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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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态与他希望在少受苏联压力干扰的情况下实施发展计划形成了尖锐的冲突。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建议恢复与苏联的谈判。1979年4月3日，外交部长黄华通知苏联大使，中国打算使1950年签订的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同时，黄华强调了中国的“一贯主张”，“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并建议“就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①题，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这样，中国主动要求就中苏关系的各个方面进行不附带条件的谈判，这与1969至1978年之间的边界谈判不同。
尽管在 70年代中期北京和莫斯科都定期地努力减少或至少控制边界的军事紧张关系，但是两国都不愿给对方的友好表示以回报。在中苏关系的原则上，莫斯科赞成比较宽宏大量甚至有点夸张的提法，但中国发言人反复表示不能接受这些提法。即使边界谈判仍不定期进行，但由于双方提出的要求和条件相互冲突，这使得他们进退两难，一筹莫展。中国的建议更为慎重和有限，最引人瞩目的是，1975年12月中国送回一架苏联直升飞机的全体人员（1974年初，这架飞机因迷失方向进入中国领空。中国外交官承认，原先对他们进行间谍活动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因此要释放他们）。但是，这样的善意姿态是罕见的，即使有的话，一般只在中等外交级别上进行，没有来自高层政治领导人的支持表示。
因此，外交部的主动做法必然反映上级的决定：即试探一下与莫斯科改善关系，或至少为更广泛地讨论国家关系开辟渠道。确切地说，这与毛去世后不久中国断然拒绝莫斯科的主动步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从60年代双方关系恶化以来，大门至少第一次微微开启了。
河内与莫斯科的关系日益密切，这可能使邓意识到，需要适当缓和与苏联的紧张关系。然而，由于经济倒退、中越边境战争以及领导层内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日益不安，邓出乎意料地在政治上处于守势，因此邓更有可能同①意那些外交措施，尽管这些措施削弱了他旨在加强与西方安全合作的计划。 ② 《洛杉矶时报》，1979 年3 月25 日。 ③ 《纽约时报》，1979 年4 月20 日。 ① 《北京周报》1979 年4 月4 日，第3 — 4 页。 ① 在1981 年初的一次会见中，邓承认“我们，包括我自己，对经济建设一直过于乐观”。引自良清国分：事实上这种通过与莫斯科谈判来稳固中国的安全情势的尝试明显带有党的副主席陈云（他是经济调整政策的主要制订者）的印记。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陈就强调中国在购买外国设备方面“必须逐步走”，明确反对《十年②发展规划》中包含的过热的建设速度。 同样重要的是， 1979年4月中旬，中国宣布恢复已去世的外交部官员王稼祥的名誉。1962年，王稼祥和陈云一道主张中国应缓和与它的外部敌人的紧张关系，以便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解决国内经济危机上。
如果中国愿意在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进行谈判，那么莫斯科似乎必须对北京的建议作出积极反应。即使谈判会引起越南的猜疑，中国愿意讨论重大问题还是明显地对莫斯科有利，因为这也意味着中美和解是不稳定的，有其局限性。但在1979年12月中苏谈判开始时，邓小平再次掌握中国大权，因此北京立刻指责苏联在谈判中缺乏诚意。事实上，邓起初可能对这样的谈判表示默许，因为他相信莫斯科在关键问题上会固执己见，毫不让步。
然而，由于那个月底苏联发动了对阿富汗的侵略，这使谈判无限期地被延期了。
甚至当邓同意进行中苏谈判时，他仍继续试探与美国发展更为全面的关系的可能性。在4月份会见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时，邓首次提出与华盛顿进行公开的安全合作的可能性，包括访问军港，购买美国武器 （包括先进的战斗机）以及 （颇具讽刺性的）在中国领土上用美国监测站以核查苏联执行武器③控制条约的情况。 邓认识到这三项建议都带有实质性的问题，并具有敏感性，特别是在《与台湾关系法》通过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邓也知道美国的政策仍继续阻止向中国出售任何军事武器。而且，中国在大量削减预算的同时不可能大规模地购买武器。但是他们的大胆建议意味着他想做中美关系中异想天开的事。美国是否认为中国如此可靠和重要，所以应向它提供很敏感的技术、甚至主要的武器设备，或至少表示它愿意考虑这种可能性？美国是否充分注意到它的战略地位的削弱，而把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看成是美国战略利益的一项重要收获，即使它使苏美关系改善的可能性严重复杂化？
邓明确表示，他愿意考虑美国向中国提供武器，但他没有提出与美国进行更具约束力的防务合作的方式。中国领导人中没有人——尤其是那个与华盛顿关系最密切的人——会感激和屈服于外国势力，特别是那个仍被指责为干涉中国内政的国家。然而，如果美国让中国获得如此敏感的技术，那么这意味着美国愿意把北京看作是一个准同盟者，同样，这也表示华盛顿不再试图在两个主要共产党国家之间实行等距离外交。
邓充分意识到他的主动做法将对当时卡特政府中激烈的官僚争斗产生直接影响。针对国务卿万斯的反对，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国防部长布朗反复要求总统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政策，并且如果西欧向中国出售武器，美国应保持“善意的中立”。由于伊朗局势日益不稳，苏联愈来愈介入阿富汗和南也门，华盛顿的观念发生了变化；1979年5月初，卡特总统向北《中国对外经济决策中的政治》，第39 页。 ② 同上，第23 页。 ③ 杰伊·马修斯：“中国为美核查《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提供便利的资料”，1979 年 4 月 20 日 《华盛 顿邮报》。①京建议，建立一种他简称为“萌芽阶段的美中军事关系”。尽管卡特政府在如何制定这笔交易的长远方针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邓有理由得出结论：
美国的政策正在朝着他所希望的方向改变。
可是，北京也似乎对苏联扩张的可能性感到真正的忧虑。由于巴列维国王被推翻后西南亚局势日益不稳，中国愈来愈担心苏联会在波斯湾和印度支那取得大的突破。中国的战略分析家一直在警告，苏联可能在政治地缘上分两路向西南亚和东南亚进军。他们断言，如果莫斯科控制了重要的战略要道和交通线，那么，它将在经济上控制西方和日本，不提中国安全的本意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北京认为没有必要让人们注意到它自身的脆弱性。邓在私下的谈话中更为直率。在邓看来，美国对驱逐巴列维的人的反应还远远不够，他怀疑美国有抵制莫斯科在地缘政治上稳步前进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不能确信美国能否被当作抵消苏联力量增长的砝码。
到11月初，《红旗》杂志评论员生动地描述了西方脆弱性的黯淡景象，他认为，西南亚日益加深的不稳定“也许甚至会触发超级大国之间的直接对抗”。令人满意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理解中国反对霸权主义战略的全球性质，但这位评论员同时又警告说，在形势要求作出更强有力的反应时，某些西方政治家仍企图与苏联修好。他得出结论，需要“采取切实措施和实际步骤不断打乱战争策划者的扩张计划，反对绥靖主义政策，在必要时对侵①略者采取针锋相对的行动”。评论员的可怕估计似乎同样针对那些仍想与莫斯科和解的中国领导人。
1979年 12月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充分证实了北京的可怕警告。1月中旬，在一篇关于苏联入侵的权威性评论文章中，《人民日报》观察员将苏联的行②动归咎于阿富汗内部的不稳定和美国人的忍让退缩。不过，这位观察员希望苏联的行动会促使西方对苏联的全球战略提出更有力的挑战。基于这种推测，美国过去的行为一直摇摆不定，但苏联昭然若揭的侵略行为肯定会改变美国的看法。正如《红旗》进一步指出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疯狂性和冒险性……得到了新的证实，再也不容人们置疑了。……那种把现在的苏联领导人说成是什么 ‘鸽派’，并把维持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这个①‘鸽派’身上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这些警告似乎是既说给国内人、也说给西方人听的。中苏第一轮谈判于1979年12月初在莫斯科结束，双方同意来年春天在北京继续进行谈判。然而，到1980年1月19日，——即苏联入侵阿富汗后3个多星期——外交部宣布北京不准备继续谈判，因为在新的情况下，进一步谈判是不合适的。某些中国官员似乎仍不愿放弃与莫斯科的谈判机会，他们认为这次入侵是一种软弱无能和孤注一掷的行为，而不是更广泛和更具威胁性的战略意图的一部分。可是这种更为温和的观点明显代表了少数人的观点。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西南亚和东南亚开始进行，它预示着“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应 ① 卡特总统的话引自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原则》，第421 页。 ① 所有引文出自评论员文章：“当前战争危险与保卫世界和平”，《红旗》1979 年第 11 期，第 53—58 页。 ② 观察员文章：“警钟敲响了”，《人民日报》1980 年 1 月15 日。 ① 本刊评论员：“反面教员在给大家上新课——评苏联侵略和占领阿富汗”，《红旗》，1980 年 1 月16 日第2 期，第46—48 页。对越南和苏联施加压力。在这种形势下，扩大与美国的合作似乎非常迫切；对苏联和解和灵活性的暗示等于向华盛顿和莫斯科发出错误的信号。
中国和南亚由于莫斯科的入侵，中国对南亚的政策变得灵活了。从60年代中期起，北京已把对南亚政策的重点放在维护巴基斯坦的安全与独立上。1965年和1971年，巴基斯坦与印度发生两次边界冲突，均败在占绝对优势的印度军队手下，但巴基斯坦却从中国得到了极为重要的政治与安全支持，其中包括大规模地重建其武装部队。与此同时，中国却不拒绝与印度改善关系。但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与印度关系的持续发展 （特别是在军事领域）以及 1971年 8月签订《印苏条约》以后，使中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更加困难重重了。此外，中美关系的和解，又使中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因苏联和美国在南亚次大陆的利益冲突而逐渐定型。由于巴基斯坦在推进中美关系和解进程中所起的神秘而又卓有成效的作用 （包括向北京传递尼克松政府最早的信息，以及基辛格利用巴基斯坦作“掩护”而秘密访华），这一格局更加稳固了。
尽管如此，北京仍抱有希望，以促成巴基斯坦与印度关系的发展，而这①在后来成了中国与新德里恢复关系的基础。 纵观整个70年代，印度对北京的评论就不那么尖刻了。两国关系在中断了14年之后，1976年双方又重新交换了使节。印度的政策不再放任扩大与苏联的关系，为新德里和北京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尽管中国领导人对这种可能没有投入过分的热情，但是，他们也不想阻止它。 1979年初，印度外交部部长 A。B。瓦杰帕伊访问了中国，这是近20年来中印两国之间的最高级接触。
然而，瓦杰帕伊访华期间，正值中国进攻越南，这使新德里很不愉快地想到了1962年北京与印度的边界战争。部分是因为表示对河内的支持，但也因为北京仿佛漠视了印度人的感情，访问还未结束，瓦杰帕伊就一气之下离开了中国。中印双方没有机会认真探讨有关边界纠纷，以取得相互谅解。改善中印关系的进程遂告中断。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使中印关系在短期内得到改善更是困难重重。新德里不愿强烈谴责苏联的行动。莫斯科入侵阿富汗，大大加剧了苏美在南亚地缘政治中的争斗，也使北京和新德里的对立形势越来越紧张。由于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北京进一步加强了对巴基斯坦的支持，既支持伊斯兰堡面对苏联潜在威胁的决心，又为阿富汗境内的抵抗力量开辟了一条军事援助的通道。为了使中印关系有可能发展，消除主要在政治和军事上存在的紧张关系，进行适当的外交往来，这些都是基本的要求，但在那个时候，这些东西都非常缺乏。
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和解的大门仍然是敞开着的，特别是80年代初，英迪拉·甘地总理开始使印度摆脱与莫斯科过分牵扯的关系。1981年4月，中国提出为改善中印关系进行谈判，北京的积极姿态促成了这年6月黄华访印。黄华的印度之行，是20多年来中国外交部长的首次访印。同年12月， ① 有关这个问题的详细情况，见亚科夫·Y。I。弗尔茨伯格：《中国的西南策略：包围与反包围》，第63—85 页。双方在北京开始了边界谈判。在这次谈判以及1982年5月中印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二轮谈判中，两国代表团都反复重申各自在边界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尽①管如此，由于没有以前的冲突，谈判中的攻击也显得更有意义。中印不太可能出现公开对抗的关系，但是，苏联不断介入阿富汗，以及印度继续关注中巴关系，严重地束缚了双方政治关系的发展。 ① 杰罗尔德·F。埃尔金、布雷恩·弗雷德里克斯：“中印边界谈判——新德里的观点”，载 《亚洲概览》 第 23 卷第 10 期 （1983 年 10 月），第 1132—1134 页。树立独立自主的形象 （1980—1982年）苏军入侵阿富汗带来了一系列的政治和战略后果。尤其是莫斯科的行动，改变了美国认为自冷战以来苏联很少“热战”的观念，并导致了华盛顿与北京关系的新的发展。当美国在对华政策上争吵得沸沸扬扬、不可开交的时候，美国国防部长布朗于1980年1月初预期访问北京，这是美国国防部最高官员的首次访华，而苏联入侵阿富汗是这次访华的决定性因素。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再把苏美关系缓和置于优先地位。莫斯科不得不为其侵略行径付出代价。卡特总统从美国参议院撤回对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的进一步讨论，对苏联实行谷物禁运，并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卡特总统还明确强调，波斯湾的安全对美国的安全利益至关重要。邓几年来的频频游说得到了报偿：
美国改变了所有关于中国安全问题的立场。同时，美国政府最终放松了向中国出口各种尖端技术的限制；美国在对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上不再维持等距离的形象了。由此，中国领导人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对美国的政治和战略价值。
然而即使在美国国防部长访华的情况下，中国的态度仍不明朗。按道理，反苏战线已把中国拖入了日趋恶化的超级大国的关系中，但中国无意介入美国和苏联之间日趋紧张的冲突。邓十分清楚，中美关系现在是苏美关系的晴雨表，中国是这一进程的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中国领导人认为，凶神恶煞的扩张主义者苏联，其威胁的矛头首先指向西方和日本，其次才是中国。①1980年，邓小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元旦讲话中表达了这种政治意图。1月16日，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召集的高级干部会议上，邓在一个重要②的政策报告中又对这种意图作了进一步的阐述。邓认为，80年代中国有三个主要目标：第一，“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
