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后承重任因对主义诚--为耀邦逝世十周年而作-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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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旗帜，要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这种情况，值得注意。
以上意见可能不当，请你们考虑。此致敬礼！
胡绩伟 四月四日
在这一事件发生的两个月后，出现了批判《苦恋》的事件。又一次显露出那些左倾势力对胡耀邦同志所处领导地位的挑战。这件事也是同人民日报的宣传联系在一起的。
作家白桦写的《苦恋》改编成电影《太阳与人》后，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这部影片描写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到残酷打击和百般凌辱。在他难以维持生存的情况下，不得不离开祖国。当他痛苦地离去时说：“我爱这个国家，但这个国家不爱我。”于是就被认为宣扬了“不爱国”的错误思想，进而上纲上线为：“不爱社会主义就是不爱国。”
一九八一年五月，《解放军报》发表了长篇批判文章，看来就要开始一场对《苦恋》的大批判运动。这篇长文给《苦恋》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帽子。甚至说：这个电影“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不爱社会主义还说得上什么爱国主义呢？”又说：“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
当时，《苦恋》这本书和《太阳与人》这部影片都被禁止发行和禁止放映，人们根本不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这篇批判文章一登，社会上以为“狼来了”、“文革”式的大批判运动又要来了，国内国外都引起震动，纷纷猜测我国的政治动向。文艺界更是议论纷纷，甚至有一些恐慌。耀邦同志要大家冷静一点，先把对《苦恋》的批判冷下来，再研究对策。可是当时负责管理思想战线的主帅胡乔木却一再下命令，要人民日报转载军报这篇批判文章。报社文艺部同志同文艺界领导同志商量，认为这篇文章带有“文革”时“打棍子”和“大批判”的色彩，不能以理服人，如果人民日报一转载，就表明中央同意他们的观点和他们的作法，所以我们坚持不转载。人民日报这种按兵不动的态度，对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惶惶不安情绪是一种安慰。当时，我们还不敢站出来为《苦恋》说话，只能说军报的文章火气太大，缺乏说服力，人民日报只能自己写一篇。
胡乔木知道人民日报坚持不转载，后台是耀邦撑腰，因而，他把这个官司告到邓小平同志那里。小平同志在七月十七日召集周扬、王任重、朱穆之、曾涛和我讨论对《苦恋》的批评问题。周扬、曾涛和我都谈了自己的意见，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暂时的胜利，就是认为《苦恋》有错，应该批评，但军报那样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是“大批判”式的打棍子的作法，因而人民日报不能转载，决定由文艺报编辑部另写一篇具有说服力的批评文章，写好后由人民日报转载。结果，这篇文章，在周扬、张光年同志的主持下，由唐因和唐达成二人执笔，文联党组经过多次讨论审阅修改，终于写成《论〈苦恋〉的错误倾向》。由于得到耀邦和仲勋同志的指导和关心，特别是得到文联党组比较一致的支持，因而各方面对这篇文章都比较满意。文章在《文艺报》十九期上发表，《人民日报》一字不改地在十月七日全文转载，使对《苦恋》的批评既达到弄清思想的目的，又避免了一场大批判的偏向。那些左倾权威利用批《苦恋》发动一场大批判运动的打算，由于文联党组和人民日报的抵制，没有变成事实。这场没有成功的大批判运动，是国内外十分关注的政治事件。
10． 一九八三年，爆发了对周扬、王若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批判，开始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问题也就表现得更清楚了。
按我们习惯的说法，这是一场路线斗争。这场斗争的特点，我以为：一是坚持左倾路线的同志总想发动一场“大批判”的政治运动；二是不仅要批判他们所内定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而且主要是为了打击、压制那些在思想理论上有独到见解的异己分子；三是每次政治运动的直接斗争对象都少不了人民日报，都是为了要完全控制这块十分重要的舆论阵地。人民日报在耀邦同志直接领导下，坚决推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路线，凡是在《人民日报》上登的进步的理论观点，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更加引起他们的忌恨；四是他们每次政治运动的更大目标，就是要动摇正确路线的领袖人物胡耀邦的领导地位，以期达到完全把他推倒下台的目的。他们认为耀邦同志是他们推行左倾路线的强大阻力，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保护人。在一九八七年推倒胡耀邦的一条主要罪状就是“保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点人物”。
乔木同志二月十六日同报社三人的谈话，剑拔弩张地批评了耀邦同志。过了一个月，三月十六日，周扬同志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宣读了论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又惹得乔木同志大为恼火。在这篇文章中，周扬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明确提出：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发展，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他特别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原理，着重提出要重视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促进“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这篇文章的精神同耀邦同志一贯强调发挥人民群众主人翁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一致的，同一月二十日的讲话精神是一致的。
这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它阐明从提出思想解放到提出人的解放的重大意义。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没有自主权，实际上仍然是生产上的奴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八亿农民刚刚从这种奴隶地位解放出来，作为真正主人地位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旦有所发挥，就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
很可惜，那几位标榜自己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却坚决反对这种思想上的解放。他们认为这也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于是他们就发动了一场对“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大批判。
批判人道主义以后不久，很快又开展什么“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这是十年内乱以后正式开展的第一场“大批判运动”，那一套极左的手段差不多都搬出来了。他们要反要革的东西很多，形势很乱，左的思想普遍抬头。当时，党中央担心，民主人士也担心，国内外都担心，以为又要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了。这时耀邦同志做了很多工作，在他的扼制下，这场“清污运动”，只搞了二十七天就勉强收场了。
十二月十四日，耀邦同志召集人民日报、新华总社和广播电视部的领导同志谈话，根据中宣部当时整理的谈话纪录，耀邦同志谈到：小平同志讲话中对什么叫污染，怎样清除，讲得很清楚，讲的是清除思想战线上的污染……小平同志这一讲话还没有发表，没有认真学习，个别地方和单位匆忙采取不妥当的措施去清除精神污染，出了一些毛病。
针对这些毛病，耀邦同志提出划清几个具体的界限。从耀邦讲话中，可以看出他们究竟在“清除”什么：
第一、不要干涉人家穿衣打扮，不要用奇装异服一词。总的说，我国的衣着还是单调的，不要把刚刚出现的活泼多样又打回到古板、单调状态中去。
第二、歌曲方面，我们提倡有革命内容的歌曲，提倡昂扬向上的歌曲。对不是淫秽的，不是色情的，没有害处的抒情歌曲及轻音乐，不要禁止，如要禁止须经过批准。要鼓励创作新的歌曲，来代替格调不高的歌曲。
第三、文学方面，所有世界公认的名著不能封闭。资产阶级作家写作的有名的小说中，即使有点色情描写也不要紧。我们要禁止的是专门描写性生活的作品。
第四、电影、戏剧、舞蹈、曲艺、杂技等，凡是中央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演，不能滥禁乱砍。
第五、节假日中，应允许青年人跳集体舞、少数民族舞，共青团要主动组织。现在暂不提倡跳交际舞，待社会风气有好转后，可以逐步提倡。
第六、对绘画、雕塑，不能禁止表现人体美的作品。考虑到中国民族习惯，可以采取逐步开放的政策，原则上不能禁止。
第七、要在初中、高中开设生理卫生课，讲生理知识。青年学生对人体构造、生殖机能感到神秘，因为缺乏基本知识。
第八、主要努力方向是从下面提出加强两个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方面的工作是大量的，非常广泛的。广播、电视的体育节目要增加。中央电视台要把体育节目办得丰富多彩。中外体育节目都有，外国的可以用，现在中国的还太少，内容要广些。大球要播，对小球也要注意。象棋比赛可以办，书法也可以办，如书法表演，怎样写字。谜语、对联都有广泛的群众性。湖南花鼓戏、京剧折子戏和侯宝林五十年代的相声都可以搞。中年以上的人对戏曲很感兴趣。相声的听众更多。举这些例子，无非说明精神文明可以搞的东西太多了。电视要办得丰富多彩。……
这个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滥禁乱反，搞得紧张混乱，党的总书记不得不出来制止，划出这样具体的界限，才把这场运动平息下来。
在这场“不叫运动的运动”基本扼制下来以后，耀邦同志还指示：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要再提了。这是在上次讲话六天以后，十二月二十日在书记处的会议上讲的。根据报社当时整理的记录是这样的：“上次关于精神污染的问题，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思想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此理论战线、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后来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工作出了漏洞：一是扩大到社会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起，造声势。后来我们刹车了，这个问题以后不提了。（万里同志插话：“我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要提了。什么‘自由化’说不清楚，以后提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腐蚀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遗毒，就很够了。”）我同意这个意见，‘精神污染’与‘资产阶级自由化’都不要提了。但也不要去批判这个提法，让它慢慢消失。正面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1．像胡耀邦同志那样一片公心，一身正气，不谋特权，不谋私利，在我们党的最高领导层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总之，如何对待人民，是一个革命党变好变坏的分水岭，是一个革命者变好变坏的试金石。为顾全大局，胡耀邦作过很大妥协，局外人看得明白，在耀邦同志难以招架的情况下，他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作过很大妥协。别的方面我不熟，就拿新闻工作来说，他的观点也有很大的后退。当然，这种后退不完全是他的斗争策略，而是他几十年所形成的老观点的复发。由于他对新闻工作方面的新情况缺乏研究和缺乏集思广益，他这些陈旧观念又沉渣泛起。在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他在书记处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新闻工作的长篇讲话，对新闻工作的性质、任务和基本要求等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的阐述。事先，他并没有征求新闻界的意见，只是在讲话以后才把讲话稿印发给少数人征求意见。看来，他事先十分自以为是，事后也不大听得进逆耳忠言。我和报社几位负责同志认真研究了他的讲话以后，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简要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不同意见。以后发表他的正式讲话稿时，有些有所改动，但好些基本思想没有改，或者改得很不鲜明，可以任人作不同的解释。现在把我一九八五年三月三日写的这封信的原稿抄在下面。
耀邦同志：
希望这封信，你能亲自过目一下。
对你二月八日的讲话，提出一些意见，可能是错误的，仅供你参考。
一、你多次反对从概念出发，从定义出发，反对演绎法，不知为什么，你这次讲话是从定义出发。我也只好先从定义和概念提点意见。
“我们党的新闻事业”，最好改为“我们党领导的新闻事业”。科学地说，党报是党的新闻事业，新华社是国家通讯社，广播电视部也是国务院的部。军报、群众团体的报，也不能叫党报。至于很多经济信息的专业报，只能说是党领导的报，不是党报。所以，最好叫“党领导的新闻事业”，或者“新中国的新闻事业”、“我国的新闻事业”、“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人民的新闻事业”。
“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如果说的是党报，那是对的。但我国一千几百份报纸，不能都说成是“党的喉舌”。严格说，军报、团报等都不能说是“党的喉舌”。民革中央的《团结报》，不能说是我们“党的喉舌”，近千种经济专业报和五花八门的小报，更不能说是我们“党的喉舌”。
“党报是党的喉舌”，这个话也不完善。“喉舌”只说明了党报的一个很重要的职能，但不是全部职能。少奇同志曾经说过“党报是党的耳目喉舌”，这个说法比较好。是耳目，就要了解国内外大事和各种信息，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批评。喉舌是代表党说话。党总是先有见闻，才能说话，才能根据实际情况订出方针政策，才能针对群众的实际情况很好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所以党报如果不作党的耳目，就不能作好党的喉舌。
说党报是党的喉舌，“党的”也只是一方面。党报不只是要代表党说话，还要代表人民说话。我们党是代表人民的，但党只是人民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不等于人民。一九三○年，我们党在上海创刊的第一份党报《红旗日报》，创刊号的社论就明确宣布：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本报是供给广大劳苦群众阅读的，它是一切被压迫的人所能了解的言论机关，成为他们自己的喉舌”。一九四一年《解放日报》改版社论提出：“使解放日报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同时也就是要使它成为天下人的报，成为一切愿意消灭民族敌人建立民族国家的人的共同喉舌。”一九五六年《人民日报》改版社论，也强调“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我们的报纸名字叫作《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武器、公共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
所以，我认为，对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如果要下一个定义，对它的性质概括成一句话，是不是这样说：“我们党领导的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二、你强调党领导的新闻事业，主要任务是向国内人民和国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这是对的，是很主要的任务。但是，我们党的政策的制订过程，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办法，制订某项政策之前，要了解实际情况和群众的意见；政策制订以后，要向群众宣传，同时又要在实践中检验，了解实际效果和群众的反映，以便使之日益完善，或者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订出新政策。一九五六年，党中央对人民日报改版报告所作的批语中说过：“《人民日报》应该强调它是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党的各种报纸，都是人民群众的报纸，它们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这个批语还说，《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