，不能抚有，惟甘、凉、瓜、沙州通于中国，其
州为回鹘牙，而凉、瓜、沙之州犹称唐官，数来请命”①。
这说明自安史之乱至五代之时，河西地区的文化并未“自夏变夷”，显
然当地人民在语言方面有所变化，但在衣着和官制等方面同中原王朝仍
然保持了一致性。
西夏统一河西等地之后，同样并未中断河陇文化，其统治者为了适
应其封建化的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儒学②，宏扬了佛学。使儒
学和佛学成为加强其统治的不可或阙的两种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
柱。
③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23。
①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
②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
③ 《文献通考》卷322，《舆地考》。
① 《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
② 参阅拙著：《略论西夏文化同河陇文化的关系》，载《西夏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 年出版。
第二节 西夏的儒学
一、儒学兴盛的原因
元人虞集在为西夏儒学大师斡道冲作画像赞时指出：
“西夏之盛，礼事孔子，极其尊亲，以帝庙祀，乃有儒臣，早
究典谟，通经同文，教其国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顾瞻学宫，
遗像斯在，国废时运，人鲜克知”①。
虞集的这段赞语，不仅讴歌了西夏儒学大师斡道冲宏扬儒学的历史功
绩，而且还简明扼要地指出了西夏人尊儒、崇儒、把孔子当作偶像崇拜，
以及学习研究儒家经典，领会宣传其基本思想和精神，早已蔚然成风。
西夏儒学，早在李继迁、李德明建立夏州地方政权之时，便得到了
统治者的重视。如李继迁叛宋自立后，注意招抚受过儒学教育的汉人知
识分子为其所用。“（何）宪灵州人，保吉（继迁）破州城时得之，爱
其才，使掌兵？ 。”②。李德明时，曾“潜没中官”和“曲延儒士”，表
明他在继续推引继迁的崇儒用儒政策，并在此基础之上又有所发展。
西夏建国后，其儒学经过景宗元昊、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崇宗乾
顺诸帝的提倡，到仁宗仁孝之时，便盛况空前，建树突出。西夏儒学之
所以日益兴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适应西夏社会封建化的需要。如众所知，西夏社会发展至景
宗元昊之时，已经进入封建制阶段（尽管还存在着奴隶制，甚至原始社
会的残余）。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均已封建化的情况下，西夏统治者
为了维护封建农牧主的既得利益，巩固已经确立的新的封建尊卑贵贱等
级制度，加强中央集权，使西夏统治长治久安，迫切需要一种“有补治
道”③的学说，作为官方哲学，为其统治服务，西夏儒学因此应运而生，
并日益发展和繁荣昌盛。
第二，培养封建御用人才的需要。元昊建国伊始，为了解决急需的
人才，曾大力兴办蕃学，把蕃学作为培养人才的主要途径。但实践证明，
通过蕃学培养人才，不仅数量有限，而且质量不高。“士皆气矜，鲜廉
耻，甘罗文纲”①。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人才的供不应求和提高人才
的素质，必须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吸取儒学营养，将发展汉学，开科取
士放在首位。只有这样，才能大批培养符合封建者需要的御用人才。
第三，加强思想统治的需要。西夏统治者所确立的蕃汉联合统治的
政治体制，是建立在以党项贵族为主体，联合汉人地主、僧侣地主以及
各族上层，残酷剥削和奴役广大贫苦农牧民的阶级对抗的基础之上的。
各族贵族、地主与牧主，同广大农牧民的矛盾，是西夏社会的主要矛盾，
或者称之为基本矛盾。这时基本矛盾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到仁孝时，
日益尖锐激化，具体表现在其统治境内发生了威州大斌、静州埋庆，庆
州梗恕⒏欢茸宓钠鹨濉Ｔ谡庵智榭鱿拢飨耐持握呶宋ぁ⒐�
①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西夏斡公画像赞》。
② 《西夏书事》卷8。
③ 《元史》卷125，《高智耀传》。
① 《西夏书事》卷31。
其蕃汉联合统治，单纯依靠军事镇压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必须要有
一种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去麻痹劳动人民，征服人心，而大力振兴儒学，
宣传儒家思想，正好能起这样的作用。
第四，历史的经验必须吸取。历史的经验告诉西夏统治者，凡是统
一过北方的少数民族王朝，如北魏、北齐、北周，等等，为了使其统治
长治久安，无不尊儒、崇儒、推行以儒治国的方针。大力宣扬三纲五常、
忠孝节义等思想。要求官吏、士人和老百姓，均能以此为其行动的准绳。
正如仁孝时期御史中丞薛元礼所指出：
“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昔元魏开
基，周、齐继统，无不尊行儒教，崇尚《诗》、《书》，盖西北之
遗风，不可以立教化也”①。
说明西夏统治者十分注重吸取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尊儒崇儒的经验教
训。
第五，原有的儒学基础。所谓原有的儒学基础，指的是汉末以来的
河西、陇右文化被西夏所继承。由于西夏继承了河陇文化，其原有儒学
基础较好，因此，得以获得长足的发展，日益兴盛和繁荣。
二、西夏儒学发展的段落划分及其简要概况
西夏儒学的发展，从景宗元昊称帝建国，到末主■灭亡，大体上经
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景宗元昊时期。即自1032 年元昊被立为太子，到1048
年元昊去世，首尾17 年。这是西夏儒学正式建立时期。在这个阶段里，
元昊在建立官制的同时设立了蕃学和汉学，作为学习文化和培养人才的
教育机关。从表面上看，似乎蕃学与汉学并立，但实际上元昊将蕃学放
在首位，作为重点扶持。具体表现在元昊以博学多才在西夏享有很高声
誉的野利仁荣主持蕃学，并于各州蕃学里设置教授，进行教学。为什么
元昊要特别重视蕃学？有一种看法认为主要是以“胡礼蕃书”同宋对抗。
但这种看法值得商榷。从表象上看，元昊创建蕃学，同下令秃发，改姓
立号等措施联系起来似乎是以“胡礼蕃书”同宋抗衡。但通过现象看本
质，其主要目的和真正用意则是“立蕃学以造人士，缘时正需才，故就
其所长，以牧其用”①。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了解决当时严重缺乏的人才
问题。
元昊除了创建蕃学、汉学外，还组织人力翻译诸如《孝经》等儒学
著作，重视吸收外地儒学英俊，使本地儒学英才（诸如杨守素、张陟、
张绛、杨廓、徐敏宗、张文显、钟鼎臣等）与外来儒学英俊（如张元、
吴昊等）相结合，他们彼此取长补短，共同出谋划策。
第二阶段，为毅宗谅祚，惠宗秉常统治时期。即自公元1048—1086
年，首尾38 年。这是西夏儒学获得进一步传播的时期。
在这个阶段里，由于谅祚比较倾慕汉文化，因此，在尊儒、崇儒方
面，采取了一系列的诸如改蕃礼为汉礼、增设官职，重用汉人，以及仿
照宋朝制度改监军司为军等旨在加速汉化的措施。其中对宋朝投奔过来
① 《西夏书事》卷31。
① 《西夏书事》卷31。
的失意知识分子，尤为重用。如宋朝延安人景询投奔西夏，“谅祚爱其
才，授学士”②。
为了扩大加速儒学在西夏的传播，谅祚还以朝贡的方式，用马换取
宋朝的儒家经典。史载：
“谅祚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正至朝贺仪，
诏赐九经，还所献马”③。
所谓九经，指《易》、《书》、《礼记》、《春秋》、《孝经》、《论
语》、《孟子》、《周礼》。这些儒家经典著作的传入，对儒学在西夏
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惠宗秉常在位期间，虽然其本人倾慕汉化，对于“中国制度，心窃
好之”，并曾“令国中悉去蕃礼，复行汉礼”①，但由于大权旁落到梁太
后及其弟梁乙埋及乙埋之子梁乞逋手中，实际上是个傀儡，加上梁太后
反对汉化，因此，在他统治近20 年里，儒学停止不前，谈不上有什么建
树。
第三阶段，为崇宗乾顺，仁宗仁孝、桓宗纯祐统治时期。即自1086
年到1206 年，首尾120 年。这是西夏儒学大发展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
在这个阶段里，由于崇宗乾顺、仁宗仁孝的大力提倡，西夏儒学获
得了空前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大兴学校，学生人数不断增
多，大力发展科举制度，封孔子为文宣帝，继续购求儒家典籍，并将它
翻译成西夏文。对其中一些经典进行注释，以及设立翰林学士院，来安
置那些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等等。
桓宗纯祐在这段期间，大体上保持了仁孝时期儒学兴盛的势头。他
曾多次开科取士，量才录用。如权鼎雄“凉州人，天庆中举进士，以文
学名授翰林学士”②。被录取的进士中最有名的是宗室齐王彦忠之子遵
顼。遵顼“少力学，长博通群书，工隶篆，纯佑廷试进士，唱名第一”③。
即中了头名状元。在纯祐统治期间，通过兴办学校，发展科举所培养的
人才，质量较高。如公元1203 年（天庆十年）九月，西夏派往金朝贺天
寿节的使臣，宣德郎高大亨，“与兄大节、大伦并奉使金国，金人号为
三俊”④。
第四个阶段，自襄宗安全到末主■。即自1206 年—1227 年，首尾
23 年。这是西夏儒学的衰落时期。这个阶段在科举方面，开科录取进士，
虽然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