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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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隽怂镏猩降拿厥椤>菟匾洌镏猩绞窃诠庑鞫辏�1897)于横滨冯家割断辫子的。     冯自由(1882—1958)     原名懋龙,字建华,广东南海人,出生于日本。十四岁时在横滨加入兴中会,因反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更名为“自由”。曾先后策划多次武装起义,任总统府机要秘书等职。1925年后反对国共合作。曾任《大同日报》、《中国日报》编辑、主笔,著有《革命逸史》等书,作品甚丰。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四部分阎锡山:不喝家里以外的水    阎锡山     阎锡山有一次谈到年龄与健康状况时,说:“人的身体到五十岁时,会觉得一年不如一年;六十岁时,就一月不如一月;七十岁时,是一日不如一日;而到了八十岁,就一时不如一时了。”     冯玉祥、蒋介石和阎锡山     阎锡山统治山西时,将省内新修的同蒲铁路轨距改成窄轨,而原有的正太线也跟着做了调整。特别设计的省内窄轨火车,其车轮能宽窄伸缩自如,除在山西省境的铁路上行驶外,在省外的标准轨上也能行驶。而他省火车,则因车轮无法伸缩调整,因此进不了山西。     阎锡山之所以处心积虑修这种“阎氏铁路”,主要目的是战争时可运兵外出,若情势发展于己不利,则可迅速将火车拉返山西,并让敌人无法进来。     1930年5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联合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并发起中原大战。随后,他们举行所谓的“扩大会议”,拟在北平另成立国民政府,推选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邹鲁、唐绍仪、张学良为委员,而以阎锡山为主席。     阎锡山于1930年9月9日上午9时9分就职,典礼庄严隆重。当时有人对他说:“您就职时间有五个‘9’字,这是‘九五之尊’的意思。”他听了十分高兴。     不过后来出现第六个“九”字,即他这个“主席”只当了九天,因张学良通电拥护中央,东北军入关抄阎、冯的后路,让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扩大会议只好草草收场。     阎锡山小气,凡事也很小心。     他自二十九岁开始,担任山西省督军。鉴于早年在打天下时树敌太多,怕中了别人的暗算,所以他的厨师从不换人,喝的水也从家里带出来,不随便喝外头的水。     为了喝水方便,数十年中,他身边都有位副官,专门替他背水瓶。     阎锡山(1883—1960)     字百川,山西五台人。光绪三十年(1904)赴日本留学,次年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事爆发后,被推举为山西都督,从此长期主政山西。在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期间,属于投机派。1949年,逃往台湾。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四部分苏曼殊:拔下金牙换糖果吃    苏曼殊     苏曼殊在日本的时候加入同盟会,后又遁世出家,所作诗文典雅蕴籍,才华横溢,被称为“革命诗僧”。他有《本事诗》一首云:     春雨楼头尺八箫,几时回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此诗流传海内外,号称只要有井水处,均能歌“尺八箫”。     苏曼殊与他绝世才华并称的,是一些难以置信的奇行怪癖。例如他常一餐连吃四五碗饭,却不知吃的是大米饭;在东京时,他曾一口气吃下五六斤的冰,然后夜里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别人以为他生病了,很替他担心,但他自己则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此外,他极爱甜品,碰到酥糖、八宝饭,常常狼吞虎咽,毫无节制地大吃特吃。他尤其喜欢糖果,想吃而没钱买时,竟不惜取下口中的金牙交换,因而又得了个“糖衣和尚”的称号。     苏曼殊任性使气,饮食毫无节度。他与陈去病共住上海国学保存会时,有一次良乡栗子上市,陈去病特地买了一包,让苏曼殊及家人共享。当大家吃完后,苏曼殊觉得不过瘾,自己又跑去买好几大包,回来大吃特吃。结果当夜,他“肚子胀得似要裂开”,整晚无法入睡。     又有一次,他在东京的费公直家替人写条幅,吃中饭时,他表示想吃鲍鱼,费公直便命人买一盘回来,他吃后意犹未尽,自己又跑出去买,连吃三大盘才罢休。当夜,他腹痛不止,暴泻整晚,气息奄奄地休息了好几天。     1911年春,他从爪哇返国,因身上还有好几百元,于是他将那些钱全都买了糖果带上船。结果,在两星期航程中,他竟把所有的糖果吃完,让同船的人惊诧不已。     由于他喜欢暴饮暴食,最后终于被肠胃病夺走了性命,三十五岁就英年逝去。     苏曼殊(1884—1918)     原名戬,字子谷,后改名玄瑛,“曼殊”是其法号,广东香山人,出生于日本横滨。父亲为旅日华商,母亲是日本人,早年曾参加革命团体青年会。能诗善画,才华洋溢,并精通多种语言,翻译过拜伦、雪莱和雨果的著作,为清末民初集革命与创作于一身的奇僧。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四部分刘师培:首倡黄帝纪年说    刘师培     清末革命党人为表示自己坚定的反清信念,决定不用清朝年号。然而,没有了清朝年号纪年,想记录日期时,往往觉得很不方便,而“公元”是洋人的产物,借来使用又似乎不恰当。这时,经学大师刘师培提出所谓“黄帝纪元”的纪年法。     刘师培自从在上海认识章太炎后,由于两人话语投机,交往频繁,让他从一个汲汲于科举功名的读书人,一变而为激进的革命学者。光绪二十九年(1903)八月,刘师培署名“无畏”,发表一篇名为《黄帝纪年说》的文章,提出废除以帝王纪年的传统方式,改用黄帝纪年,即以传说中黄帝降生的那一年为黄帝纪元元年。刘师培并且表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是中华文化的缔造者,“吾辈以保种为宗旨,故用黄帝降生为纪年”。     由于革命党人打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进行反清活动,刘师培的这个主张正好可以激发汉族人的生存竞争意识,促进国家复兴,因此后来革命党发行的各类报章杂志,便用“黄帝纪元某某年”来标示日期,直到武昌起义成功后,湖北军政府仍采用它来纪年。     民国成立之后,刘师培思想却转为保守,是积极为袁世凯洪宪帝制铺路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其妻何震,原名何班,早年就读于爱国女社,后来成为极端的女权主义者,甚至不惜与男性为敌。据说她婚后常对刘师培作“河东狮吼”,让刘师培畏妻如虎,人称“惧内泰斗”。     某天夜里,刘师培慌慌张张地冲进张继家中,喘息不已,接着,外头传来一阵急促的叩门声。只见刘师培面色惨白,哆嗦着说:“必是我太太来了,怎么办?我非躲起来不可!”说完即冲进卧房,钻入床下。     张继开门后,发现是他的一位朋友,就进卧房请刘师培出来。刘师培以为张继在骗他,无论如何都不肯从床底下钻出,最后张继无计可施,只好趴下将他硬拖出来。     刘师培(1884—1919)     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出身书香世家,自幼饱读经书,因在上海与章太炎交游,遂倾向革命。民国建立后,与章太炎发生龃龉,转而支持袁世凯称帝。1917年经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博通古文经学,精于文字训诂,为民初著名的经学大师。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四部分邵飘萍:因妻妾打架而丧命    邵飘萍     1925年11月22日,奉系大将郭松龄在滦州誓师反奉,让他的老长官张作霖处境危险。此时北京《京报》将交战两军主帅的照片,并排印在报纸上,其中张作霖照片下大书:“马贼头目张作霖”,郭松龄照片下则书:“东三省救主郭松龄”。     邵飘萍这些报纸大量散发后,张作霖托人私底下问邵飘萍,自己过去也帮他不少忙,何以如此不讲交情?邵飘萍答称:“奉军过去帮忙的,是邵飘萍个人,而报上所载,乃《京报》全体员工所为,与我邵某人无关。”张作霖闻言大为切齿。     一个月后,郭松龄兵败被杀,邵飘萍警觉大事不妙,在奉军进入北京前,赶紧住进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暂避。奉军碍于情势,不能进去捉人。     几个月后,邵飘萍的妻子和姨太太因细故而大打出手,家人无法处理,只得打电话到六国饭店告诉邵飘萍,邵飘萍当时没细想,只在电话中说:“即刻回来。”孰料他电话早有人监听,奉军便衣闻讯立刻在路上等候,将他逮捕,两天后予以枪决。     《京报》社长邵飘萍与《新社会报》社长林白水,都因文字开罪奉军而被杀。其中邵飘萍死于1926年4月26日,林白水则于同年8月6日被枪杀,两人正好相隔一百天。当时《京报》新闻上出现一个标题:“萍水相逢百日间”,贴切传神,新闻界推许为神来之笔。     待奉系垮台后,北平文化界发起为邵、林两人开追悼会,会上有副挽联曰:     一样飘萍身世;     千秋白水文章。     横额为:萍水相逢     邵飘萍(1884—1926)     原名振青,笔名飘萍,浙江金华人。在浙江高等学府就读期间,受梁启超思想的影响,开始为《申报》撰稿,并被聘为特约通讯员。民国建立后,在杭州主办《汉民日报》,因抨击时政而被捕,出狱后流亡日本。1918年接连创办“北京新闻编译社”、《京报》,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教授新闻相关课程,为著名记者。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四部分蒋作宾:注定一辈子当客人    蒋作宾     慈禧太后去世后,蒋作宾在他所管辖的陆军部里积极从事“汰旧换新”的工作。他的目标是将清军军官全部换成曾经出国留学或在国内新军校毕业,具有新思想、积极热忱的年轻人。不过这项计划才推行到一半,辛亥革命就发生了。     事后,蒋作宾曾说了一句饶有深意、语带玄机的话语:“辛亥革命如果晚几年发生,后来的情况也许会大不相同吧!”     日本自甲午战争以来,就对中国怀有侵略野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际间弥漫着姑息的气氛,加上中国内战不已,让日本人的侵华气焰更加嚣张,其中尤以东北地区,一连串的挑衅行为,使军事委员长蒋介石与接替父亲统领东北的张学良头疼不已。     由于当时蒋介石正致力于“剿共”,因此希望尽量避免与日本正面冲突,并力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消弥战祸。在东北局势越来越紧张之际,国民政府正式发表蒋作宾为驻日公使,其任务在与日本展开直接的谈判,寻求合理解决一些问题与争议,缓和紧张的局势。     蒋作宾深知此行责任重大,赴日前,他特地到北平会晤张学良,与他交换意见,然后取道东北和朝鲜。沿途他不断与驻在当地的日籍外交和政商人士会谈,他们都以目前局势为忧,希望能早日化解纠纷,以免军方激烈派有所借口。     然而,蒋作宾刚到汉城,就传来沈阳方面的消息,即“九?一八事变”爆发。     不过,蒋作宾仍依原订计划抵达日本,开始外交斡旋,这段期间,他最频繁接触的人,便是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后来,中日两国使节升格为大使级,蒋作宾也成为驻日大使。     驻日大使蒋作宾居官清廉,待人和善。某次他奉召返国述职时,参加一位好友的宴会,宴后他抢着付账,在场突然有人大声说他没资格当东道主。他觉得很奇怪,便问为什么。     那位朋友说:“你取名‘作宾’,就是注定要当客人的,既做不了主人,当然付不了账。”     蒋作宾(1884—1942)     字雨岩,湖北应城人。清末秀才,光绪三十一年(1905)赴日留学,并加入同盟会。民国建立后,历任陆军部次长、国民政府委员、驻日公使、内政部长等职。曾在日内瓦国际联盟裁军会议上,打破国联仅以英、法语发言的惯例,以中文发言。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四部分杨森:妻子成连,子女一营    杨森     杨森主政四川时,苛捐杂税,剥削人民,连农民进城挑粪也要抽税。谐联大师刘师亮特作一联讽说:     自古未闻粪有税,     而今只有屁无捐。     横批:“民国万税(岁)”。     抗战期间,蒋介石有一次去成都,在杨森家里盘桓半天。     他见杨家进进出出的妇女不少,深为惊讶,便问杨森:“这些都是你的妻子吗?”     杨森闻言朗声回答:“报告委员长,属下身体很好!”     蒋介石听了哈哈大笑,顺势把话题扯开了。     杨森妻子儿女众多,多到妻子成“连”,子女将近一营。     由于家里人多,为维秩序,他治家如治军,一切用军事管理,同时任务分工清楚,大太太管总务、二太太管出纳会计、三太太管子女教育、四太太专司对外交际、五太太管仆役……,各有专职,无一赋闲,每月每人还发给薪水。     此外,关于众多妻子晚上睡觉时的安排,杨森采取所谓的“轮宿制”,且为了不致发生错乱而引起纷争,他特派一位副官专司安排与各夫人同宿的日期,一切按表操课。     抗战期间,某次杨森在湖南督战,当天正轮到与留在成都的夫人同宿,这位副官于是跑来请示当天可不可“轮空”,等回成都后再补?杨森考虑再三,为不乱秩序,特别报告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派出专机飞成都把他的夫人接来,睡一晚后再遣返成都。     杨森因子女众多,自己又长年在外征战,因此有时候竟搞不清楚哪些是他的小孩。     某次他与参谋长从前方返回重庆,众儿女兴高采烈地涌到机场迎接。他一下飞机,看到自己的孩子们如此热情,不禁大乐,笑着吩咐说:“你们先回去,我稍晚回家。”     大伙闻言,纷纷离开机场——除了一个小男孩,不知怎地赖在那里不走。杨森见状很生气,上前赏他一巴掌,同时骂道:“小畜生!还不回去!”孰料那小孩竟哭了起来,站在旁边的参谋长赶紧立正敬礼说:“报告总司令,他是我的小儿。”     杨森(1882—1977)     原名淑泽,又名伯坚,号子惠,四川广安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加入同盟会,不久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曾参与二次革命与护国军之役。杨森于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军,任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对日抗战期间,他曾担任第六军团军团长、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等职,其后调任贵州省主席、重庆市长。1949年逃往台湾。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四部分邹容:因不满考题而骂主考官    邹容     作《革命军》一书倡议排满的邹容,是个思想激进,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他曾因对八股试题不满,与主考官发生口角,因而被赶出试场。邹容遗著十二岁时,他读到一首《神童诗》,谓:     小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他看了不顺眼,便提笔改成:     小小休勤学,文章误了身。     贪官与污吏,尽是读书人。     他父亲发现以后很生气,当场把他叫来痛骂一顿。     邹容自小最佩服谭嗣同,也喜读谭嗣同的文章,谭嗣同所著的《仁学》与“流血变法”的激进主张,对邹容一生影响很大。     戊戌政变发生后,谭嗣同被杀,那年邹容十四岁。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邹容很难过,便把谭嗣同的画像放在桌上,并题诗一首云:     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     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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