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中期政治史-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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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沿海进行种种非法活动，清政府又于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下
令只准在广州一处通商，并由政府特许的“十三行”商人统一处理对外
事宜。同时，清政府还制定了许多条规和章程，对广州的外商贸易做了
种种限制。
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使西方各国的对华贸易受到很大阻碍。当时在
西方各国的对华贸易中，英国居于首位。因此，各国都支持英国派遣使
臣到北京交涉，以便促使清政府能解除通商的限制，打开中国的通商大
门。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政府以给乾隆帝祝寿为名，派使臣
马戛尔尼来中国交涉通商事宜，提出6条要求：一、英国派使臣驻北京，
照管本国商务；二、英国商船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商；三、
占用舟山附近小岛一处，以居留商人，存放货物；四、于广州附近亦拨
给一地，听任英国人自由来往，不加禁止；五、减免从澳门运往广州的
英国商货的税收；六、公布税率，并不得在此额外加征。英国政府的这
些要求，具有浓厚的殖民主义侵略色彩，实际上是要求中国割地、开埠、
减免税率以及许可其种种特权，这当然不能为清政府所接受，因而当即
遭到乾隆帝的严辞拒绝。1816年 （嘉庆二十一年），英国政府又派阿美
士德来华再度交涉，但由于在朝见的礼节上发生争执，最后根本没有受
到嘉庆帝的接见。
英国政府来华交涉失败后，就更多地派遣商船在中国沿海进行走私
活动，甚至向中国输入鸦片。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统计，1820年 （嘉
① 汪日升：《台湾外记》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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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二十五年）运往中国的鸦片为4570箱，1831年 （道光十一年）增为
20000多箱，1838年 （道光十八年）更增至40000多箱。
鸦片的走私贸易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国人吸食鸦片者
愈来愈多，到1835年（道光十五年）时已超过200万人，严重地损害了
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鸦片的走私贸易造成中国白银的大量外流，英美
等国的鸦片贩子从中获取了高额的利润。据当时人估计，1823—1831年
（道光三年至道光十一年）间，仅广州一地每年外流白银即达3000万两
之多。由于白银外流，清政府的财源日益枯竭。
西方殖民主义者对我国进行经济掠夺的同时，还伴随着武力威胁。
1808年 （嘉庆十三年），英国10余艘兵船侵入澳门。1821年 （道光元
年），英国水兵在广东新安县向中国村民开枪开炮，造成2人死亡、4
人受伤的严重事件。西方各国的鸦片贩子在走私鸦片的同时，还在中国
沿海劫掠财物，甚至攻击中国的缉私兵船。
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罪恶行径激起了沿海广大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慨，
他们采取各种形式展开了反对鸦片贩子的斗争。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
统治利益也不得不认真地查禁鸦片。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于1839年
（道光十九年）3月到达广州查禁鸦片，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开始
了。外国资本主义，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于1840年（道光二十年）发
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从此，中国人民开始走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
道路，揭开了近代史上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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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期的
中西政治比较
中国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摇篮之一，没有哪一个民族和国家象中国这
样长期保持大致相同的疆域和主体不变的文化。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
对人类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也被西方人认
①
为是“东方各国中最优越的制度”。
但是，从15、16世纪开始，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西
欧各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变化，资本主义开始以其新的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与此同时，中国在明朝中后
期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历史发展到17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而古老的中国却依然故我，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统
②
治者仍然作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美梦。中西方的差距越来
越大。于是，终于在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舰驶进了珠江
口，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
导致世界近代以来中西方差距的内在历史原因十分复杂，但是，这
一时期中西方国家政权机构及其所采取的不同的统治方式及不同的政
治、经济、文化政策，对中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成为中西方
差距的政治动因。
1。革命与起义
深刻的社会危机导致剧烈的政治革命，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17世
纪以后，中国和西方的封建统治者都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危机。但是，由
于形成这些危机的社会经济因素不同，阶级结构不同，政治结构也有明
显的差异。因此，政治革命也就在斗争形式、斗争内容和目的等方面表
现出明显的不同，成为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革命，从而对中国和西方的
历史进程产生完全不同的社会影响。
明朝末年，尖锐的社会矛盾终于导致了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明末
农民大起义。明末农民起义虽然规模空前，但它在革命初期并没有统一
的组织和明确的目标，这与历史上数不清的饥民暴动和官逼民反的斗争
别无二致。当起义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他们萌生了推翻朱明王朝、建立
新政权的期望，但也只是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从未想到要从根
本上改变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因而，明末农民起义的结局必然和以往历
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一样，成为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的工具。1644年，清
军入关，中国又从明王朝进入到另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的统治时
期。
正当李自成、张献忠揭竿而起的时候，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的英伦
三岛上的英国国会同国王的矛盾已经发展成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英国
资产阶级革命期间的战争规模和剧烈程度都远不及明末农民战争，比明
末农民起义要温和得多，但就其性质和完成的历史任务而言，这场革命
① 邓嗣禹： 《中国考试制度史》，第414 页。
② 梁廷楠： 《粤海关志》卷二十三，第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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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历史上和欧洲历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蕴含的革命意义远
比明末农民起义强烈得多。在革命过程中，无论是独立派还是平等派，
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对封建传统的叛逆，他们不是为了王位而战，而
恰是为了限制王权而战。革命的目的不是要改造旧的统治秩序，而是要
建立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新秩序。
2。集权与分权
清王朝建立后，进一步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清朝统治者虽然
因袭了明代的内阁，但它只是名义上的最高行政机关，真正的最高权力
机构则转换到南书房和军机处。军机处是皇帝私人的秘书班子，直接听
命于皇帝。处于最高权力机构的首席军机大臣，也无权参与最高决策，
①
“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划于其间”。清朝统治者加强专制主义
中央集权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将六科并于都察院，取消了六科给事中
历来负责封驳皇帝诏旨的职权。给事中自秦朝设置以后，到南朝梁时始
有封驳之权，明太祖朱元璋设六科，置六科给事中。虽然明朝给事中的
主要职责是纠察中央官吏、监督六部、纠察朝仪以及监试等，但其职责
中仍含有规劝皇帝、应对皇帝顾问、封驳章疏的内容。至清朝，六科并
于都察院以后，使历来封建政府仅有的一点限制皇帝权力的谏官组织，
实际上也被取消了。科道官员虽然可以对不法官吏进行纠劾，但裁定大
权完全“操之自上”，决定于皇帝个人的意志，如果裁决不合理，“科
道等即欲执简而争”，也往往被斥为“肆意妄陈”。嘉庆帝就宣称：“条
②
陈在臣下，而允行则出朕旨”。在这种高压政策下，监察官吏“心存畏
怯”，或“相率缄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或揣摩皇帝心理，投皇
帝所好，劾皇帝所恶；或“毛举细政”，“空论塞责”。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以后，虽然保留了君主，但在《权利法案》
中规定，国王必须在国会的同意之下才能够行使内政和外交权力，而立
法权、军权及财政大权完全属于国会。《王位继承法》又进一步规定，
国王无权干涉立法和司法，无权赦免国会弹劾的案件。此后，经过18世
纪的一系列变革，国会不但成为实际的最高立法机关，而且也取得了决
定内阁人选、监督内阁施政、决定内阁去留及干预司法工作的大权。与
此同时，国王失去一切权力，成为“统而不治”的“虚君”。
美、法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制定的法律中都十分强调分权的原则。
美国1787年宪法规定，联邦立法权属于国会，行政权属于总统，司法权
属于最高法院，三者互相制约，互为补充，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资产阶级
专政和统治机构。法国大革命中的1791年宪法规定，法国是君主立宪制
国家，实行三权分立的原则。宪法对国王的权力也作了种种限制。
由此可见，清入关以后，继续因袭着中国封建社会不断加强专制主
义中央集权的老路，使中国封建社会的皇权专制走到了它的极点。专制
主义中央集权在其初始阶段确实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当历史发展
到18世纪时，它却走向了反面，成为阻碍历史发展进步的障碍。而英、
① 赵翼： 《檐曝杂记》卷一，《军机处》。
② 《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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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都先后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在分权
的基础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权机构，君主立宪制下的国王也已经成为
服从资产阶级意志的依法而治的君主了。
3。人权、法治与君权、人治
法律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它是一个社会政治制度的
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任何一个阶级在掌握国家政权以后，都会制定并
努力完善有利于本阶级的法律，把自己阶级的意志变成整个国家的意
志，以此来确立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西方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
都制定了成文或不成文的法律，而清王朝建立后，也积极制定《大清律》，
都体现了这一原则。在资产阶级制定的法律条文中，突出地表现出人权
和法治的原则，而在清朝法律中则突出地表现出君权与人治的原则。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制定的《人权宣言》第一条就明确提出：“人
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
比尔则指出：“在一切自由的国家里，法律应当特别保护社会自由和个
人自由，使之不受当权者滥用权力的侵犯”。要保障人权，就不能不实
行法治。推翻了封建专制压迫的资产阶级，清醒地认识到，“没有法治，
①
国家便将腐化堕落”，法治的基本含义是依法治国。资产阶级以法律的
形式确定了国家的管理形式，系统地规定了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
及分权制衡的原则，并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如法国1791年宪
法中就规定：“任何一部分国民或任何个人都不得再有任何特权，对全
体法国人所当遵守的共同法律不得有例外”。
与欧、美资产阶级国家法律形成鲜明对照，清朝法律则表现出强烈
的君权和人治的倾向。《大清律》全面确认和维护君权至上的地位，它
规定：皇帝“选用文武官员之专擅”；军队的调遣须奉谕旨，将领擅自
调动所属部队，“杖一百，罢职发极边充军”；一切重大案件的最后审
判权必须“取自上裁”。正如乾隆帝所说：“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
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落。即使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
①
辱人，能生死人者。”清朝统治者还特别重视用严刑峻法来维护君权的
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对于危害皇帝和专制统治的谋反，清律规定，凡
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并株连其九族。与君权相联系的必然
是人治。以例代律是大清律的突出特点之一。例是经皇帝认可的判例和
皇帝根据某些具体条件的而发出的带有规范性的命令和规定，其中体现
了皇帝个人的意志。而且，在司法实践上，各级官吏可以不受律的约束，
根据需要任意以例断狱。
4。海外贸易与闭关政策
英、美、法各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都十分重视保护本国商业，
发展海外贸易。 1650年和1651年，克伦威尔两次颁布《航海条例》，
①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上册，第278 页。
① 《东华录》，乾隆朝，卷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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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打击英国海外扩张的劲敌荷兰，经过英荷战争，英国的海外贸易飞速
发展，进一步促进了英国工商业的发展。
清政府在对外贸易方面则采取了闭关政策。闭关政策产生于落后的
经济基础，清政府面对外国殖民主义者在东南沿海的侵扰，幻想关上“天
朝”的大门，以永保长久统治。但是，这种消极落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