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12-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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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尊重史实而不是凭空妄言，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代表的绝对不是什么先进、进步的文明，而是愚昧、野蛮、迷信的代名词，与“向西方探求真理”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他只是借了基督教的一些名词装神弄鬼，煽动、欺骗、愚弄贫苦大众跟他造反。所谓“天朝田亩制度”，据史学家说压根就没实行过。“天下一家，同享太平”，“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只是骗人的美丽谎言而已。说穿了，宗教在洪秀全心目中最多只是造反和控制臣民的工具，他根本没有什么宗教信仰，所谓“天国”，不过是他一个人的“天国”而已。后期（1859年4月22日）来到南京的洪仁秈的确对西方文明有所了解，但一个迷信、狭隘、自私、昏庸、荒淫的洪秀全又怎么可能实行他的《资政新篇》呢？何况那时离1864年的覆灭已为时不远。
二
大致上，中国农民起义只有两种不同的结局，也就是成功或者失败的区别，而没有其他不同。陈胜、吴广——张角——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代表了失败的一类，刘邦——朱元璋等代表了成功的一类。
刘邦是秦末陈胜、吴广大起义中崛起的一支农民军领袖，史书说这个小小的“亭长”少有大志，哪是什么“志”啊？——他看见秦始皇出巡的气派脱口而出——大丈夫生当如此也！换句话说——做人就要做皇帝啊！在击败了“彼可取而代之”的盖世枭雄项羽后，他建立了第二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王朝——汉朝，西汉、东汉前后共四百多年，刘家的子子孙孙传了十几代，直到另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又起来要颠覆它，在摇摇晃晃中它还在曹操的覆巢之下存在了好多年。我们也许只记得刘邦是皇帝，而忘了他的出身——他曾是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
另一个成功的典型是朱元璋，他是一贫如洗的安徽凤阳人，做过乞丐、和尚，在元朝末年的红巾军大起义中崛起，击败了其他的农民起义军领袖陈友谅、张士诚等，北逐蒙古草原，南征云南边陲，在江南成就一代帝业，开创了明朝近三百年的基业。刘家王朝与朱家王朝可以说前后辉映，刘、朱两姓就占据了中国编年史上重要的七百年。
汉朝和明朝开国之初，确实也有过一些新气象，比如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等，但即使在他们最开明的时期也伴随着大杀功臣元勋这样血淋淋的事实。因此在他们身上我们看不到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功绩。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一个腐朽没落的王朝与一个开明能干的皇帝、一个刚刚兴起的王朝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少区别，他们都不可能给人民带来真正的幸福和自由。人民的幸福不可能在皇帝的身上找到，如果农民起义可以给我们带来好皇帝，如果好皇帝能给我们以自由、幸福，两千年来我们早就是一个民主、富强、文明的国家了。
无论是教“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的千古一帝秦始皇，还是在龙座上撒尿的宣统，两千年来多少大大小小的皇帝不仅没有把我们带入一个做人的时代，反而让我们一直跪在王权的脚下，做一个奴隶也不得。鲁迅先生在历史中读出了“吃人”两字，他把一部中国史分成两半，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诚哉斯言！
由此我想起如果陈胜、吴广得了天下，如果没有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做稳了他的大顺皇帝，大顺也和大汉、大明一样绵延几百年又会怎么样？陈胜、吴广完全可能与刘邦、项羽一样火并大杀一场，胜者王，败者死。至于李自成坐稳了龙位，恐怕连朱元璋也比不上，朱元璋在大功告成之前还懂得爱惜人才，如果不是接受刘伯温、高升等人的主张，他是不可能战胜群雄的。而李自成在仓皇离京之时、离一统山河实在还远得很的时候，就听信谗言杀了最有战略眼光的李岩，因为李岩也姓“李”，怕“十八子坐天下”的民谣应验在此“李”的身上，这样迷信、这样残忍的人，我们能指望他做了皇帝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正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只反昏君贪官，不反明君清官，难怪几千年来虽然农民暴动不断，但始终没有推动过历史进步。即使帝制崩溃之后，从袁世凯、张勋的旧权威主义到新权威主义我们都耳熟能详。
三
如果说东西方文明有什么差距，中国和西方先进国家的巨大差距首先就在这里。十八世纪美国就成功地完成了在泱泱大国建立民主制度的实践，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发生的山呼海啸一般的农民暴动，即使打着上帝的旗号，也只是数千年中国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的又一次恶性循环而已。洪秀全他们头脑中除了权力、除了美女、除了无穷的享乐，还有什么？他们所追求的就是和阿Q在土谷祠中所梦想的一切。
说洪秀全是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之一，最多只是一个已过去的神话。就算北伐成功，就算没有杨韦内讧；没有石达开出走，洪秀全进北京坐了龙廷，“太平天国”也只不过成为中国多少个朝代中的一个，在漫长的编年史上添一个洪家王朝而已。
洪、杨在未得天下之前，就如此迷信、野蛮、无道、残忍、反文化，比哪个王朝都不如。即使成功地建立起洪家王朝也只能是民族的灾难，文明的倒退。站在洪秀全他们对立面的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等，虽然捍卫了专制独裁、腐败无能、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但他们也保护了绵延数千年的华夏文明。如果让洪秀全一统天下，只会比满清政府更糟，古老的文化将遭到毁灭性的灾难。而且由于同是汉人政权，推翻起来将更费劲。当然，还没成气候就妻妾成群的洪秀全注定了是不可能成大气候的。
即使洪秀全进北京坐了龙廷，不就是中国史上多了个李自成或朱元璋吗？在根本上不可能触动千年相续的专制政体本身。几千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水浒中国，水浒是一切农民起义的缩影，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盛会就是一个绝对的等级制度的典型象征。何况他们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只反贪官，不反皇上。就算他们既反贪官，又反昏君，他们也不可能反对明君清官，更不可能在这一模式之外寻找新的出路。所以几千年来多少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没有改变什么，从政治制度、经济方式、价值观念等都没有任何变动。
四
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一脉相承，农民揭竿而起的目的无非是求生存，求做稳奴隶罢了，至多不过是个别领袖改朝换代的工具。在中国历史的上空始终回荡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也”的声音。漫漫几千年的长夜，几乎从来没人对此提出疑问，没人想过在改朝换代之外寻求新的出路。古老的农业文明到十九世纪中叶之后，虽然已逐渐走到了它的尽头，但是要真正步出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又谈何容易？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也只能出现洪秀全，洪秀全就是陈胜、吴广，是黄巢、李自成，他打着宗教旗号，创立了拜上帝教。而东汉末年的张角早就以太平道教开始他“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造反生涯，明教、白莲教等也史不绝书。
与洪秀全同时代的马克思最初曾对“太平天国”寄予热切期望。等到他了解到大量事实真相，1862年，这位思想巨人作出了这样明晰的论断——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述的那个魔鬼的in
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2〕
马克思一语中的，洪秀全追求的只是“改朝换代”。虽然他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帜，要在地上建立“天国”，但是一个“魔鬼”的化身能建立的又是谁的“天国”？洪秀全他们的所作所为早已作出了明白不过的回答。
注释：
〔1〕1912年5月，与李贻燕等的谈话，《黄兴集》第211～212页。
〔2〕转引自潘旭澜：《太平杂说》，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85～286页。
止庵的庚子百年思考
？ 林 谷
这几年，我对历史似乎有点着了迷，大部头的经典名著竟连续读了好几部（非通读），例如最近读《晋书》，就很为魏晋时一些人物的奇言瑰行感慨过。但是，在悠悠数千年的历史长卷中，有两段历史我却一直不太喜欢，一个是太平天国，一个就是义和团。尽管那个时代的英雄们被史书和文艺作品（如去年隆重播出的电视剧《太平天国》）吹得比天高，可还是一点也提不起我的劲来。因此，当听止庵说他要写一本谈义和团的书时，就不免在心里打起鼓来，止庵能用怎样的观点去看义和团呢？去年8月，止庵终于把刚刚出版的《史实与神话——庚子事变百年祭》（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给我寄来了。现在我得坦白承认，他这本花了不小气力写出的历史随笔，却被我冷落了好多天没有去看，直到有一天他在电话里问我看了没有，并说他这本书只赠送给少数几位师友（其中有谷林翁）时，我才下决心读它一读。令人高兴的是，止庵果然没有让朋友们失望，他还真的看出点道道来。
止庵并不是历史学家，但他一向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学者眼光。他在《史实与神话·后记》里写道：“我看历史，觉得史家述说起来总是放过虚幻的一面，把握实在的则要很久以后才能为我们所知道。”这句话乍听起来似乎有点玄，但仔细一琢磨，就觉得确有点道理。这里说的“虚幻的一面”，指的就是当事人的心态、动机和思维，以及最终体现的某种文化本质。多少年来，那种教导人的史书我们已读得太多，但它们大多是按照外加的政治意义去诠释历史（止庵称之为“意义的历史”），这样的文本历史实在很难反映历史深层的内涵，因而无法达到高度的真实。因为当事人在历史舞台上并不是按照后人赋予的意义行事的，他们自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动机、想法和意义在。止庵的《史实与神话》就是试图从理解义和团运动当事人的本来动机出发来揭示历史，从而成就了一部别开生面的著作。我以为，他这种研究法是对传统的一个否定，显示出一种可贵的学术勇气。
那么，止庵究竟发现了些什么呢？他对大约七百万字的史料进行一番研究后发现，这场历来被称作“爱国反帝群众运动”的义和团，却是一场最痴迷、最愚昧，也是最具破坏性的造神运动。义和团的所作所为都是在诸神的名义下干出来的，这些行为不论表现得多么惨无人道，多么荒谬绝伦，统统都是神圣的，天经地义的，他们是在打一场神对鬼的圣战。例如，在义和团的眼里，教民已不再是人，而是鬼：“遇有天主教及耶稣教均不能放过，俱以乱刀剁之，后又开膛，其心肝五脏俱同猪羊一样，尸身任其暴露，大鸟蝰吃，目不忍视。天桥坛根一带尸横遍野，血肉模糊。”（包士杰辑《拳时北堂围困，某满员日记》，载《义和团史料》）不仅如此，义和团还大搞杀人扩大化：“华人之与洋人往还，通洋学、谙洋语者、用洋货者，其间分别差等，共有十毛之目”，十毛之人，“必杀无赦”（佐原笃介、浙东沤隐辑《拳事杂记》，载《义和团》）。在盲目排外情绪的驱动下，凡是与洋字沾边的人都成了刀下鬼：“当拳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枚，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佐原笃介、浙东沤隐辑《拳事杂记》）尤为荒唐的是，义和团为了指证处死对象，还实行一种所谓“焚表”仪式，他们在街上或住家里遇到可疑之人，就拉到坛上，强令烧香焚表，如纸灰飞扬，就证明此人不是“二毛子”，可以放过不杀，如果连焚三次，纸灰不起，即被视为教民，“不容哀诉，登时枪刀并下，众刃交加，杀毙后弃尸于野，因是负屈误死者不可胜数”（仲芳氏《庚子纪事》）。此外还有一种类似“焚表”的审判方式，即“辨认十字”：“有人尝问拳匪曰，老师搜杀教民，何以知其为教民而杀之？曰，凡是奉教者，其脑门皆有一十字，汝等凡眼不能见，我等一上法，即能辨别清楚。”（刘梦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载《义和团》）这个“关、头顶十字”，不过是神乎其神的一种传闻，却作为一项检查措施在各处实行，为此，不知冤杀了多少人。总之，这一切反理性、反人道的过激行为，他们都干得那么随意，那么痛快，又那么理直气壮，其依据不是别的，正是因为他们代表神，或者干脆他们自己就是神。
过去我看义和团，多少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义和团不过是些带有朴素民族感情，很英勇壮烈，但也很愚昧迷信的普通农民，文化与他们根本不搭界。如今，止庵把义和团与一场文化冲突联系在一起，就觉得很有点意思。义和团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反洋意识，他们除了杀洋教士、烧洋教堂外，对一切洋人制造的东西（诸如铁路、电讯、轮船、西药、日用洋货等）一概视若仇敌，加以破坏。但这不仅仅是一种物的现象，而是有其深层底蕴的。止庵认为，这个“洋”字就是一个文化概念（即代表了西方先进生产方式与物质文明），站在它的对立面的义和团，就成了另一种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落后、最隐秘的那部分）的代表者。这样，就使义和团运动有了文化冲突的意义。但是，由于义和团只能采取原始的、低级的反抗方式，几乎不具备一次文化冲突的任何内涵，只是笼统地排外而已。
“忌讳系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自古有之，在义和团时期则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语言到色彩无不在忌讳之列。“团多忌讳，以拜与败同音，帮所分捐帖不曰‘同拜’，而曰‘同胜’。”“是夕败归，犹群呼大得全胜，并索得胜饼。……自时厥后，每出必败，每败必呼大得全胜，四字成口头碑矣。”（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义和团最忌“洋”字，于是，凡是原来带“洋”字或带洋味的器物一律改换名称，如洋药改土药，洋货改广货，洋钱改鬼钞，洋炮改鬼铳，铁路改铁蜈蚣，电线杆改千里杆，连东交民巷也改称切洋鸡鸣街了。更有甚者，他们还胡造新字，如改“洋”为“￥”，其意为水火交攻，改“清”为“￥”，意为扶清，做法与太平天国如出一辙。义和团就是用这种荒谬可笑的武器参与这场文化冲突的，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止庵对义和团运动无意作全面评价，对以古例今也觉得无啥意思，但对当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方式却给予特别的关注。我以为，这是他这本《史实与神话》中最有价值的地方。每个时代都有它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包括思维方式），这对引导社会朝什么方向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对一个统治集团来说，在处理国家大事上最重要的是理性与智慧，是对形势的正确分析和把握，从而作出摆脱困境、转危为安的决策来。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