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义-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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撬淙幻闱恳脖唤凶鋈死啵涫刀际切┡９砩呱瘛颐强梢圆慰家幌潞嗬っ芬蛟诼凼龉糯缁岬氖焙蛩档囊饧骸耙桓鲈脊膊宥杂谠诜缟猩虾退约河蟹浅２煌娜耍岣械郊负跏亲匀坏脑鞫瘢庵衷鞫裢ǔ１硐治阉敲栊闯晒治铮缇奕耍踔潦悄Ч恚ㄔ诙缴窕把е校负踉谒星榭鲋卸际侨绱耍！�27——现在我们很难想像了，湖南早已是“唯楚有材，于斯为盛”，苏杭一带也尽是才子佳人，可当年这些地方都是“蛮夷”啊，盛产巨人和魔鬼！更要命的是，这样一种“春秋大义”断续保持了两千多年，孙中山的纲领口号有“驱逐鞑虏”，邹容的《革命军》号召“杀尽胡人”，都有一种拒斥夷狄的味道在内。
两千多年前的夷狄更让诸夏看不顺眼，所以，《春秋经》在提到吴国的时候一般都会说“吴如何如何”，只用一个“吴”字，但在“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伯莒”这句话里却用了“吴子”，这可是尊称啊，这就表示了对吴王帮助伍子胥出兵伐楚的一种激赏。有趣的是，仅仅在这句话的几个字之后，《春秋经》便又恢复了用单摆浮搁的一个“吴”字来称呼吴王了。
《公羊传》对“吴子”的那番阐释翻译过来就是：“一直都称‘吴’，为什么这里却改称‘吴子’了呢？这是因为吴国人虽然属于蛮夷，这时候却乐于为中原分忧，所以要夸上一夸……”28这里的中原指的就是中原诸夏系统里的蔡国，而作为蛮夷的吴国为了帮助蔡国，毅然和楚国作战，这一战，既帮助蔡国出了气，又帮伍子胥报了父兄之仇。
——这段内容等讲到《春秋经·定公四年》的时候再仔细来说，至于《公羊传》这段分析是对《春秋经》的透彻理解还是穿凿附会，这也留待以后再讲。29现在我们先来想想：《公羊传》为什么会这样写呢？儒家思想怎么会赞成为了报父仇而叛国，甚至攻杀祖国的国君呢？这不是大逆不道么？！
这我们还是先要分清：大体来说，秦朝以前的中国是封建社会，秦朝社会以后的中国是专制社会，这两种社会形态有着本质的不同30。儒家原本的思想有一个重要原理，大体可以叫做“推己及人”，比如我们都熟悉的那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从小到大一步步做起来的，那么，在家儿子孝顺父亲，在朝臣子忠于君主，也是这个道理。而大家熟悉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类的观念其实都是专制社会的产物，要搁在封建社会，君要臣死？嘿，那得问问凭什么！
更进一步，如果君对臣的迫害到了杀父之仇的地步，那就没说的了，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管你天王老子呢，是孝子就该报仇，天经地义！这也就是说，父子天伦是儒家眼里最核心的人际关系，君臣关系倒在其次。这是一种可怕的思想啊，到了专制社会可就不讲这些了，皇上杀起人来也都是满门抄斩，把三族、九族什么的一并株连进去，这一来，想报仇也得有活口啊。（话说回来，楚王当初对伍子胥一家也是要斩尽杀绝的，只是伍子胥逃得快罢了。）
这真是社会制度的不一样啊，封建社会是建立在宗法基础上的，国君、大臣，乃至城里的平民论起来都是一家人，只不过有大宗、有小宗，血缘关系有亲有疏罢了。我在《周易江湖》里提到过，那个时代里，爱家观念比爱国观念要强得多。
另一方面，社会的运转是有着强大的惯性的，时至汉代，虽然早已变封建为专制，但一些风俗习惯并不可能马上就相应地扭转过来。我们可以说，汉朝人的思想上还普遍背着“封建社会的大包袱”。
司马迁就背着这个包袱，所以他对伍子胥的评价是：“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是一个实至名归的“烈丈夫”。31我们还要留意的是：司马迁是受过《春秋》学的名师传授的，在董仲舒那里听过课，所学的具体科目就是《公羊传》。
话说回来，再表柳宗元，他老人家如今正在唐朝这个专制社会里抖搂出了“血亲复仇”的春秋大义，搬出《公羊传》这个大招牌，建议今后如果再遇到徐元庆之类的案件，应该遵照《公羊传》的精神来作判决，总结起来就是：“如果父亲是被冤杀，儿子就可以报仇；如果父亲有罪该死，儿子就不可报仇。”（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
这是一条凌厉的“春秋大义”，时至宋朝，苏轼为伍子胥辩诬，就拿的是这个理由。他说：“‘父不受诛，子复仇’，这在‘礼’上是天经地义的。伍子胥对待杀父仇人，仇人若还活着，就砍下他的脑袋，仇人若是死了，就鞭打他的尸体，这都是内心痛楚的自然流露，只能这么做而别无选择。”（苏轼《论范蠡、伍子胥、大夫种》：“父不受诛，子复仇，礼也。生则斩首，死则鞭尸，发其至痛，无所择也。”）
“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这是一条被人遗忘的儒家主张。如果一个人他的父亲被官府冤杀，而他自己又上告无路、上访无门的话，依照儒家的观念，最天经地义的选择就是怀揣利刃，手刃仇人！
——嘘，小声点儿，这话可别让老百姓听见！
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一则杀人复仇的“春秋大义”：“当年，连孔子都要求，把为被杀害的双亲、兄长和友人报仇作为大丈夫的义务，”随即，韦伯话锋一转，“这种伦理现在成了和平主义的、入世的伦理，并且仅仅是畏惧鬼神而已。”32
从历史上来看，几乎任何的思想或者信仰，无论一开始的时候是以什么面目出现的——无神论的或有神论的，一神论的或多神论的，出世的或入世的，激进的或消极的——只要它最后流行开来，最后都会变成“和平主义的、入世的伦理，并且仅仅是畏惧鬼神而已”，并且，很少还有人能清楚地知道他们所信奉的东西“真正”是什么意思。
至少在孔子时代，“春秋大义”对报仇还是非常嘉许的，和现代人印象中的“中庸之道”33大相径庭。其间种种容后再表，我们还是先来看看柳宗元。
柳宗元的《驳〈复仇议〉》已经写完了，真是一篇好文章，说理清晰、论证有力。柳宗元最后一句话写道：“请把我这篇文章附到相关的法律条文之后，以后再遇到同类案件，不能听陈子昂那臭小子的，得听我的。”
想起来了吧，陈子昂的那篇《复仇议》的结尾不是也有这么一句话么，前边还说过柳宗元翻故纸堆给陈年老案翻案是不是闲得无聊，看，这还真是有实际意义的。陈子昂的《复仇议》被附进了法律文献，成为后来判决同类案件的参考，现在柳宗元的请求如果获准，他的《驳〈复仇议〉》也将附进法律文献，成为后来判决同类案件的参考。
——好了，到此，就是《新唐书》里关于徐元庆谋杀案的全部内容了。
放松一下，扯两句题外话。
题外话之一：现在是不是有人觉得陈子昂这小子不太地道啊？是个逻辑不清、还鼓吹严刑峻法的家伙？
这倒错怪陈子昂了，就在《旧唐书·刑法志》里，陈先生针对武则天统治时期的白色恐怖，又发挥了他的才子做派，搞了一篇长篇大论，建议要行仁政。——是啊，陈子昂可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一位风流俊彦，自然是一身正气、忧国忧民的。
嗯，可也未必，如果看看他借以成名的一些文章，会发现这家伙很会溜须拍马呢。再看看史书记载，好像知识分子阶层普遍对这小子没什么好感啊！
认识一个人真是很难！
题外话之二：脑筋急转弯！
回忆一下《礼记·檀弓》里子夏问老师孔子的话：“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回答“弗与共戴天”云云。现在我们想像一种情况：如果是母亲杀死了父亲，这种情况应该“如之何”呢？
这可是个难题哦，从《檀弓》里看，孔子认为杀父和杀母之仇都是不共戴天的，是在同一个级别上的，所以，如果真是母亲杀了父亲，做儿子的还真不好办呢。
——不过，如果这个儿子并不是一个儒家读书人，事情也许倒没什么难办的。
是不是有人觉得这种事情纯属伪问题，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出现？——那你可错了，这样的事情还真的出现过，就发生在汉景帝的时候。当时，有个叫防年的老百姓大逆不道，居然杀了自己的继母（不是亲生母亲），但究其原因，竟是这位继母杀了防年的父亲（也就是她自己的老公）。
案子一直报到汉景帝这里，还真把汉景帝给难住了，这个杀人犯防年到底该怎么判呢？杀父、杀母之仇都是不共戴天，所以，防年的继母是防年的不共戴天的杀父仇人，而防年自己又是自己的不共戴天的杀母仇人……◎＃￥％……※×没有250以上的智商还真想不明白！
这个难题最后是让一个小孩子给解决掉的，这孩子当时刚刚十二岁，按现在的标准也就是小学才毕业，他说：“所谓继母如母，但到底不是亲生母亲，把她当作母亲是因为父亲的关系，而防年的继母居然杀了老公，这就是主动断了夫妻的情义，于是，她既对老公失去了作妻子的资格，又对防年失去了作母亲的资格，所以，防年杀母只应该判作普通的杀人罪，而不该判作杀母的大逆罪。”
——如果你想的答案跟这孩子一样，那就恭喜你了，因为这孩子可就是日后的汉武帝啊！
（二）梁悦谋杀案：韩愈的法律难题
好了，让我们继续前进。
《新唐书》发扬了《春秋》的惩恶扬善精神，《孝友传》的设立自是表彰孝义的一处具体体现。就在徐元庆小传之后，还紧跟了一系列的类似事件，其中也不乏耐人寻味的故事。
在唐宪宗时代，又出了一个徐元庆谋杀案的翻版：有个叫梁悦的家伙手刃杀父仇人秦果，随后到衙门里投案自首。这案子照旧惊动了中央，没多久，朝廷下了诏书，发布了最高指示，说道：“按礼来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梁悦做的没错；可按法说，杀人就应该偿命。哎呀呀，礼和法说的不一样，这案子没法判啊！”
——诏书如果真这么下，皇帝就该威严扫地了，所以，这只是诏书的前半段，还有后半段留待一会儿再讲。
先说说皇帝的为难。这案子如果换到现在可能就简单多了，不少人可能都会觉得：这有什么为难的，管那个礼干什么呀，法律问题法律解决，没说的，判梁悦死刑好了！
可前边讲过，在唐朝，礼是立法的根本精神，或者说，儒家思想是立法的根本精神。大家如果看看《唐律疏议》，开头部分是唐太宗时代的名臣（也是唐太宗的大舅哥）长孙无忌写的一篇很长的序言，序言里一会儿“《周礼》说如何如何”，一会儿“《尚书》说如何如何”，一会儿“《易经》说如何如何”，一会儿又是“《春秋》说如何如何”，根本就不像一部国家法典的总序，倒更像是腐儒写的八股文（所以说读不通“十三经”，读历史就总有障碍，就拿“二十四史”来说，皇帝的诏书和大臣的奏议里尽是些引经据典的话。），其核心意思就是讲咱们唐朝的法律精神是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或者说，形式上是以法制国，核心却是以礼治国、以德治国。
所以，礼是法的核心精神，儒家思想是国家法律的意识形态准绳。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能体会出当礼和法出现矛盾的时候，那些当事人该会如何的抓耳挠腮。
有人可能会问：“不是已经有了徐元庆的案例了吗？可以拿来参考啊！”
但不知道为什么，这回却没提徐元庆这个茬儿，也许是陈子昂和柳宗元谁对谁错大家还没有论明白呢。所以，诏书接着说：“礼和法同是治国的根本，所以梁悦杀人案不能小看。这样吧，把这案子交给尚书省好好讨论一下吧。”
看来皇帝也发愁，不知道该怎么办，把皮球踢给尚书省了。
尚书省是中央头等大机关之一，可这机关里的精英们当时是怎么商量的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新唐书》里只收录了一份当时一名职方员外郎的书面意见——这是一篇值得细细品味的好文章，原因之一是，这位职方员外郎就是大文豪韩愈。我们读一下大文豪是怎么写官样文章的：
子复父仇，见于《春秋》、于《礼记》、《周官》，若子史，不胜数，未有非而罪者。最宜详于律，而律无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许复仇，则人将倚法颛杀，无以禁止。夫律虽本于圣人，然执而行之者，有司也。经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以议也。
《周官》曰：“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义者，宜也。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复仇也。此百姓之相仇者也。公羊子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不受诛者，罪不当诛也。诛者，上施下之辞，非百姓相杀也。《周官》曰：“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言将复仇，必先言于官，则无罪也。
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称，可议于今者；或为官吏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于今者。《周官》所称：将复仇先告于士，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未可以为断于今也。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宜定其制曰：“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下尚书省，集议以闻，酌处之。”则经无失指矣。
我前边说这篇文章值得细细品味，不仅仅是因为作者是韩愈，更主要的是，要细细品味文中的语气，体会那种磨磨唧唧、拖泥带水、欲说还休的味道。
韩愈说：子报父仇这种事在《春秋》、《周礼》、诸子书里都没少讲过，没人把这当犯罪，按说这是最应该被写进法律条文里去的，那样的话，后人遇到这类案子的时候也就没什么可为难的了。可是，为什么法条里不写呢，这也是有道理的。咱们想想，如果法律明文禁止儿子给父亲报仇，这就会伤了孝子的心，（咱们以孝道治天下，哪能这么做呢！）可法律如果明文允许儿子可以给父亲报仇，恐怕就会有人从这里来钻法律的空子。唉，法律虽然是圣人制定的，内容好得很，可执行法律的官吏们却只是一些普通人呀。
韩愈的意思大概是：法律对这个问题不便明说，但意在言外，要靠执法者心领神会。
引经据典是必要的，韩愈接着便引述了《周礼》的相关内容。《周礼》旧称《周官》，是一部来路不明的经典，34是“三礼”之一，在唐朝被列入官学“九经”，后来也进了“十三经”。韩愈这里对《周礼》的引文并没有引用完整，他引的是“凡杀人而义者，令勿雠，雠之则死”，可我们如果核对《周礼》原文，就发现韩愈在句子中间漏写了“不同国”三个字。——这句话的出处是《周礼·地官司徒·调人》，上下文连起来是这样的：
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鸟兽亦如之。凡和难，父之雠，辟诸海外；兄弟之雠，辟诸千里之外；从父兄弟之雠，不同国；君之雠视父；师长之雠视兄弟；主友之雠视从父兄弟。弗辟，则与之瑞节而以执之。
凡杀人有反杀者，使邦国交雠之。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